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正>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     

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正>史学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术,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深固的传统。降及晚清,随着传统社会走向衰败和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史学的发展也日益陷入困顿：观念的陈旧、视野的局促、方法的凝固和社会功能的明显缺失,无不在迫其展开一场革新自救,以应世变。以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涌起为启程标志的近代化转型,便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最初虽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等围绕着“西化”还是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建设思路展开过争论,但争论的结果,“西化”派显然占了上风,并由此成为史学近代化的主流路径。西方学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表征,不外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意史观,力求摆脱对宗教神学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理性,破除蒙昧主义,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树立“无征不信”的治学规则。循此路径,“新史学”把“史学革命”的重点首先集中到改变旧史观念方面,即反对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及其史体、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主张以西方进化论认识整个历史,提倡用近代民主价值观臧否史事人物。这也是梁启超全面批判旧史学的基调所在。但也应看到,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之...     

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中国史学与近代报刊在学术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19世纪初报刊传入中国,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未臻成熟,必然要向中国传统学术吸取养分,且近代报人多有史学学术背景,由此形成近代报刊史家办报的特点。本文拟从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史论及良史等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浅论吕思勉的史家修养观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毕生专事历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在现代史学史上,他是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一并推重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思勉史家修养论的核心是求真的思想,亦即传统的“直笔”、“直书”的精神。吕思勉认为只有绝去名利之念,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他认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为学术而学术,而应该具有时代责任感,关心社会现实,立志改革社会,积极为社会贡献心力。     

简析经世史学思想的嬗变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它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如《文心雕龙·史传》所言：“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因此,中国历代史家多好以治史致用、治史明理、明治国安邦之理为己任,将经世致用奉为最高使命,并将其付诸实践。本文拟按其发展的几个阶段对史学的经世思想进行阐释。 一、传统史学的劝惩鉴戒功能 从夏、商、周到鸦片战争以前,史学被誉为兴盛不衰的“显学”,受到了历代君主帝王的高度赏识。它之所以这样兴旺发达,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它能…     

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

我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我国史学的特点是: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连续性;传世的历史文献十分丰富;历史编纂形式的多样性;重视人事、重视经世致用的社会性。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近年来我国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造诣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关注史学发展趋势,关注有倾向性的史学现象,促进中国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关于19世纪中国史学历史意义的思考

19世纪中国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传统史学的终结,亦同时标志着近代史学的开端,是中国史学新陈代谢的交会点和转折点,并为20世纪初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社会思想领域,19世纪中国史学还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虽在西学东渐的强力冲击下失去了主流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血脉上的延续与发展。从章学诚到刘咸炘,呈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自省式的演进路径。刘咸炘阐释了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六经皆史、记注与撰述等问题与范畴的论述,这些心得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亮点和底色。刘咸炘还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坚守了中国本位的史学立场。刘咸炘承袭章学诚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衣钵,堪称"续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中又有"匡章"之义。刘咸炘提出的"察势观风"已突破了章学诚史学的固有疆界,在近代史学史上自成一派。"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引起了内藤湖南、钱穆、蒙文通、齐思和等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以北大史学系与国学门为依托,从学科体制方面积极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他们一方面秉持章太炎具有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缘此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弘扬了章太炎“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从《华阳国志》看常璩的史学思想

《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它不仅记载有从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今西南以及陕甘鄂部分地区古代史地、人物的丰富内容,而且在书中高扬起了“大一统”、“民本”、“旌昭仁贤”等旗帜。这源于作者东晋时著名史家常璩高远深邃的史识。常璩不仅在书中高扬“大一统”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为促使国家统一,作出了实际贡献;又在门第森严之际,倡扬“以民为本”,呼吁“选贤任能”。这些无疑超越了时代的拘囿。《华阳国志》正是融汇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精神,蕴涵了中华民族“民生民本”、“选贤任能”的传统,而发出流光溢彩。     

论章士钊的调和史观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章士钊提出了调和史观。该历史观认为,“调和”是差异协同与对立统一,是宇宙运动的基本规律。正是社会各因素“调和”的作用,社会历史运动呈现承续性、渐变性、循环性的特点。从调和史观出发,章士钊主张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做到宽容与妥协。     

论永嘉事功学派的史学思想

永嘉事功学派是南宋浙东史学的重要分支 ,在史学思想上具有经世致用、经史并重、求真务实等基本特征 ,对当时以及后世史学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试论布罗代尔的历史比较思想——以初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为讨论中心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是布罗代尔的代表作之一.为了契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作者几次修改这部著作,改动最大的当属1966年第2版,其中删除了1949年初版时带有地理决定论的内容.对比法文1949年与1966年版,特别是从删除的"结论:地理史与决定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布罗代尔不仅表达了历史学是一项科学的事业的理念,而且从四个方面即不同时间和空间、不同时间相同空间、相同时间不同空间以及唤起回忆等阐释了一种历史比较思想.这种历史比较思想为其后来的整个史学思想搭建了一种带有社会决定论的框架.     

张衡地动仪的发明、失传与历史继承

地动仪的发明和失传存在深厚的社会背景.悬挂物对地震的良好反应是诞生科学思想的物质基础.地动仪是对天然验震器的发展,张衡不仅在利用物体惯性测震上,也在检测和记录地震微弱信号上有技术创新,成功测到公元134年12月13日陇西地震.天诫观念把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混为一谈,导致张衡晚年和地动仪的悲剧.仪器可能失传于东汉末年,当时发生了洛阳大火、毁铜铸钱、京师搬迁、人口剧减和灵台被毁等极端严重的社会混乱.张衡的科学思想和实践对现代地震学的起步发挥过思想启迪作用.对地动仪的研究需要开展科学实验,学术观点的统一只能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     

张之洞调和满汉思想述论

满汉矛盾是制约清末政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革命排满思想的激荡和清廷对汉人的疑虑。张之洞指出。废除歧视性的政策和法律对化解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社会稳定、共同抵御外侮具有关键作用，并将其视为改革成功的基石。     

章学诚的史意与史料观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喜史学,而后以治史为己任。曾修方志多种,《史通义》和《校雠通义》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赞日：“其所《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近几十年来,对章学诚及其作、思想等研究可谓达到题无剩义的地步。今不揣浅陋,就章学诚的治史与史料思想作一浅论,敬请方家指正。     

章太炎历史观析论

以1906年《俱分进化论》发表为标志，章太炎的历史观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章氏经历了从价值的绝对主义走向价值的相对主义的心路历程。本文试图对章氏历史观发展的主要脉络及其主要特色作一探索，并揭示其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历史、哲学基础

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从道德和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以经验事实审时度势,在深一层次上强化了外交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从历史与哲学的理念出发,以现实主义实力论、地缘政治学和势力均衡观来通观审视,力求构建一种美国主导下稳定的世界秩序——“美国治下的和平”。基辛格的外交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机智与魄力。作为一个外交思想家,基辛格以宏阔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个人阅历化合成为对历史和现实深邃的洞察和敏悟,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论范晔的史学思想

范晔以系统的、整体的思想审视历史 ,又以发展的、变易的观点看待历史。他从正统思想出发 ,把东汉王朝看成是因应天命的正统政权 ,以民本思想论评东汉史事 ,以儒家伦理评判东汉的历史人物。范晔的史学思想是极为广泛的 ,与汉代史家相比 ,其史学思想的伦理性更加突出。     

张昭远与五代史籍

张昭远是五代时期才、学、识兼备的史家,他参预了多朝实录的编纂,这些实录成为后人撰写五代历史的基本资料;在《旧唐书》的修撰中,张昭远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