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

宣布独立后,为构建独立的行政体系、文化解释系统与培植独立的国家意识,平衡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安南经历了数百年的探索。在行政方面,主要仿效宋、明的机构设置,建立类似于中原政权的行政管理系统。在文化方面,安南陈朝尊周孔而贬朱程,通过批判元末明初的理学思潮,彰显其独立的文化性格。但经历明朝管治30年后,黎朝统治者以"文化认同"策略,承袭了明朝的文化伦理价值,健全其儒学教育体系与科举考试制度。在国家意识方面,安南统治者通过创造喃字、使喃字官方化以及编撰国史等,逐步培植独立的国家意识。在安南的统治者看来,安南与中原王朝同属于文化中国的一分子,双方是独立、平等的兄弟国关系,是华夏体系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铁质钱币与兵器的原料——从铁钱成分探讨宋代铁制品的质量

<正>北宋自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国至公元1127年灭亡,一直受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和金的威胁,战事不断。宋王朝初期,政府尚能勉强维持与这些入侵少数民族在边界上的军事平衡,但到了北宋后期,帝国的两位统治者宋徽宗和宋钦宗竟被掳走,接踵而来的是北宋政权的终结,这似乎与宋代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地位不相称1。当然,北宋政权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而且复杂的,但仔细考察北宋的社会状况后,发现存在很多对维护王朝统     

《宋武帝传》评介

正宋武帝刘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虽出身底层,却亲手终结了东晋政权并创立刘宋,从一名低级军官一跃而成为南中国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在晋宋之际的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张金龙教授所著《宋武帝传》2020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付梓,收入该社"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该书以刘裕为中心,将其置于晋宋鼎革历史大背景之下,客观呈现彼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变局与南北方军事斗争过程,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刘裕传记。该书正文共十五章,兼有结束语及附录,     

宋时隐士成为独立阶层的原因浅析

宋朝是中国文明的巅峰,由于统治者不断发展教育、完善科举取士制度而形成的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使得隐士在社会中的地位较别朝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得到统治者的呼应后,隐士逐渐关心国是,为封建政权的巩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隐士开始成为封建政权中一个独立的阶层,遂开辟了中国隐逸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新纪元。     

论十六国时期胡人政权速亡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十六国胡人政权速亡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胡人统治者在统治民族本身不够成熟和强大的情况下,普遍实行民族本位、民族压迫和民族防范政策,既埋下了统治力量先天不足的隐患,又加重了民族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二是各政权普遍存在内乱不断的现象,导致自相残杀、自取灭亡和外敌乘虚而入的惨重恶果;三是统治者普遍在政治、生活上极度腐败,重用奸臣,沉迷享乐,不恤民力,穷奢极欲,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统治基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大大削弱了十六国胡人政权自身实力,制约了政权发展壮大,导致了政权的迅速崩溃和灭亡。十六国胡人政权速亡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北魏石造像鉴赏

<正>佛教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滥觞中国大地。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中世纪时地处丝绸之路上的咽喉孔道,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诸多文化交流、民族迁徙、宗教传播、商业贸易的事实就发生在这里,佛教的传入便是见证。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力倡导佛教,其统治区域内佛教骤然兴起,十分盛行。当时的固原,先后有后赵、前秦、后秦等政权统辖。这几个政权的统治者,笃信并广倡佛教,建立佛寺,前秦统治者符坚     

辽、西夏、金民族政权的汉化探讨

辽、西夏、金政权的汉化及其儒统治国的相关问题可作比较探讨。辽、西夏、金政权的汉化方式主要体现在:统治者自身的汉化、重用汉人儒士辅政、参学中原王朝儒统治国方略、社会组织的汉化等方面,这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对更合理化、更仪式化的皇帝特权仪典的信奉以及官僚政治程序的需要,也是他们用来减弱政权中部落首领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斗争武器。这种汉化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存在着差异性,主要是受各少数民族政权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生态环境、民族间经济生产等因素的影响。他们既有保留旧有习俗制度的心理,又有学习接受汉文化制度的需求,并掺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传统的"华夷观念",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当时民族与文化的融合。     

李德明“臣宋”意图考——兼论“游牧”党项的抉择

李德明"臣宋"并非单纯遵父遗命,而是意图通过"臣宋"得到岁赐、贸易等机会,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以摆脱困扰夏州政权诸部的经济窘境。同时,借助宋朝赋予的政治地位来掌控约束诸部经济命脉,实现夏州政权内部由党项拓跋氏所主导的经济利益再分配,从而达到增强对诸部控制力度的目的。     

说正隆元宝

公元11世纪的金王朝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以女真族为统治者的王朝。女真族完颜部落首领完颜阿骨达,收国元年(1115年)定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建立金朝政权。之后女真民族便在此开拓疆土。金灭辽以后女真族统治者为了便于加强政权的统治,金贞元二年(1153年)放弃原都城上京,迁都燕京(原辽陪都南京,今北京市),在此旧基之上动用民夫80万、兵夫40万进行扩建。一年内修建成金中都。     

