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为什么“一边倒”——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的毛泽东“为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一边倒”,高岗问题也是影响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决定的重大因素等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边倒”是新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1958年，全民写诗忙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苏联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超英赶美”的目标。当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个大跃进”时,毛泽东颇为赞赏地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关于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演变阶段的历史考察

“超英赶美”是毛泽东在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发展变化的特征,可把其划分为提出、号召、降温压缩、二次膨胀和终止等五个阶段。     

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

“三项指示为纲”是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邓小平以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纲,在毛泽东本人和周恩来等的支持下,与“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领导整顿取得极大的成功。可是,在全面整顿即将展开之际,毛泽东对“三项指示为纲”又予以否定,并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研究这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对全面认识毛泽东、邓小平,对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很有意义的。毛泽东提出三项重要指示的经过及其意义…     

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研究

毛泽东早期在政治上就具有强烈的参予意识,并显露出惊人的才华和独到的见解,他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认识和由此提出的种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方面。(一)忧国忧民的参予意识——“五四”前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思考毛泽东青年时代就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自勉。他的忧国忧民参予意识首先体现在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1、“积弊甚深”的国民性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一条线"外交战略的研究述评

近1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毛泽东“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成因、内容、历史作用及局限性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考察,提出了一些较有新意的看法。西方学：术界的这些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外深入研究毛泽东外交战略和新中国外交史,对当今中国学者深入研究毛泽东外交战略和新中国外交史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到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关于毛泽东新中国国营经济性质思想演变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只是掌握了中国革命的部分领导权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中国革命的全部领导权。由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就转变成为初级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这一理论转型的中心环节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理论,这时也转变为西柏坡时期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理论。按照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我国建国初期将实行的,实际上并不是延安时期所设想的以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是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导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毛泽东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还是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经济”。这就是近半个世纪来人们普遍地误认为这种经济制度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底,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访苏联。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关心地问毛泽东,“你回国之后,你本人对苏联有什么需要的地方。请尽管提出来。”当时中国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意味着对西方关上了大门,这样的决策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同盟国。中国需要苏联的援助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想到了一件事,举举酒杯,对斯大林笑笑说：“我们对苏联的帮助是衷心感谢的,我的需要么,今天不谈,再说。”     

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在 2 0世纪 60年代发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对于中国历史的向“左”走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开展社教运动 ,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开始的 ,但在毛泽东提出在全党宣讲两个十条后 ,阶级斗争被放到了第一位。而后刘少奇视察大江南北又提出了反右倾 ,使社教运动再升温。与此同时也引起了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使社教运动曲折复杂起来     

《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

《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谁,甚至曾误传为毛泽东。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塑像和像章

在“文革”中,中国美术界几乎所有没被打倒或批判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和几乎所有的美术门类及艺术手段、方法,都参与了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美术创作活动。在美术作品中宣传和歌颂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建国以后就更多了,然而真正达到高潮则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从官方的正式报纸到民间的红卫兵美术报刊,以及在红卫兵美术展览中,毛泽东肖像创作成为主潮。毛泽东塑像在“文化大革命”中,遍及中国城乡的巨型毛泽东塑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非在《“忠字化”小忆》一文中描述:当时,不光是人人胸前要佩…     

李先念与毛泽东二三事

战争年代毛泽东就称李先念是“我们的青年英雄”。解放后,李先念从湖北调到国务院任财政部长,就是毛泽东之意,李先念不负众望,从外行变内行,被毛泽东誉为经济工作的“四大名旦”之一。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反冒进”及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不赞成左倾冒进,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是他仍向毛泽东直言粮食短缺情况并尽力解决。请看《李先念与毛泽东二三事》一文。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期的成才之路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和工作达八个多春秋,湖南一师在多方面培养了青年毛泽东,为毛泽东后来领导中国革命走上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是在湖南一师工作时从事早期革命实践工作的,他从湖南一师出发走上中共“一大”,湖南一师也因为毛泽东等一大批革命志士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巧送斯诺赴陕北的牧师董健吾

1970年的金秋10月,毛泽东同美国进步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进行着亲切的交谈。这是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访华了。“我十分想见一见我尊敬的朋友王牧师。许多年了,不知王先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斯诺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王牧师?!”毛泽东闻之微微一怔。“噢———就是35年前护送我秘密赴陕北苏区采访的那位王牧师王先生。”斯诺见状忙补充道。其实斯诺提出要见“王牧师”,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60年,他以作家身份来华访问,国庆节时他受毛泽东的邀请参加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并到中南…     

浅论毛泽东与“八大”路线的改变

浅论毛泽东与“八大”路线的改变晏晓明“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①“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②刘少奇与周恩来的这种评说,道出了毛泽东是八大路线...     

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

1938年,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一年,也是中共党史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共召开了意义深远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不可撼动的最高领袖地位,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此王明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离中共中央核心机构渐行渐远,经过延安整风彻底出局。所谓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上被说成毛泽东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根据传统说法,所谓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基本形成,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称“二个一切”),主要表现在他与国民党谈判时,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建立国防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待遇和统一作战计划和行动”等;过高估计国民党、蒋介石,宣扬国民党是“中国一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主张以抗日与否来划分敌友,不赞成关于国民党有左中右的划法,提出应以抗日和亲日为标准等。本文根据历史档案,认为这段时间,不存在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基本策略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原则上的分岐。他们的主要分岐在三个方面:(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二)组织上王明闹独立性。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常凌驾党中央之上,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三)毛、王政治上的歧见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将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定罪为右倾投降主义是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形成的。     

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轨迹

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过程。从第一次会谈的停战三原则到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解决各项议程的整体设想到后来的“一动不如一静” ,反映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同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长期的军事和外交交织着的斗争过程     

中共中央三代领导集体与中国工业化

50多年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过程中,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以苏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得失成败,成功地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进一步完善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理论,走出了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马克思主义分配观在中国的实践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公平分配观的建立是对人类社会旧有的公平分配观念的革命性变革,是收入分配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分配观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提出只有首先解决“均”的问题,才能解决“富”的问题的思想。但由于操之过急,毛泽东的“均中求富”变成了绝对平均主义,中国人民的生活走向了低效率和共同贫困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针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收入分配状况,在探索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过程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比较落后的国情,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之上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毛泽东一生熟读史籍,具有深厚的历史学素养。建国后,毛泽东关心历史科学的研究,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高度重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指导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倡百家争鸣,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参与了相关的史学论争,并影响和左右着论争。但是,所谓的“史学革命”、“文革”史学也受到了毛泽东“左”倾错误论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