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历史命运论纲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没有统一的儒学;19、20世纪亦不例外。展望儒学未来,应该以儒门各派近200年间在中国的际遇为基础。     

“竖儒”“腐儒”“鄙儒”的来历

“竖儒”“腐儒”“鄙儒”的来历张燕欣中国古代称学者为儒，有＂博洽多闻，时称通儒＂之谓。因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叫儒学，故对崇信孔子学说的人称儒生或儒士。儒生也泛指一般的读书人。《论衡·起奇》曰：＂能说一经者为儒生。＂人们称赞学问精粹的儒生为醇儒；称赞学识...     

儒家八派嬗变探因

儒家八派嬗变探因吴学琴《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之死也。有于思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是最早的关于儒家衍变为八派的说法。此外．八派之一的苟于在《非十二子篇》里，也对旁门之儒作了抨击，斥为贱儒，牵...     

古史儒化现象探析——以井田制、禅让制为中心

先秦儒家以古史传说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先秦古史的思想学说。经过逐世层累,一些传说被当成历史事实,儒家的相关主张也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剥开儒化古史,可窥见先秦古史的本来面目;透过儒化古史,先秦儒家的思想特质亦可得以展现。剖析古史儒化现象既可寓儒学思想研究于古史之中,也可为我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研究开辟新路。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中国的主体文化一儒学一程朱理学,在欧洲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一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一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菜布尼茨创立欧洲实践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衡·刺孟》所“刺”

孟子是孔儒的杰出再传,但真正荣光孔儒的则是西汉醇儒董仲舒。他的别出心裁的“天人三策”,赢得的效果是汉武帝接受儒家独尊、百家罢黜的建议。皇帝的绝对权势,铸定了儒术的绝对地位和绝对价值——“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汉书·董仲舒传》。绝对真理化身的儒术,既应当独擅布道之神坛,更需要主宰经国之大业。以儒为政的最佳方案无过于以儒为官。“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汉武帝率先垂范,滥筋明经取土,设太学,立博士,课对策…··于新旧老少孔儒学人脚下展拓条条通往魏闭庙堂的罗马大道（“自武帝立五经博土,开弟子员,设科射…     

麦积山藏"报恩科仪"儒释孝子事迹考及相关问题

“报恩科仪”是佛教报恩道场仪之一,融合儒、释孝道思想于一体,集佛教经典、儒学伦理孝道观而成,基于中国传统孝道思想,而宣扬佛教“大孝”思想,进而以做道场的方式宣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产物。麦积山所藏的明代写本《报恩科仪》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对于研究佛教报恩思想的演变、南北佛教的交流以及麦积山周围佛教道场的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科仪”中所提到的儒释孝子共70多个,选自不同的古代文献和佛教典籍。     

中唐思想家与儒学复兴

唐朝时期,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形成。虽此时儒学式微,但实为儒学发展的承上启下。中唐儒学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成为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儒学的复兴是宋明儒学复兴的基石。中唐时期的重要儒学思想家韩愈、李翱发展了儒学,柳宗元、刘禹锡推进了儒学,他们成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先驱,为中唐儒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代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时期,但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奠基时代,它以海纳百川的勇气,百花争艳,造就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的春天。中国的正统文化——儒家文化正是在此时正式出现。儒家学派始祖孔子的故乡在山东曲阜,这里在公元前11世纪即春秋时期是鲁国的都城,当年孔子曾在这里著书讲学。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因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化中的显著地位,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     

中国传统和平思想论丛

中国传统思想中存在着丰富的和平思想,历史上产生的儒、释、道三大派和平思想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为此,南京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传统和平思想论丛》,共分三册,为《儒学和平思     

“儒以诗礼发冢”释义

儒学在《庄子》的语言世界中占有特殊地位,孔子及其儒家常常成为庄子批判、嘲讽的对象。在《庄子·外物》篇“儒以诗礼发冢”寓言中,儒者被塑造成盗墓者的形象,诗礼成为盗墓的依据。它通过“发冢”的讽刺性场面,颠覆了人们对儒学及其价值信仰的观念,发人深思。     

王学及其现代命运

王学或阳明学在现代中国,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在儒学备受挞伐的时代,作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王学,却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青睐,一度有跃居显学之势,成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最后一座高峰。王学的这种独特命运,同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脉络密切相关,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王学在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推崇者当数蒋介石。他在自己的回忆中说:“王阳明     

