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权变革原因探析

1993夏天,日本政治地壳发生剧烈变动,战后传统政治结构随之崩溃。直接导火线是宫泽内阁的政治改革失败。6月18日,国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6月19日,自民党的羽田派以宫泽内阁未能实现政治改革为由,公开向自民党中央造反,该派所属的参众两院44名议会集体退出自民党;接着,武村等10多名众议员也宣布     

日本政府为何导入新型间接税

导入新型间接税是近两年日本社会争论的焦点,并且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从大平内阁的“一般消费税”到中曾根内阁的“销售税”均受挫,自民党政府的税制改革拖延了近10年。继承中曾根路线的竹下内阁把税制改革作为自民党政府的重要课题,1988年6月14日自民党正式决定了“彻底改革税制大纲”,11月16日众议院在公明党和民社党表示反对,社会党和共产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占多数议席的自民党议员表决通过了税     

政治右倾受阻 中日有望“融冰”

冷战结束后,新老保守政党控制了日本国会,日本政治总体上趋向保守化。日本社民党和共产党等“革新政党”的势力大为削弱。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执政联盟拥有众议院2／3以上议席,除修改宪法以外,几乎所有执政党提出的法案、决议案均可获通过。     

冷战后日本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变化

一、政策决策参与成份的变化 冷战后,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在整体框架和程序结构上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以内阁为中心、多元参与的金字塔型结构,仍然是多角色、多层次反复协商的运作机制。但外交战略目标的演变和国内政治结构的重组,使过去以政党、内阁、文官为主体的三角形决策机制在运转过程中,具有了更加集中、更加多元化、更加开放有效的新特点。 １．政党参与的变化 近年来日本政局最大的变化就是自民党一度失去单独执政的政治优势,虽然自民党仍是国会第一大党,仍把持首相职位,但在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一党独大的局…     

日本第41届众议院选举引发的思考

日本第４１届众议院选举引发的思考李阁楠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０日，日本举行了第４１届众议院选举。这次大选可以说是对１９９３年以来日本政治变革的总结，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令人思考的问题。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２３９个议席，比选举前增加２８个议...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亲台反华的日本佐藤内阁在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费尽心机,不仅是为台湾当局继存于联合国的“逆重要问题案”的始作俑者,甚至一度对美国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随着尼克松访华计划的公布,视日美关系为日本对外关系核心的佐藤内阁迅速调整政策,公开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图谋“两个中国”并存局面。佐藤内阁顽固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遭到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对华关系的反对力量的猛烈攻击,同时也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内部分歧越发难以调和,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失去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契机。     

独具特色的日本政党政治

日本的政党政治是在二战以后形成的,因而它与西方政党政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第一,自民党能够在完全竞争的多党制条件下,以优势地位执政长达38年之久。第二,政党内部派阀林立且活动持久。第三,自民党直接参与政府运作,成为政府运作的中枢神经。第四,日本的政党政治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国会和在野党功能弱化,各政党没有明确的政策主张。     

中日两国政府决策过程研究——以1919年中国南北议和为中心

依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国北京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仅具有象征性地位.但徐世昌因夙为北洋派元老,具备较高的政治威望,作为直皖双方都可接受的总统人选,得到日本政府认可,故得以担任总统并参与主导政府决策.日本内阁首相原敬作为在众议院中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友会总裁,以众议院为基础,依托贵族院中占有多数的亲政友会派,通过陆军大臣田中义一与军部进行合作.这一时期中日两国政府决策过程具有共同点,即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与国务总理钱能训需要取得以皖系领袖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实力派的支持和赞同,才能进行决策,日本政府首相原敬也需要取得元老山县有朋的理解和认可,才能更顺利地进行决策;在两国政府决策过程中不能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北京政府的决策受制于日本和以英美为核心的列强以及国内舆论压力,原敬内阁在与英美协调并考虑与中国南北政府关系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两国政府决策过程也存在不同点,徐世昌与钱能训领导力弱小,如果不能征得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实力派的同意,即使做出决策,也很难得到有效实施,而且决策如遭致国会反对,国务总理受到国会弹劾则惟有辞职一途;而原敬依靠自身强大的领导能力和与元老山县有朋的协商一致,通过内阁会议就可以顺利做出决策.     

日本强掳中国人的真相

日本强掳中国人的真相［日］林伯耀一强掳华工政策的出台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７日，日本东条内阁在会议中通过《有关将华人劳工转移到日本内地事宜》的文件。此项内阁决议提出：“鉴于内地劳工供需关系日益紧张，尤其是重体力劳动部门显著不足的现状，将华人劳工转移到内地...     

