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连续与断裂——成都平原史前文明在中国多元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与影响

成都平原是介于四川盆地西部龙门山、邛崃山与东部龙泉山之间的一片冲积、洪积平原,面积约9500平方公里;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略微倾斜,海拔在400—750米之间,平原周围分布有小片的丘陵,从地形上看它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境内河网密布,岷江、沱江自北向南贯穿成都平原,其宽敞的河谷地带为南来北往的古代民族迁徙、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便利的通道;该区域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终年温暖湿润,四季分明,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很早就有人类在此活动,并留下了许多化遗迹。     

中国古代早期城市化进程与最初的文明

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文明诸因素的综合表现 ,也是文明时代物化的最集中概括。城市发生进程或者说城市化进程也就是文明发生、文明化的进程。最早的文明社会应该在最早的城市里出现。是城市这种凝聚的大型聚落形式 ,将发生文明的各种因素集结起来 ,最终迸发文明生活之花。城市向周边乡村的扩展与渗透 ,实质上就是文明生活的扩张     

陶寺出土乐器与中国早期的礼乐文明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为文明时代的起点确立了一个终极标准。不过,学术界对野蛮和文明社会的分界线却有着不同的解释,诸如城市、铜器、文字等等都被指为构成初期国家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文明时代是一个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的概括,有一些文明因素起源很早.     

中国礼乐文明之源——以史前乐舞遗存为例

前仰韶时期的乐舞遗存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品,至仰韶时代晚期陶鼓乐器已为少数权力阶层拥有,龙山时代以鼓磬为组合特征的乐舞遗存标志中国礼乐明的基本形成。     

中国考古学中的学术自由、政治思想正确和早期文明：关于夏——二里头关系的讨论

研究人员的社会、文化和知识的背景不同,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对考古学的解释。的确,这种情况存在于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及其物质遗存中,在谈到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1900～1500 BC）时尤其如此。二里头文化的时空范围与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部分一致。很多证据显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政治中心。     

早期古人类在中国境内的迁徙和流动

中国是早期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现最多的国家,云贵高原可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本文旨在总结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分布、早期古人类在中国境内的迁徒和流动的规律。     

马家浜文化早期的生业经济研究——以动物考古学为视角

马家浜文化早期,太湖沿岸的先民们主要通过渔猎野生动物来获取所需的肉食资源,不同聚落野生动物群构成的差异可能与聚落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先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有关。他们已经驯化并饲养狗和猪,家猪饲养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提高;水牛尚未被人类驯化,仍属野生种属;除了获取肉食外,先民还会进一步利用动物骨骼和鹿角等来制作所需的物品,有可能会利用某些特殊动物的皮毛资源。     

考古学对于认识中国早期历史的贡献——中外考古学家的互动及中国文明起源范式的演变

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对于认识中国早期历史的贡献——中外考古学家的互动及中国文明起源范式的演变》讨论的仍然是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不过这里是个案性的范式,是对当下各界普遍比较关心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历程的系统的、整体性反思。文明起源问题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热点,也是考古资料、理论方法的试金石。他概括中国考古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上大致经历了四个范式或者说阶段性认识,并从资料到方法、到理论包括观点形成的时代背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寻绎考古学进步和学术运行的内在轨迹。文中着重对从解放前的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到上世纪50～70年代盛行的中原中心说,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主流观点的多元一体说形成与流行花费了较多的笔墨。他指出,"在中国文明起源范式这个问题的讨论上,中外考古学家的互动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文化现象,也可以说这四种范式是经过中外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得以完成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说明,一种可以构成范式的学说的形成,既是时代性的标志,也必具有广博的学术与社会基础,考古学必须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汲取当时一切必要的知识与思想,方能有所进步,固步自封,最终只能使自己变成井底之蛙。     

小农经济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及特征——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三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农业社会文明。早期中国有东南的水稻和西北的粟黍两个农业起源与发展中心,而且水稻农业不断传播、扩张与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不断。但是由于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带粟黍农业开发较早,开发程度相对较高,小农经济特色较为鲜明,很早就形成了较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聚落组织。因此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粟黍农业社会反而奠定了早期华夏文明的经济基础和凝聚核心,更多地影响了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方式、演变路向与一些关键的特征。     

试论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与时间

中国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礼制文明,中国古代的国家社会是一种等级分化十分复杂的政治社会。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是都城的出现,而形成的时间,则是夏朝之前的尧舜禹时代。     

