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花点叶 动静相谐 周之冕二件作品

菊花鹌鹑图在讨论明代花鸟画时,早期美术史论家习惯上将边文进、吕纪的黄筌体、林良之写意派和周之冕的钩(勾)花点叶派相提并论,认为这三个流派是构成这一时期花鸟画的主流,后来的美术史论者大多沿袭了这种论点。虽然也有个别的专家提出明代花鸟画系统应分为以杜大成、陈粲、陈遵等为代表的写生派、以边景昭、吕纪、陆治、孙隆、孙克弘、李辰等人为代表的临古派、以林良、陈淳、徐渭为代表的写     

李晓明的水墨花鸟画

花鸟画中的水墨和小写技法都从元代开始流行,以明代早中期宫廷画家林良、吕纪和吴门画派沈周、文征明等人的不断发展,到明代中后期的陈淳、徐渭,终于完成了向水墨大写意的飞跃。     

林良、吕纪生平考略

林良和吕纪是明代宫廷画家中以花鸟画著称的两位大家,他们各自创立的水墨写意和工笔设色花鸟画风成为明代宫廷花鸟画中最具影响的两派(图版二、三),追随者众多,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然而,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其他历代宫廷画家一样,记载甚少。出自文人之手的画史,传记或其它史籍都不甚重视这批为皇家服务的职业画家,记述俱只有寥寥数语,而且时有舛误。他们本人以画为业;又极少留下诗文集,应旨所画的作品,也很少署有年款或题上诗文。因此,对他们的生平经历和创作     

百花呈瑞——清代花鸟画综述

花鸟画,自中晚唐兴起之后,一直为宫廷画苑所垄断,成为帝王贵胄表现其雍容华贵的富丽气派的手段。所以花鸟画基本上与文人画风马牛不相干,直到明代前期,还主要是皇家之专属。但到明代中期,文人画势力越来越大,一些画家也把画笔尝试着伸向这个未曾染指的领域。如吴门派诸大家,他们的花鸟画从一开始显示出与宫廷画的明显区别:简洁、潇酒,有着浓郁的笔情墨韵,文人意趣盎然,一望便知与吕纪、林良辈之院体水墨花鸟大相迳庭。此风一开,文人花鸟画就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周之冕的勾花点叶派和陈淳、徐渭的水墨写意派。尤其是后者,开大写意之滥觞。     

明人《十同年图》卷初探

明人《十同年图》卷是描绘明中期大臣李东阳、闵珪等十位甲申进士同年的一次雅集的群像画,创作于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年)。它是历代雅集图的继承和发展。画面生动地再现了孝宗朝精英朝臣的群像。明孝宗以仁政和善用贤臣享有盛名.其统治时期是明代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期,“甲申十同年”是当时官僚体系中的中流砥柱.此图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外.此卷为闵珪家藏本,后人提到此图为宫廷画家吕纪所作.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试作分析。     

西安碑林藏吕纪《九鸶图》石刻画辨析

吕纪是明代颇有影响的宫廷画家,尤以院体花乌画著称于画史。西安碑林所藏明万历二十一年左史出资镌刻的吕纪《九鸶图》石刻画,即说明吕纪在明代院外影响之大。但是,作为御用画家,吕纪的作品不可能流落在同时期的民间,通过与传世吕纪作品的对比分析,也可发现其画面构图、款识、印章等皆不相符。此石刻画应是吕纪传派的摹品,左史镌刻此画意欲借吕纪花乌画的影响和警世作用,宣扬其父左思明“谨礼法、敦信义”的处世思想。     

翠叶丹苞斗晚霞 2015年沈阳故宫博物院藏花鸟画艺术展(上)

中国的花鸟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自中晚唐兴起之后,一直到明代都为宫廷画院所垄断,成为帝王贵胄表现其雍容华贵的富丽气派的手段。明中期,随着文人画势力越来越大,一些画家尝试着花鸟画创作。如吴门画派诸大家,以简洁、潇洒、充满文人意趣的风格,显示出与宫廷画的明显区别,与吕纪、林良辈之院体水墨花鸟大相径庭。     