北魏政权中的后燕官吏:以任官为中心

后燕官吏进入北魏政权后,北魏统治者对初入北魏的后燕官吏采取既重用又抑制的措施。后燕官吏进入北魏政权后首任官品秩多有下降,但品级依然普遍较高,多在五品及五品以上,在中央主要集中在尚书省,在地方主要多担任郡太守或县令。     

两汉时期的历史盛衰总结与政治

历史与现实有紧密的联系。汉代史家关注着治乱兴衰。统治者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 ,往往在历史思考的基础上决定施政方针。从西汉政权初建到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 ,从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政策 ,确定封建政权指导思想 ,到东汉光武帝在天下扰攘之后重建统治秩序 ,我们都看到历史思考的特殊作用。     

初论辽代忠节现象

忠节是我国古代官员一种重要的品质,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辽虽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其建立政权以后,随着官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对官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受中原儒家忠孝观念的影响,忠节观成为考察一个官员的重要标准。本文考察了忠贞观在辽代的具体体现,即辽代因忠贞不事二主而受到君主旌奖、因直言进谏而受到统治者重用、因出使他国极力维护本国尊严、不辱使命而载入史册这三种情况,表明忠节观在辽代的形成。     

仇池杨氏政权初期有“左、右贤王”称号原因分析

仇池杨氏政权是聚集在今陇南、陕南和川北交界处的以氐族为主体的地方性割据政权,历时约300年之久,而其政权初期的统治者自称“左、右贤王”,并非受刘曜影响,其关键在于民族融合。部分匈奴屠各徙至陇右,使得杨氏有机会与其接触并受其影响,接受了匈奴文化,使用“左、右贤王”称号。但后来因为汉文化居主流而开始汉化,“左、右贤王”称号消失。     

略论金源郡忠毅王完颜撒改

<正>在公元1115年建立的大金国,虽然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仅存在了150年的时间,但在这段时间里女真人推翻了另一支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政权,他们的铁骑踏破了自命为正统的中原宋王朝     

从“dergi”一词看历史上满族政权崇尚东方的观念

<正>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建立政权的族群而言,特定的地理方位往往和历史记忆或宗教信仰相关,具有重要意义。建立了后金和清朝政权的满族对东方就有独特的尊崇。在清朝官方话语中,统治者不断强调自己的族群起源于东方。代表清朝满族统治者族群与历史认同的《钦定满洲源流考》就自豪地宣称清朝"肇启大东"(阿桂修:《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官修满文文献中,表示东方的dergi一词,同样也和王朝的神圣地理观念紧密相连。     

托勒密埃及专营制度的多因素透视

托勒密埃及专营制度是托勒密王朝在埃及施行的一种极具特色的经济制度,它既继承了埃及传统因素,又引入了希腊因素,兼具了埃及与希腊特色.这种融合是托勒密王朝统治者根据自身的主客观因素做出的选择.一方面,统治者需要通过专营制度最大限度地谋取收益,以应对对外战争;另一方面,统治者在构建专营制度时既需要考虑马其顿—希腊人群体的利益,又需要考虑埃及本土祭司集团的影响,以维持国内政权的稳固.     

大理境内的民族及其与宋的关系

大理境内的民族及其与宋的关系冉守祖从１０世纪中期至１３世纪末,在中国大地上与宋先后并存的封建政权,在北方有辽、金,西北有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研究辽、夏、金、吐蕃、大理与宋的关系,对进一步揭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正确阐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加...     

新发现的元末陈友谅“汉授天命主公之印”

元末农民起义军的印信,据统计,所见北部红巾军韩林儿的宋政权印章包括传世拓片不过16方;南部红巾军徐寿辉的天完政权连传世拓片只有4方,其中"长安仓印"是否为天完政权之印尚有争议,而属天完系统陈友谅所建大汉政权的信章仅一方,以上均为铜印。最近,湖北省博物馆又征集到一方"汉授天命主公之印"(图二)石印,为研究这一时期农民政权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1990年8月,黄梅县濯港镇农民经安徽     

略论金代官方史书的编撰

金代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统治者重视文治,设立国史院修史、记注院修起居注。国史院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等职务分工,但国史院和记注院无专官,大都兼有别职。因涉及到国家机密,金朝起居注不甚完备,然而,终金一世,金朝修了多部实录,并两次编撰《辽史》,此外,还有译经所和益正院翻译或编撰一些史书。官方频繁修史,与统治者以史为鉴的目的及丰富的国家藏书密切相关。     

浅析建国初期游民的救助和改造——以合肥市为考察对象

游民,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旧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的无业游民游荡在全国的各大城市,既影响了新中国的城市形象,又威胁到社会治安乃至政权稳定。因此,为了稳定新生政权,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对城市游民问题进行治理。本文以建国初期合肥市游民的收容与改造为例,通过分析合肥市对城市游民问题,采取的多种救助政策和措施,力图从一个侧面反映新政权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