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的利手分析——以百色盆地高岭坡遗址为例

利手行为是人类进化历史上独特的运动行为,旧石器时代的许多器物都留下了古人类利手行为的证据。本文依据神经生物学和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对广西百色盆地高岭坡遗址的石制品进行了古人类群体的利手分析,现有的材料显示旧石器时代早期高岭坡遗址的古人类群体尚不存在明显的利手偏好。     

试论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与时间

中国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礼制文明,中国古代的国家社会是一种等级分化十分复杂的政治社会。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是都城的出现,而形成的时间,则是夏朝之前的尧舜禹时代。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探讨——以广丰铜钹山为例

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核心,其本质在于处理好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铜钹山自然保护区作为重要的生物资源宝库,是开展生态旅游的理想地。保护区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要以生态旅游为前提,通过建立生态旅游模式,创新发展策略,实现保护区的良性发展。     

近代化过程中的民族文化建构——以明治维新时期的“文明开化”政策为例

19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侵入,旧有的幕府统治面临着深重的危机。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中下级武士中的有识之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推翻了腐朽不堪的幕府统治,建立起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新生的明治政权在文化上推行"文明开化"政策,通过学习欧美异质文明,从而对明治维新时期的民族文化进行建构。明治维新时期的民族文化建构促进了日本民众思想的解放,为明治政府顺利地推行各项维新政策奠定了文化基石。     

中国东南地区大遗址保护的可行性方法——以江苏为例

大遗址保护一直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领域中的难题。江苏大遗址众多,文化内涵丰富,目前保存的大遗址均不同程度地遭受着各种因素的威胁,尤其是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由此形成了江苏大遗址保护的地域(东南地区)特色。近年来,江苏通过古城墙、明祖陵、扬州城遗址、青墩遗址等成功的保护实践,及休闲绿地型、城区系列博物馆型等大遗址保护的尝试,探索出法律保护、规划保护、准则保护、过程保护及利用保护等管理和技术并用的可行性方法。该方法也将对东部沿海人多地少、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

清朝末年,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颇为流行,博得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的推崇。作为国粹派的主将,刘师培能够接受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影响,承认以华夏族为代表的中国人种、文明自西方巴比伦而来,显然基于多方面因素。政治上,此说有助于作为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刘师培以及国粹派中人实现他们排满复汉的奋斗目标。学术上,此说与他们“借西学证明中学”,从而使国粹获得一种相对普遍的价值的主张相吻合。究其实,这反映出他们的一种两全心态——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获得国际认同。不过,两全心态同时也带来了两难困境。因为在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不易两全。刘师培等人1907年后放弃此说,就在于他们无力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     

生态文明视野下生态城市建设研究——以西安为例

生态城市的理念是对原有的城市建设模式和发展方式的一种反思,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西安生态城市建设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需从培育广大市民的生态文明观、生态规划先行、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生态产业、建设生态城市保障机制等方面做出路径选择。     

《尚书·甘誓》与“失礼则入刑”——以早期文明中的社会治理为视角

关于《尚书·甘誓》的研究虽汗牛充栋,然其背景仍比较模糊,有澄清的必要。有扈氏应不是甲骨文中的东方异族,而是夏之同姓;伐有扈的时间应发生在夏启之世,而非夏禹和夏后相之世。夏禹时曾出现的五星聚,给今人思考《甘誓》的背景带来一定启迪。所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应是说有扈氏对夏启鼓吹的灵异天文现象不予认可,并否定了夏启执政的合理性。所谓“天之罚”,并非夏启借“天”之威滥杀无辜,而是强调有扈氏自绝于“天”,在氏族部落中行杀伐之事为万不得已,这和中国早期国家的血缘温情是吻合的。夏商周时期强调“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氏族部落内部秩序的维系以“德”与“礼”为主,讨伐同姓的事非常罕见。《甘誓》反映出周人的夏史观,流露出“失礼则入刑”的思想倾向。     

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

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突发式”的产生,以及乡村棉织业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时期,棉纺织业成为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的“两栖”行业,成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二元模式的典型。二元模式中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互补,但互补构成两者间关系的主导面。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过渡具有渐进性和渐近性,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必须抓住这个规律,坚持走移植与嫁接并举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宗族社会与地域文明——以安徽贵池南山刘氏宗族为例

明清民国时期,安徽贵池南山刘氏宗族是一个典型的聚族而居、族有祠、宗有谱的宗族社会,宗族建设所馈留的文化遗存较为丰富,体现在古墟落、祠堂、民居及文化建设的典籍和艺术珍品等方面,反映出中国传统宗族社会聚落一方、营建一方的一般态势,也折射出宗族社会与地域文明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