承前启后多姿彩——明代花鸟画概览

明代是中国绘画鼎盛时期之一。其绘画沿着元代已呈现的变化继续演变发展。此时画院恢复,文人画方兴未艾,流派众多,名家辈出,不同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画坛呈现一片繁荣兴旺景象。其中花鸟画艺术具有较高的成就,不仅形成了多种风格样式,还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明初,宫廷画家孙隆对徐崇嗣所创设色没骨法进行改进改造,名重当时;宫廷画家林良、吕纪的花鸟画对明代画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中期,"院体"与"浙派"的衰微,吴门画派领袖沈周等对传统花鸟画的题材、笔墨皆有发展,对晚明"白阳""青藤"影响颇大。     

董其昌的画禅说与山水画——兼谈董其昌《山含不尽意》卷

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卒于明毅宗崇祯九年(1636年),他字玄宰,一字元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上海松江)人。他是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华亭派”的主要代表,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他与莫世龙、陈继儒、赵左、顾正谊等所谓画中九友,在吴门派和浙派相继走入式微之际,推陈出新,独树一帜,扭转了画坛的颓风,董其昌在其中又是领袖人物。董其昌少年时即负盛名,家中富有,好书画,并以书法名垂海内。神宗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曾做太子太保等职。精鉴赏,富收藏,曾收藏过董源四幅山水《潇湘图…     

富丽堂皇与笔墨意趣并行的明代画风——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明代花鸟画作品赏析

<正>明代绘画承袭宋元画风,特别是受到"元四家"绘画的影响,文人画创作自始至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明代中期,画坛上开始出现具有领袖地位的绘画大师,形成几支具有重要影响的绘画流派,并深深影响到明晚期和有清一代的画坛,即文人画、院体绘画和浙派绘画,其中院体绘画与浙派绘画是明代早期最具影响力的画种,对明清绘画艺术有重要的影响。院体绘画以林良、吕纪的花鸟画,吴伟、     

以三件作品管窥大写意花鸟画的精神内蕴

<正>花鸟画成为独立学科是在唐代时期,最初出现的花鸟画是以写实、写形为主,宋代院体画中的珍禽瑞鸟等题材为此类花鸟画的代表。进入元代,由于受统治者的压制,消极、避世、隐居思想笼罩文坛,花鸟画一改宋代绘画"刻意求工,妙在赋彩"的风格,转向以纯水墨抒发其内心情感的绘画风格。由写实性逐渐向写意性过渡发展,写意花鸟画成为画坛主流。可以说,大写意花鸟画的写意精神开始于元代,形成于明代。在近代的吴昌硕、齐白     

《筹海图编》与明代海防

明代中叶以后,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加以朝贡贸易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海上贸易飚兴,促使中国人海洋疆域意识强化。当时以《筹海图编》为代表的著述,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标志为中国东南海疆版图之内,归入防倭抗倭之海防区域,这表明明代海洋疆域的观念与岛屿的历史主权已经紧密相联。     

明代林良枯木雄鹰图的接笔修复

林良,明代著名宫廷画家,弘治间供奉内廷直仁智殿,官锦衣卫指挥,以擅画花鸟著称。林良的花鸟画,延承南宋画风,工水墨写意。取材多是各类禽鸟及古树枯木、寒塘芦荻等山野江湖景色,以表现大自然中的野逸之趣。构图壮阔,用笔沉着痛快,水墨淋漓,充满激情。开水墨写意画之先河,是明代院体花鸟画变革的代表画家,亦是岭南画派的始祖。一.林良"四时花鸟大中堂"的去霉修复     

宋徽宗墨笔花鸟画初探

一个画家艺术风格的形成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本人的气质。作者认为,宋徽宗墨笔花鸟画的渊源,一为五代兴起的以徐熙为代表的江南花鸟画派,一为宋代中叶兴起的文人士大夫画风。因此,宋徽宗以特有的文人情怀致力于其他文人画家所追求的江湖之思、林泉之趣,但又因其特定的帝王身份,其墨笔花鸟作品仍带有雍容的气貌而缺少荒远之境。值得注意的是,徽宗将文人情趣引入宫廷绘画,改变了宫廷绘画历来的富丽倾向,其墨花开元代之先河。     