吉会路问题和东北人民的反日护路斗争

夺取东北路权,是二十世纪初日本历届内阁侵华政策的重要环节,而修筑吉会路,则是这一环节中策划已久的步骤之一。一九二八年,围绕着吉会路的修筑问题,在延边、吉林、长春、哈尔滨、沈阳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维护路权的群众斗争。一吉会路是日本帝国主义继安奉路之后策划兴修的一条战略铁路,即从吉林经蛟河、敦     

日本向何处去？

在民主党成了和自民党没有多大区别的一个政党,“饭＋咖喱”和“咖喱＋饭”而已12月16日举行的目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获得480个议席中的294个,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党代表、前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再次担任首相;执政民主党的席位则急剧下降到57席,失去了3年前获得的政权。而在2009年8月举行的第4S次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曾获得历史性的308席,二战后第一次由非自民党的政党单独组阁。当时人们对之寄予厚望,称之为“2009年体制”,也就是希望民主党能成为和自民党旗鼓相当的政治势力,建立一种有日本特色的两党制。     

日本政治的变与不变

与其说自民党是败给了对手民主党,不如说是败给了因循守旧日本众议院选举揭晓,没有悬念,自民党遭遇半个多世纪来的惨败,在野民主党席卷300多席,远远超过过半数的241席,麻生时代落幕,鸠山、小泽时代正式来临。     

中国议题笼罩日本选举

在执政党民主党、反对党自民党以及搅局的新党维新党的宣言里,充斥着保护日本领土、加强海上自卫队力量以及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承诺。尽管表面看起来三大党派的纲领相似,但在这个外交关系仍笼罩在历史阴影之下的地区,12月16日的选举可能对日本对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政治改革——细川内阁的试金石

长达38年之久的日本自民党一党政权,随着8月9日细川内阁的诞生而告结束。新政府面临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最需优先解决的当属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是联合政府的旗帜,也是内阁中各党政策方面最大的一致点。大选期间各党就以打破自民党一党政治,实现政治改革为第一目     

论日本国会法的制定及其修改

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是在国民主权原理基础上规定:“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国家的唯一立法机关”(第四十一条)。作为“国民代表”机关的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构成(宪法第四十三条),“内阁行使行政权,对国会负连带责任”(同上,第六十六条三款)。日本明治宪法下的帝国议会,是在十九世纪德国“立宪君主制”的影响之下,     

战后日本决策体制初探

在日本,政策多是以法律或政令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决策过程也就是法律或政令的制定过程。一项法律的产生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制定方案,这是政府有关省厅的工作。第二阶段是审查方案,参加审查的主要是自民党的决策中枢——政务调查会、政府的事务次官会议和內阁会议。第三阶段是决定阶段,也就是国会的审议     

国会解散与进步党的分裂瓦解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非法命令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致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解散,这是斩断中华民国法统的重大事变.国民党被查禁后,进步党是唯一的重要政党,但熊梁内阁副署命令引发进步党分裂为国会派(议会民主派)和内阁派(开明专制派).以熊希龄、梁启超为首的内阁派基于开明专制思想,希望通过依附北洋派的专制力量推行自己的开明政策;而以国会议员为主体的国会派坚持议会政治理想,不肯通过牺牲国会的尊严来延续国会的存在.维持国会的活动终于失败,进步党也在两派纷争之中逐渐瓦解.进步党的失败标志着民初各派分享权力格局的结束和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开始.     

选举制度漫谈

英国大选,克莱格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赢得23％选票,却只拿到9％议席,很多人为此猛呼不值。正如上期本专栏提到,当地很多评论都直指这是英国选举制度造成的扭曲.而这也是克莱格和自民党,自始至终强烈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引入比例代表制的原因。     

日本小渊内阁的政策走向

1998年7月30日,在日本政坛上素来以“人品”著称的小渊惠三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当选自民党新任总裁之后,被日本国会指定为第84任首相,新一届内阁于当晚经日本天皇认证后宣告成立,标志着日本政局进入了“重振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小渊新内阁是跨世纪的新政府     

自民党内的政策集团与派系的关系

所谓政策集团,顾名思义,是一些思想观点相近的一些人,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聚会,讨论、研究政策,并向国会、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组织。早在一九五七年,三木武夫就在自民党內组织了最初的政策集团“政策同志会”,讨论、学习政策,并从这里培养出一批国会议员和县议员。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议员们普遍地感到需要从多种渠道广泛搜集情报资料,深入研讨政策,加强立法活动,以补过去制定政策单纯依靠官厅的纵的关系的做法之不足,并便于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陆续产生了各种所谓的政策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