张廷芳家族的礼仪实践：明初泉州儒学的社会史考察

14世纪下半叶,伴随元明易代而起的“重建礼制”运动,深刻影响了近世中国文化。欲了解此过程,除关注王朝的顶层设计外,还应从地方社会自身的逻辑出发理解明初礼俗改革。通过张廷芳家族祭礼改革,可以看到彼时泉州儒学的民间实践,它们与官方推崇和推行的理念不完全一致,其实质是使用本地儒学传统来凝聚乡族联盟成员的认同。从宋元到明清,泉州经历了从“文化多元”向“文化霸权”时代的转变。不过,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在泉州的命运不是一个线性的“儒”进“佛”退的过程,泉州的“文化多元”始终以它特定的方式存在。     

经义求真与古史考信——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

经义求真与古史考信——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邵东方自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之后,对于儒家经书的诠释在中国学术史上便形成了一个连绵不断的传统,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清人顾炎武说：“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学,今通谓之注。”①从历代经师对儒...     

胡适之《说儒》研究史(1934-2014):评述与展望

《说儒》既是胡适最重要的学术著述之一,又体现了1930年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以及儒学研究史的新走向。自从1934年《说儒》发表以来,相关论争和研究几乎从未停歇,从而成为民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上的一大公案。有关《说儒》的零星议论从其发表之后便已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则始于1949年后。现在看来,海内外的多篇相关论著,均各胜擅场,其本身亦成为当今中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尚无法回答诸如胡适晚年仍坚持的《说儒》出现后中国上古文化史需"从头改写"的信心自何而来、《说儒》现实关怀何在及其本身的多重意涵等问题,此或亦是《说儒》及其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     

胡适与儒学

胡适与儒学杜蒸民胡适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也就是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胡适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归纳提出者。但是,在晚年,他又宣称“并不要打孔家店”①。究竟胡适是反孔还是尊孔？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和意义上理解他的“打孔家店”言论和行动...     

一代儒宗——马一浮先生的家史补订

梁漱溟先生誉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先生,是浙江省文史馆第一任馆长。他的家史扑朔迷离。滕复先生写的,2007年8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代儒宗——马一浮》根据马一浮自述中“明以上世系不可考”一句,就对马氏的家史不作考证,这对了解儒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现今在介绍马一浮先生文章中,其家史一段都没马一浮先生自述清楚。更有甚者,1995年12月,由高文德先生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竟将“一代儒宗”马一浮收入该辞典中,定马一浮为回族,这更是毫无根据也是不负责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 误解及其他

学术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当做一次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误解。五四新文化派所反对的不是儒学, 而是礼教; 他们所要打倒的也不是儒学, 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儒学的态度是 “评判的态度”, 也即是一种历史的态度。五四新文化派并没有把儒学当做一种死去的东西而抛弃,而是力求用新方法来阐释儒学的现代意义; 他们也并不是要废止儒学, 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     

佳作赏析《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由黄俊杰先生13篇论文集结而成,讨论的问题相当集中：关于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的探讨,和对中国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身体”思维的研究。细细读来,犹如前朝故臣谈事论心,温雅沉实,余昧深长。余冠英视黄俊杰先生为海外“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或许并非偶然。儒学传统之所以历经世变而能保持活力,不断创新,当然与历代儒者不断地出新解于陈编之中有关。这种对儒学的诠释与再诠释,构成了东亚思想史的重要现象之一。作者特别注意近千年来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区儒者对儒家经典或概念之重新解释,如在德川以降日本特殊的时空脉络之中,整个日本社会都受到儒学文化的深巨影响,故近世日本汉学思想史上有所谓“和魂汉才”、“神儒一致”、“华夷变态”的讨论。这既显示出长时段的（跨越千年）、跨国界的（中日韩等东亚地区）思想史研究的宏阔视野的可贵,也在对东亚国家的文明演进模式与互动机制的探讨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长,以此为基础对东亚思维方式与特质的研究就相当有说服力。     

当代新儒家“儒学人文主义”说刍议

在近几年来的思想文化“研究热中”,当代新儒家的“儒学人文主义”说正在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新儒家认为,传统儒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既是熔铸中国历史文化的生命大流,又是酝酿中国现代民主科学的源头活水;中国现代化必须走“返本开新”的演进路径,通过弘扬这种精神来挺立人的道德主体意志,以“内圣”之力来开拓出现代民主科学的新“外王”。本文试对此说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政治理想作一质疑和剖析,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和同行。一在传统儒学中,是否象新儒家所说的那样,包蕴着一种自主意识、尊严理性、人格平等、天下为公的“人文主义”精神呢?所谓“儒学人文主义”是否象新儒家断定的那样,是对“人性、人伦、人道、人格”的大力扬播和“全幅肯定尊重”呢?回答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