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奏折制度浅论

奏折作为官员的上行文书为清代所独创。顺治帝有感于题奏本章存在的缺陷,在小范围内试用了奏折,康熙帝在位期间将其推广到地方及中央高级官员,雍正帝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奏折,清代奏折制度在雍正朝基本确立。     

清代的“早朝”──御门听政的发展及其衰微

清代国家的政务处理,主要体现为文书流转和朝会议事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康熙朝形成制度的御门听政,是清前期重要的朝会,最先每日举行,各部院上呈题本、奏本,内阁上奏折本,皇帝阅后进行商讨。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强调文书机密性的奏折制度兴起,题本地位下降,沦为寻常事件的奏报。题奏本章由原有的皇帝先阅、发下内阁票拟,变为先呈内阁票拟、交皇帝批准这一模式。与此同时,处理奏折时召见军机、部院轮值制度也逐渐兴起。这使得御门听政的必要性大减,留给御门听政的时间也随之减少。乾隆朝之后,御门听政次数逐年锐减;到同治帝即位后,御门听政制已完全停止。     

清代四川人口统计制度新探——以省志所载人口数字①为中心

利用府州县志、《赋役全书》、人丁题本以及民数谷数奏折,本文分析了清代四川三部省志所载人口数字的来龙去脉,揭示了清代四川人口统计制度以"户"为核心的特点,并对文本中"户"的不同术语作了解释和分类。     

清宫奏事处职掌及其档案内容

奏事处为清代皇宫中内廷机构之一。自从清代康熙朝以来,王朝大小臣工凡属奏报个人或有关他人事件,或机密事件,均用奏折。这种上报文书,不象上报例行公事的题本那样是由通政司衙门代转,奏折则是通过奏事处直达封建皇帝面前。上达皇帝的运转过程中有下列手续:奏事处分外奏事和内奏事。其最高一级长官为御前大臣。内外奏事处组织是:外奏事     

清代“奏折代替奏本”考辨

正奏折作为清代文书制度中最具特色的文书种类,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无论是奏折的起源、制度的改革、文书格式以及文书价值、史料价值等,相关学术成果颇多。在论述其文书价值时,有一个论断作为重要论据,时时为学界诸家所提及,即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皇帝谕令废除奏本,由奏折替代。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故撰写此文以辨,并求正     

光绪帝朱批述评

奏折是臣工向皇帝报告政务的一种文书,中间不经任何人开拆直达皇帝。清初奏事,本公事用题,私事用奏,后因奏折既机密又能速达,故而改题为奏。奏折经过皇帝用朱砂调色之红笔批示后,称朱批奏折。光绪朝奏折现存于世的约计18万件,其中2.3万件保存在台湾,已于1973年影印出版,全套16开本26册;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汉文光绪朝奏折约15万件,其中朱批奏折约10万件。这些朱批奏折经过4年左右的编辑,采用了较先进的影印方式出版,名为《光绪朝朱批奏折》,全书共120册,是反映光绪朝历史状况的第一手材料,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清代奉天牛马税探赜

清代奉天牛马税是东北地方史和东北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由于资料匮乏,学界对此尚未展开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以及相关文献,对奉天牛马税的税目、税则与税额演变及税收考核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勾勒其税务制度流变与发展线索.     

已刊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正误

康熙朝奏折是研究清史特别是研究清代奏折的珍贵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组织有关专家学者 ,对之加以系统整理并对其满文奏折进行翻译注释 ,分别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为名刊印行世 ,无疑是对清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两书中的翻译错误 ,拟题不确及目录排列错误 ,编年错误 ,对于内容重复条目、衍文、脱文未作处理及注释错误 ,非康熙朝奏折、朱批而误行收录 ,本属康熙朝奏折而脱漏或窜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者亦所在多有。于此试为论列 ,以与翻译、整理、编辑上述两书的专家学者商榷 ,并求其是     

从《江南禀稿》看奏折处理中的弊端

奏折是清代独创的一种官方公文,是高级官员向皇帝请示、报告政务的主要文书。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公务文书,都是统治者实施统治政策的工具,自然地产生并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奏折文书亦不例外,从它开始作为一种官文书使用,就鲜明地表现出它自身的特点和活力,成为清统治者的有力工具。奏折文书自康熙中期开始使用,最初仅是皇帝的亲信,用来密告下情、请安问好,与皇帝私相往来。至康熙后期,奏折开始被推广使用,逐渐取代了题本的主要功能,而成为官员上报政务的主要文书。当这一文书制度逐渐形成并扩大使用之初,在撰拟、封发、呈递,以至批、转、办、结等种种环节上,都具有堪称最为严谨、慎密的规定,其程式简便,传递亦迅捷。它的使用不仅是清代文书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尤其对清代皇帝的集权政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50年来清代奏折制度研究综述

奏折制度,是清代特有的一种官文书制度。奏折,亦称密折、折子、奏帖,作为臣工直接上奏给皇帝的上行文书,虽与清代以前各朝代臣工上呈给皇帝的奏章、奏疏等有一定的联系,但学界普遍认为它是清朝特有的。清朝灭亡后,奏折制度也被废弃。随着大量密藏深宫的奏折公诸于世,奏折特有的史料价值很快为学术界所认知,并被用于对清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近5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清代的奏折制度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许多问题上,仍存有很大的分歧。因此,就近50年来的有关研究进行评述,对我们总体上认识清代的奏折制度,继…     

