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肖万才与“共舞台案”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反日高潮，但南京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公然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１９３２年７月１７日，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由“上海反帝大同盟”及“上海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淞沪停战协定联合会”出...     

中国钱币学会召开2000年全国秘书长工作会议

（本刊讯）中国钱币学会２０００年全国秘书长工作会议于４月１８日至２１日在上海召开。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夏立平、秘书长戴志强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傅祖蓓到会致贺。 会议回顾了１９９９年的工作,根据学会常务理事会的决定,２０００年工作的指导思想确定为“抓住时机,开拓进取,提高素质,服务现实”,并依此安排了本年度的工作要点。会议讨论了“钱币学会秘书处工作条例”和“中国钱币学会组织发展工作办法”,这两个文件将在讨论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后下发执行。会议要求各地钱币学会在做好学术和普…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再探讨——国民党中央与济案后反日运动关系辨

济南惨案后国民党领导了各地民众的反日运动,但这种领导是被迫而为之的。国民党中央考虑,与其放纵民气,使善于发动民众的中共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或因压抑民众致使民心丧尽,不如把反日运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在反日运动的前期,国民党对各地反日运动有所协助,但更多的是控制和敷衍;《济案协定》签订后,由于日方的压迫以及对国内局势变化的考虑,终于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打压了下去。国民党中央应对反日运动的手法粗糙,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其反帝立场已大为后退。     

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发还”探析——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为例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对占领地华资工厂实施"军管理",采取攫夺拆卸、"合作"经营、租赁变卖等形式使民族工业遭受重创。1940年3月,为配合成立在即的汪伪政府,昭彰"日中亲善",共建"东亚新秩序",日本决定"发还"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至1943年7月28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等140家华资工厂历经日方公告、国民政府阻扰、汪伪督促等曲折后,先后解除"军管理","回归"中方。但究其实质",发还"只是日方经济统制与政治占领的另一种延续,华中沦陷区各"军管理"工厂并未因此而"重获新生"。具体到大生公司,其"发还"的坎坷历程,背后暗含着鲜为人知的势力折冲、日汪等多方势力的各取所需及"军管理"工厂的艰难求存。     

上海“三反”,我为舞女喊冤

1948年夏天,我从日本押运一艘被劫收回的商船,以及“甲午之战”时被掠夺的一对大铁锚,安全返抵上海。在扬树浦码头,受到记者群的簇拥摄影,热闹了一阵。当时上海几种报纸都有专题报道和照片刊出:那艘商船已被日寇改为运输舰,编号为“L00-1”,据说将由上海市商会查找原主发还;“甲午之战”的大铁锚,重约1.5吨,作为文物,将在“豫园”(南市城隍庙)展览厅收存。当时的上海,正是“三反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余波荡漾的时刻,我由刘××的介绍,充任《时事新报》晚刊的代理主笔,以此为基地,我立即投入“三反”战斗,写了几篇社论从事宣传…     

执行力决定新一轮房价调控效果

继“国十一条”、“新国十条”后，10月份，全国各地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抑制房价运动。深圳、上海、广州等重点城市相继出台新的房价调控政策，     

秩序的重建：抗战前期江南东路的民众武装、地方党组织与新四军

淞沪会战后,以无锡梅村为代表的江南东路地区经历了社会秩序从崩溃到重建,进而重构重塑的历史进程。其间本地民众、地方党组织及新四军正规部队先后于不同时段参与其中,交互扮演了各自相异的历史角色。民众最初依靠宗族、血缘等关系,借助保甲、团练等组织,以“自卫保家乡”为号召创建各类武装系统,走上“半军事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党组织在东路沦陷近一年后进驻梅村,依托其组织优长、理论优势,以灵活的统战策略嵌入以民众武装为支柱的地方权势结构中,力图重构以“抗战”为主题的基层秩序框架。1939年5月,新四军第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在梅村与地方党组织相互配合,在共同作战中对地方武装展开正规化整训,强化基于“抗战共识”的地方新秩序。但限于敌后复杂的斗争形势,“江抗”在收编民众武装过程中未能妥善处理各种内外矛盾,被迫率领包括民众武装在内的所有部队仓促西撤。此举不仅破坏了作为沦陷区支柱的地方武装系统,还导致东路的秩序重建出现重大波折。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维新派近代民权学说的历史演进

维新派“民权学说”和西方“天赋人权”学说有理论差异。民权学说没有把“民”上升到“人”的高度 ,也没有提出财产要求。但维新派对改造民众做了巨大努力 ,酝酿了十九世纪末的民众教育和民众改造运动。戊戌后民权学说有了新特点 :“民”的概念有了质变 ;民权不再是“议事之权”的狭小范围 ;接受了西方民主观念 ,使国民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意义     

居廉水墨杂花册鉴考

"居古泉先生是承前启后一位大师,岭南三家初得新技法,合居氏画风影响创出新国画。此册是居氏神来之笔。虽未署款,审定为晚年精品无疑。吾曾见居氏花鸟册不下十余件,但未有及此者,近兄以重金购藏,可宝也。壬申五月、善深。"这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杨善深先生在居廉《水墨杂花册》中的     

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

夏民族从颖河流域和汾河下游发展到伊洛平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生境的不断优化而步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王都,从而开启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先河。二里头城市文明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夏文明的跃进。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展》的陈列设计

新乡市博物馆搬迁至原平原省委旧址后,利用旧址主楼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其中<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在展室面积、展线长度及展室结构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精选青铜器103件,内容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铜镜三大部分,展示了青铜器在国之礼仪、国之战争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出新乡市博物馆的文物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混乱,呈多元化货币发行的格局,但在各种主体发行的货币竞存中,乡村底层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即县乡纸币,是最独特的一种。笔者有幸参与由戴建兵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的编写,有机会对石长有先生等人收藏整理的民国时期县乡纸币有较全面而又直观的了解,其中经商会注册或由商会直接发行的纸币尤为引人注意。     

《孔子诗论》二则试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九简反映孔子对德的崇尚。第二十六简则见出孔子 反对隐逸。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 1958

The author defines satellite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uting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or cities. He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ir functions,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 of satelli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oviet city planning.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the Russian term gorod has been translated as city, and poselok gorodskogo tipa (urban-type settlement) as town.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生年之发现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向来不为绘画研究者所重视,只因其曾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奉命而举荐王翚（1632-1717年）主绘《康熙南巡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与孙岳颁（1639-1708年）主编《佩文斋书画谱》、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王原祁（1642-1915年）先后主持《万寿盛典图》而进入绘画史的视野,故其生平资料现存甚少。《清史稿》将宋骏业小传附于乃父《宋德宜传》之后,曰：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