西汉遣策“偶人简”研究

以偶人随葬,是战国以来的古代社会流行的葬俗,在遣策中记载偶人的做法,则集中于战国至西汉前期。战国偶人简数量少,记载简短。西汉前期的偶人简成为遣策中固定的组成部分,比例大幅上升,对偶人的描述也更为具体,不仅包括偶人的衣饰、职掌,更强调其身份,部分甚至载有姓名。西汉偶人简与同时期流行的"告地策"类文献有直接关系,二者组合,模仿现实中的户籍迁移文书。在这类随葬文本建构的世界中,死者在地下的生活,不只是简单的模拟,更是地上生活的延续。     

战国楚简遣策中的染织名物

战国楚墓出土的遣策所记各类器物名称中,有许多对丝织品和衣物服饰的描述.本文以楚简遣策记载为依据,结合古文献学考释成果,并与楚墓中发现的纺织品文物相印证,以期探讨辨识战国时期绢、锦、绣等织绣品种和紫、丹等染色字词及其具体用途.     

浅谈衡阳县何家皂北宋墓纺织品

1973年10月,在衡阳县金星公社福兴大队何家皂山发现一座北宋墓。墓中出土大量丝麻织物,经整理共有大小衣物及服饰残片二百余件、块,种类有袍、袄、衣、裙、鞋、帽、被子等,质地有绫、罗、绢、纱、麻等,在纱、罗衣襟残片上,还发现圆扣和     

元代织金锦服饰工艺及修复

受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的委托,我有幸负责并参加了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蒙元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朝遗珍精品展》中服饰的修复与陈列工作,在这里主要介绍展览品中对鹰纹织金锦大袖袍、鹦鹉纹织金锦辫线袍和绫地云龙织金胸背辫线袍的服饰工艺及修复的体会。一、服饰工艺及修复方法(一)鹦鹉纹织金锦辫线袍元代服装大量用金,超过以往历代。《元史·舆服志》所记的皇帝、百官质孙,就有不少用织金衣料制成。织物加金,早在秦汉以前即已出现,古籍中就有“衣金缕”的记载,材料极其珍贵。椐虞集《道园学古录》所记,金锦…     

对汉代“左衽”服饰习俗的再认识

依儒家文献记载,衣左衽者有两类:死者、夷狄之人。两汉时期,"左衽"成为区分中原人民与夷狄之人的标志。然而,根据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与画像砖,中原地区的官吏、妇人、奴仆、神仙等都有衣左衽的情况,这说明"左衽"在这一时期不是指具体的服饰特点,而应当是一种文化观念。引起汉代"左衽"的原因有:汉代尊右卑左的文化观念;军职尚左是汉代武士左衽的重要原因;受胡风的影响,汉代社会上层出现了穿胡服的习尚。     

莫高窟西魏第288窟男窟主装束及身份再探

莫高窟西魏第288窟男女窟主的形象在东壁供养人行列中非常明确,其中男窟主所穿的是襦裙服,而非袍服,拖地纱裙应为"绛纱裙",而不是"狐尾单衣"或"偏后衣"。将第288窟男窟主的拖地纱裙与多幅北魏帝后礼佛图中的服饰对比以后,发现襦裙服中带有拖地纱裙的装束级别很高,是王族及贵戚的礼仪性服饰。在整个西魏时期的供养人像中,第288窟男窟主的襦裙服是唯一带有拖地纱裙的,在北朝莫高窟的营建历史中,最有可能穿着这种服饰的人就是作为皇室宗亲的东阳王元荣。     

马王堆汉墓丧制与敛服考

长期以来,关于周代礼制中涉及丧制程序中的具体实施情况,学者们针对相关文献记载争论不休,但大多停留在文字诠释阶段,说法不一。本文以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的实际状况为例,尤其是尸体包裹情况的剖析,就马王堆墓主人的丧礼程序与大小敛时的敛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总体来看,汉初的丧葬礼仪程序与周礼基本一致,只是具体处理细节上存在不同;小敛的衣物包裹在尸体之上,大敛之服则随其他明器一起陪葬,但大敛之服不在遣策中记录,不属于陪葬的明器范畴。     

唐代戎服“櫜鞬服”与地方行政长官的军事色彩

唐代戎服“服”由抹额、袍、靴、刀、箭房弓袋等服饰组成 ,是刺史谒见观察使、节度使谒见宰相或朝廷使臣时穿的礼服 ,属于“刺史礼”或“宰相礼”范畴。穿上“服” ,不仅表示对上级对宰相对朝廷的尊从 ,也表示愿意从军事上接受指挥 ,反映了唐代刺史所具有的军事长官色彩。     

论楚汉帛画的功能与主题

帛画是楚汉时期楚文化流行地区及受楚文化影响较大地区丧葬礼仪过程中使用的一种画幡,文献中未见有对其名称的明确记载,马王堆汉墓遣策中所称的非衣只是帛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称谓。楚地帛画与中原地区的铭旌从图像形式上来说是源于各自文化系统所固有的信仰意识,由于两地在不同时期死亡观念的不同,因此帛画在丧葬礼仪中所起的功能也不相同,帛画的主题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内容表达方式。     

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马竖”杂议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遣策所列"男子明童"中可见"马竖"称谓。"马竖"身份应与服务于墓主的以养马驯马的僮仆有关。"竖"则作为指称未成年人称谓用字,在秦汉社会比较普及。"竖"又用作成年人贬称。相关现象,有益于说明当时未成年人的社会地位。     