清代内府铜版画刊刻述略

铜版画作为外来画种于明万历年传入我国,但明代尚未有制作。清代内府刊刻的铜版画始于康熙五十二年,终于道光年间。清宫铜版画不仅开中国这一画种之先河,且以其工程浩大、镌刻精细、印刷考究在版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以往的研究者多侧重于其艺术风格的研究,对其创作过程、年代、品种数量、作者、工艺等较少涉及。本文以相关的文献档案和实物资料为依据,就清内府出资刊刻的铜版画的数量、版本、刻工等问题一一考述。     

“六书”转注研究的历史回顾

六书中转注一书由于许慎的定义简略、例字关系复杂而迄今无有定论。从唐代开始《说文》之学成为显学之后,历代研究转注者众多。其争议的焦点有二:转注是造字之法还是用字之法,转注是一种什么造字之法或用字之法。宋元明时期用字之法说分形转派、声转派、义转派,造字之法说则以杨桓为代表。清代是转注研究的高潮时期,用字之法说除前述几派外,又产生了互训说、义转音近说、引申说等;造字之法说则以郑珍父子为代表。现代研究者认为转注是造字之法者众,但仍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明宋应昌《全海图注·广东沿海图》研究

《全海图注》是明代海防史上一部重要的海防地图,图中所隐含的许多资料信息,为现今传世文献不载。其中的"广东沿海图"记录了明代中叶从正德末到万历初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几件海上事件及学术疑案,如葡萄牙人来华贸易的"番船澳"和"番货澳",中葡"西草湾"之战的地望问题,"濠镜澳"之名出现的最早时间,澳门开埠后最早华人村落的建立,明代广东海盗的盛行及其治理等问题。通过对此图的研究,将上述重要事件和史实挖掘出来,将为我们对于明代中叶广东海上中西交往及沿海海防增加新的认识,对于早期中葡关系史及明代海防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现存最早的泰州志

万历《泰州志》是现存最早的泰州志,虽然是残本,但仍可看出它十分重视民生的特点。这是受泰州学派影响所致,也是地方志发展到明代的必然结果。     

林良《苍鹰图》

明代宫廷花鸟画在明中期宣德到成化、弘治间大为发展,内容丰富多采,风格多样。有的花鸟画家在继承宋代院画基础上,突破陈规,大胆创新,形成了以简炼富有高度概括性为特色的"写意画"。林良是这一时代写意花鸟画家的代表之一。林良(约1416—约1480年),字以善,南海(今属广东)人。是与吕纪并负盛誉的明中期花鸟画家。他善于描绘禽鸟飞鸣宿食等各种不同姿态。经常画的题材为鹰、雁、孔雀、锦鸡等以及山石、枯树、芦荻之类。能放纵笔墨,挥洒如意,不求工而见工,不蕲秀而含秀,多得真趣。     

明中期吴门文人花鸟画之新变——以花果杂品图为例

明代中期,吴门地区流行一种较为特殊的花鸟画题材—花果杂品图。这种包含花卉、蔬果、禽鸟、虫鱼等内容繁杂的长卷与册页,与宋元以四君子题材为主流的文人花鸟画相比有了明显变化。本文试图通过花果杂品图与感官相联系的新现象,来探讨此时文人花鸟画在审美观上的变革。本文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通过梳理宋元文人花鸟画的历史,分析文人花鸟画从宋到元在题材上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但主流是象征文人品格的四君子题材,潜流是元代出现的品类较多的墨花墨禽;第二部分,通过吴门文人的作品和诗文,具体分析花果杂品图所绘内容与人的感官—眼、耳、口、鼻的紧密联系;第三部分,通过此时吴中文人闲居的生活方式,分析花果杂品图与感官紧密相关的原因是文人们对自惬之意的追求;第四部分,通过分析花果杂品图传达的新的审美观,阐明文人花鸟画的审美变革—从四君子的"清雅"到花果杂品图的"闲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