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

最近见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在“大事件”篇中有一节“沙甸事件”的记叙,读后引起我尘封了三十多年的回忆。我在“文革”后期,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原单位不久的1975年7月下旬一天中午,所在单位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来办公室找到我,告知要我代表单位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     

“我”在古代不是“我”

古代的“我”与现在的“我”意思相差十万八千里。《说文解字》上说：“我,古杀字。”“我”在古代指的是一种短兵器,盛行于商至战国时期,秦以后逐渐消失。     

非走不可的弯路

在青春的路口,曾经有那么一条小路若隐若现,召唤着我。母亲拦住我：“那条路走不得。”我不信。“我就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你还有什么不信？”“既然你能从那条路上走过来,我为什么不能？”“我不想让你走弯路。”“但是我喜欢,而且我不怕。”母亲心疼地看我好久,然后叹口气：“好吧,你这个倔强的孩子,那条路很难走,一路小心。”     

“文革”教训应继续探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我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     

蜜蜂和蚊子(苗族)

太阳落山了,一只蜜蜂只顾采花,来不及飞回去,只好落在一块石头上歇宿。过了一阵子,一个蚊子嗡嗡地飞来问蜜蜂:“你是哪个?”“我是蜜蜂。”“你在这儿干什么?”“来采花蜜,天黑了赶不回去,只好在这儿过夜。”“怎么?天黑你不能飞行么?”“不能,我没有夜行的本领。”“呕!我的本领比你大,我夜里也能飞行。”“你又为啥也落到这儿来了?”“我好久没有吸吮到人的血了,肚子饿,飞不动了。”     

黄胄赠我三幅画

黄胄同志给我画过一幅中堂,是他经常画的题材：新疆妇女和一个女孩骑着毛驴,从“巴扎”归来,一位维族老汉在后面赶毛驴;天上有两只春燕剪柳,人和景物都异常潇洒,后有一首小诗。题款写的是：“大为同窗存念……”许多同志看过此画都问：“你和黄胄同学？”我说：“是的。”“是在美院吗？”我笑了：“不是,我是画盲,还能上美院？”“噢,那一定是华北联大,黄胄在美术系,你在文学系。”我说：“我和黄胃是在莲大同学,可不是成仿吾任校长的那个联大,我们是莲花池的莲大同学。”1956年,整个文艺界开展“反胡风”的学习,当时,军队…     

简帛上的奇观

“闲话”书法史,我是十分着意于“闲”的。在我,此为闲中话旧,在诸君,此可助以遣闲。彼此都在写与读中,得一快乐。何况,以千言之文述史,挂一漏万,事所不免,我所努力去做的,只是“挂”上那不可“漏”的“一”去生发闲话。     

我在左,你在右

“小心——”一只手紧紧拽住了我的手,一声呼唤牢牢牵住了我的心,是璐,她微笑着,握着我的手,说:“我在左,你在右。”两个女孩在街对面望着车辆来往不息,静静等待着。“走吧。”璐伸出左手,就像大姐姐般为我拦住从左边涌来的车流,拉着我过了马路。“过马路,一定要小心!”璐轻轻地叮嘱着,我转头,报之以感激与会意的微笑我是个有些粗心的孩子,所以,璐总会像姐姐般保护着我,就像过街,她从不忘呼唤我“小心”,从不忘站在我左边,从不忘为我伸出左手。“××——”一声沧桑中透着焦急的呼唤,虽然     

康克清印象

1984年夏秋,我抽空去北戴河看望在那里休养的父亲张仲实。一天上午,父亲对我说：“康大姐也在北戴河,好多年不见了,我要去看她。”在中国谁不知道“总司令夫人”康克清!我陪父亲去看“康大姐”,几分仰视,几分好奇,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康大姐”。     

令人眼花缭乱的帛书和简牍书

“闲话”书法史,我是十分着意于“闲”的。在我,此为闲中话旧,在诸君,此可助以遣闲。彼此都在写与读中,得一快乐。何况,以千言之文述史,挂一漏万,事所不免,我所努力去做的,只是“挂”上那不可“漏”的“一”去生发闲话。     

二苕

“二苕”是我的小名,是母亲起的,说起这个名字好养。我不懂“好养”是什么意思,母亲说“好养”就是不生大病,一生平平安安,一句话就是为我好。我为有这么一个“好”名字欢呼雀跃。所以,幼儿园的小伙伴叫我“二苕”时,我很开心,“喂喂”地应得清甜。随着渐渐地长高,我明白了“二苕”不是什么“好”名字。“苕”跟“傻”是同义词,“二苕”就是“二傻”。我有这样的名字,太没面子了!我对叫我“二苕”的同学提出严正抗议,可你越在乎人家叫得越来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跟首恶者大干一仗,一直闹到老师那里去。老师支持了我,在班上下了禁令,方…     