制度定型与思想张力:嘉道时期对“壅蔽”问题的讨论

从制度的发展过程而非静态的视角来看,嘉道时期是清代言路制度的定型时期。文书从题本到奏折,中枢从内阁到军机处的重大转变,决定了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地位。士林由此切入批评"壅蔽"问题和言路制度,坚持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功能,君主则将言路问题归罪于士大夫的私心私利。制度与制度思想共成一体,从清代言路的制度思想来看,"前代法意"与"本朝法意"之间又存在张力,相反相成,形塑了清朝的言路制度体系。     

谈京内奏折的处理及朱批、录副奏折的构成问题

<正>有关清代奏折的研究,学界已经比较深入,主要关注奏折的起源及奏折制度的演变及内容、特点、作用及评价1,但仍有未尽之义,比如奏折的进呈与传递,奏折的批阅,就还有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通常所知的奏折处理程序并不能涵盖全部奏折的处理方式,京内奏折与外折的处理方式就很不一样。本文拟对京内奏折(内折)及其处理作一探讨,并由此引申分析,论述朱批奏折、录副奏折的构成——即内折与外折的数量及比例,兼及军机处在奏折处理中的位置与地位     

试述光绪朝西陵林木管理

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陵寝林木的管理。本文依据光绪朝硃批奏折等清官档案,概述了光绪朝在西陵设立专门管理林木的机构以及制定严格的管理程序和奖惩措施,更有充足的经费保障,从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虽是以维护皇权为目的,也有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     

清初各边疆大臣奏折底稿

[按]本书是清乾隆年间毓奇、福康安、鄂辉等大臣奏折底槁抄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原书共收奏折底槁五件,这里只选三件,对研究清代前期政治、经济和清王朝的统治政策有一定价值。毓奇在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四年任清王朝漕运总督。这期间,他多次具折陈事。这里所选的是他众多奏疏中的一件,对我们认识清代前期的潜运有一定帮助。福康安等《请募熟番补屯丁并陈善后诸事疏》是在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失败后,上奏乾隆帝的。奏疏的要旨在于“习戎事,除奸民,清吏治,肃邮政”《清史稿·福康安传》。因此,这件奏折对我们了解清…     

康熙雍正时期捐纳考析

对清代捐纳制度的考鉴性研究,当首推许大龄先生1947年在燕大的硕士学位论《清代捐纳制度》。清代官员的引见履正和题本书对捐纳行为每有记载,本试图利用雍正朝引见官员履正和题本等相关资料对康熙、雍正时期的捐纳制度作番考析,以为许的释。     

乾隆朝书院运行实态探析:以宫中档为中心

<正>清代书院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学界对它的研究,就史料来源来讲,主要是书院志、碑刻、地方志和文集笔记等。《历史档案》2012年第3至4期连载了韩永福先生编选的《乾隆朝书院档案》。该批专题档案史料,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和上谕档,起自乾隆元年正月初八日,下至乾隆六十年八月十一日,对于研究清代书院史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学界迄今尚无集中利用该批档案的研究成果发表。本文拟依托该批档     

玉田、丰润二县雍正四年改隶永平府之推证

有关清代玉田、丰润二县由顺天府改隶永平府的时间,清代史料即有六说,传至今日更莫衷一是。已公开的清代档案为找寻改隶时间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先是通过雍正朝雨雪奏折,确定了二县改隶时间当在雍正三年(1725)七月至雍正四年十一月之间。继而通过《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之吏科、户科奏折,判断出二县改隶时间当在雍正四年二月之后。     

清史编纂中档案的整理和利用

档案的整理和利用是清史编纂工程的基础。目前,中国大陆约保存2000多万件清朝档案,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近代史所收藏了清代档案70多万件,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大英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俄罗斯历史档案馆等也有约3万多件的清代档案。其中,康熙中期以前的许多档案是满、蒙文,康熙到乾隆前期有相当多的是满、汉合璧。清代的中央档案,特别是大宗的内阁题本和宫中朱批奏折是研究清代社会国计民生、庶政刑名各方面的重要原始资料。因此,清朝档案的整理和利用应贯穿于清史编纂的全过程,换言之,这一工作是清史编纂工程前期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     

光绪帝亲政前的习批奏折探析

朱批是清代皇帝对奏折给出的处理意见,具备行政命令之效,也是皇帝大权独揽的直接表征。按理,只有在位且亲政的皇帝方有为奏折进行朱批之权。然现存清宫档案显示,光绪帝在亲政前5年,就开始用朱笔批示奏折。比对《随手登记档》、《清实录》、《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文献可知,这些朱批并非如之前学者推断的那样,是慈禧太后的手迹,它们出自少年光绪皇帝之手。然而,这些朱批并无行政效力,它们是光绪帝在翁同龢、孙家鼐等帝师的指导下,为成年后亲政进行的所谓"习批折"的政务训练。这种训练起自光绪八年(1882),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帝亲政为止。奏折内容,包罗官制、农业、外交、教育等诸多方面,在难度上由浅入深,朱批内容,反映了光绪帝早年的教育实况,也提示着日后他思想的部分源头。     

《汉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题跋者“老木”考实

《汉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是备受清代金石家关注的珍品,如今其上题跋累累,其中有一则跋语落款为“老木”,之前未见有详细论定此题作者身份者。本文综合年谱、诗词、题跋等各种记载,比对书迹,考证“老木”即清代金石学者瞿中溶的晚年自号,《华山碑》长垣本上这条题跋是道光十七年三月七日,刘喜海在苏州请瞿氏所书;进而揭示《华山碑》长垣本在清代中后期的流转及其背后宦学交游之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