西安理工大学汉墓壁画人物服饰辨析

通过对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人物服饰、服色及人物发式进行探讨,认为西汉晚期长安城内的中下级官吏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总是戴着标志身份地位的冠,仅裹帻巾甚至只盘发髻,所穿上衣主要为袍、襦,颜色以青、红和浅灰为主,下裳多穿大裤,颜色多为白色,男女服色差别不大,均以青、红和浅灰为主,男性多主鲜艳的红色,其次为青色,女性以青色为多,红色则相对较少。男子发式相对较为简单,在头顶梳一圆髻或扁平髻,女性流行高髻,有的在高大髻上插笄,笄之一端饰以垂梢。     

望山遣册记器简琐议

江陵望山二号楚墓遣册自题"车与器之典"[1],是墓主送葬车马与器物的记录.望山楚简整理者对遣册作了十分出色的整理[2],堪称典范.该遣册中记器的竹简有不少残断,并有缺失.记器简登记的器物,有一些属服饰之类.以下试就与服饰相关的二处内容作一点讨论.其一是关于60号简与61号简的缀合;其二是关于50号简所记"革带"、"绲带"佩饰与随葬实物的对应.     

锦绣大清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服饰(下)

<正>贵胄冠袍清朝王公贵族和文武官员在宫廷朝会及筵宴活动中,要跟随皇帝穿著礼服、吉服、行服等不同的服饰。同时,由于清朝文武品官自上而下均实行九品官阶制,其佩戴的冠帽、穿著的服装也必须按照各人官衔和品级戴用,不允许发生僭越错误。官员服饰实际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标志。清石青直径纱补服(图20)补服是君臣在春夏秋三季里举行嘉礼庆典和吉礼祭祀活动时套在朝袍外边穿着,或单穿的一种礼褂。既属于礼服,又属于吉服。清,纱,身长122.1、中腰70.9、下宽116、袖长84.9、袖口30.8厘米。     

试析望山M2遣策与青铜礼器的对应问题

望山M2出土了一批性质为遣策的竹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遣策所记的青铜礼器与墓葬出土的实物重新对应,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在器物对应和定名方面,认为遣策所记的"卵缶"同于尊缶,而"迅缶"同于浴缶或盥缶;在竹简的编联问题上,认为46号简和47号简应缀合。     

武威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出土木牍考

前些时日写了一篇关于甘肃墓葬出土简牍的短文,主要是探讨甘肃墓葬出土简牍与社会习俗的关系。经过对出土简牍的排比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甘肃墓葬出土的简牍大体以汉代为界,汉代以前(包括汉代)出土的简牍文书以死者生前用品为主,是墓主人生前喜爱之物,死后作为随葬品一并埋入墓中;汉代以后墓葬出土的简牍文书多是为了陪葬而做成的简牍,或称“遣策”、或称“衣物疏”。     

元杂剧中的服饰风俗文化遗存

元杂剧中因剧情之需要较充分地展开了元人的服饰化习俗,这里有蒙古人喜爱穿的袍、靴之类,也有汉人传统的上盖、团衫、背子、裹肚等,体现了蒙汉结合、中外交融的服饰化特征。     

辽代带式考实——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

辽代因俗而治,百官分为北面和南面两大体系。《辽史·仪卫志》记服饰制度称:"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所谓国制,就是指契丹服,宋人曾称作蕃服;汉制就是指中原地区汉人所穿的汉服。《辽史·仪卫志》记载的服饰制度,原本于《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契丹国志》和《辽朝杂礼》等典籍,由于年代久远,记录多有遗漏,往往语焉不详,甚至谬误百出。     

清帝行服叙要

清代行服,是北方游牧民族——满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服饰,不仅传承了满族服饰束身窄袖的特色,还因其要适应游牧射猎的需要,具有其他款式的满族服饰没有的特点和功能,这种方便实用的服饰,在满族曾经戎马倥偬,驰骋疆场的历史中,获得过“得胜袍”、“得胜褂”的美誉,在服饰制度作为政治制度一部分的清代,这种有军装意义的服饰,被载人清代史册。     

汉画中的汉代服饰研究

汉画中有比较丰富的男女服装和头饰。女子的服装分为两类:一是作为礼服的深衣;二是日常生活所穿的襦裙。其发饰有帼、笄、胜、耳、步摇、长。这些女子的服饰体现出其阶级性和审美特性。男子的服饰包括头饰、配饰和服装三个部分。头饰包括笠、帻、冠帽、冕、弁。配饰有绶和佩剑。其服装包括、深衣、袍、衫、襦、裙、徽。男子服饰也体现出其等级性和审美性。汉代服饰主要是受到社会环境、手工业特别纺织业的发展和新品种的传入的影响。     

“遣策”与“赗方”

考古发现在一些战国至汉代的墓葬中常和随葬品伴出有一种用竹木片作为记录材料的、写了墓中随葬品名称、数量等内容的清单。它用两种形式记录,或是编联的竹木简,或是单一的木方。它们的名称,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已认定就是“遣策”和“赗方”。然而,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所论,不当之处,敬请大家给予指正。遣策是什么样子?可以说在解放初仰天湖楚简发现以前,一直是不甚了了的,比如清朝有名的学者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卷九十七·丧具》里所附的“遣策图”,就是凭想象杜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