一次成功的教育

去年11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看书,孩子一进家门,就大声喊道:“我明天秋游,给我钱买东西去。”我故作没听见,连头也没抬。“快给我钱啊!天黑了,东西就买不到了。”孩子一连说了几次,见我还不理睬,就跑到我身边,说:“爸爸,给我点钱吧。”孩子的语气缓和了许多。“我听见你说了,可我不知道你在叫谁呀,你又没叫‘爸爸’。”“爸爸,给我点钱吧。”孩子摇着我的手笑了。“说的还不对!”我也笑着对他说。“怎么不对?这次不是     

我所知道的胡可

一次,在饭桌上与胡可、杜烽边吃边聊。我忽吐出一句杂感,说：“京剧有点怪,有时故意往别字上念。比如,常把‘脸’念成‘减’。”杜烽接过去说：“不,我小时候上学,老师就教我们念‘减’。”胡可听了,很不屑地“哼”一声说：“什么你的老师!”杜烽见他这样,马上睁圆眼睛：“我的老师,怎么了?”胡可把脸再沉一沉,才说：“你的老师是个戏迷!”我“噗”地一声,几乎把饭喷在桌上。     

燕莎——平民百姓的乐土

一天,在宿舍楼的电梯间遇到一位女邻居,眼前一亮:嗬,一向邋邋遢遢的她怎么突然间光彩照人啦?不禁脱口而出:“你今天真漂亮！” 她得意地说:“我这身时装是在燕莎买的！” “一定挺贵吧?”我问。 “我买得起贵的吗?才两百多块钱。” “真的吗?我以为要五、六百块呢。”     

《史记》所用“我”字说

在阅读《史记》的《纪》、《表》、《世家》等部分时 ,常能看到诸如“秦伐我”、“魏败我于……”之类的句子。我们都知道“我”字是代表的某一诸侯国 ,但称“我”应是春秋战国当时人的语气 ,司马迁作为后人写《史记》 ,理应直呼国名 ,但他用“我”字 ,显然不合逻辑。不少学者以“我”字为司马迁作书时所依据的旧史原文来解释这一现象 ,其实这一说法很难成立。本文即是对此现象作出另一种解释 ,并进而对《史记》的部分资料来源作出一种推测     

接亲调(普米族)

“你已来到珊瑚玛瑙成堆的地方,家中的老人对你有什么嘱咐?”“珊瑚玛瑙做的装饰品最美,要我背一萝回家装饰新娘。”你要的是什么颜色的好马?”“紫红玉顶马我也想要,我还要一匹快脚的小红马。”“你已未到珍珠成串的地方,邻居们对你有什么嘱咐?”“串串珍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要我选一串回家挂在新娘胸前。”“我家有火红膘壮的好母牛,你要的是什么颇色的好牛?”“火红膘壮的牛我也想要,我还要一头力气大的小公牛。”“你已来到银子闪亮的地方,亲戚们对你有什么嘱咐?”“闪亮的银子是值钱的东西,要我背一袋回去买田买地。”“我家厩里关有雪…     

忆“农民水利土专家”路银

我和被群众誉为“农民水利土专家”的路银,相识于红旗渠工程开工的1960年。 那年夏季的一天上午,我在悬崖上除罢险,下落到离地面六七米高的时候,一个正在搞测量的人把我叫住了：“喂,同志,你帮个忙怎么样？”我回答说：“行啊,你说吧!”“你帮我在石头上画个记号就行。”说着,他让我用绳子将一把尺子吊上去,然后根据他的指挥,用红漆在石头上画了个点儿。     

我为毛主席拍“内片”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内片”是怎么回事。那是28年前,我奉命为毛泽东拍摄“内片”……1976年5月初,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内片”摄制组。我突然被任命为上海“内片”摄制组导演。当时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这一任命,不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使我的同事们都惊讶万分。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干将”、“大毒草作者”,遭到抄家,在“五七干校”度过3年,然后则去“深挖洞”———挖防空洞及做煤渣砖。这样的“臭老九”,怎么可能去拍摄“内片”呢?在当时,所谓“内片”,也就是保密性极高的影片。进入“内片”摄…     

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厄运,成了这数十万“分子”中的一分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陈歌辛先生,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同学”（在改造农场里,“分子”们是不能称“先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