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志·黄帝陵志》序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位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之巅。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物保持单位中,黄帝陵列为古墓葬第一号,号称“天下第一陵”,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尊崇和向往的圣地。     

王杰英勇牺牲之后

把生的希望留给同伴,王杰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曾使多少中华儿女感动得留下热泪!本文披露的史料却让人始料不及,有人怀疑是这位一级技术能手自寻绝路,有人以为有坏人破坏,王杰之死最初也被定性为“一起由于违反操作规程而造成的责任亡人事故”。历史的本来面目缘何得到及时恢复?王杰的事迹又怎样传遍神州大地?个中究竟定是您所关注的。     

毛泽东未了的骑马考察黄河夙愿

<正>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毛泽东始终对于黄河怀有特殊情感。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都十分关注黄河,发出的“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号召,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多次提出要骑马考察黄河,虽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未能实现,但为后人留下的“把黄河治理为益河”的伟大念想,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之不懈奋斗。     

《宋史》证误二则

一《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潘美传》: 开宝三年,征岭南,以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991页) 按:这句话的句读有误。“以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后的顿点应为逗点;“朗州团练使”后的逗点应去掉。证之以《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尹崇珂传》:“讨湖南,为行营前军马军都指挥使。荆湘平,授朗州团练使。”可知尹崇珂平荆湘后征岭表前任朗州团练使。《宋史》卷二《太祖纪二》:开宝三年“九月己亥朔,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兵马行营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这里标点合理,美的原衔为“潭州防御使”,尹的原衔是“朗州团练使。”《长编》卷十一“太祖开宝三年”也载:“九月己亥朔,以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     

《春秋左传注》辨正六则

本文选择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六则,辨正其误。其一、杨注桓公五年传“启蛰而郊”之礼,误将周代“大报本反始”的冬至郊天与孟春祈谷的“启蛰而郊”混为一谈。其二、杨注僖公二十八年传“亡大筛之左旃”,即亡“中军前驱兵车的左旃”,误为“前军之左旃”。其三、杨注僖公二十九年传“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一段话否定周代存在诸侯五等爵,未能吸收八十年代王世民先生谓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诸侯存在“公、侯、伯子男”三等的新研究成果,是一缺失。其四、杨注僖公三十年传“越国以鄙远”一句,引用《殷契粹编》八·一号卜辞,将“大方”这一独立方国误为殷自称;又将“亶”字误为“鄙”。其五、杨注文公二年传“跻僖公,逆祀也”,谓“不惟享祀之位次变,昭穆亦变”,此是误信韦昭、贾公彦之说。当以杜注、孔疏“礼,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为准。父子异昭穆,是父子有别,兄弟同昭穆,是兄弟有伦。其六、杨注文公五年传“王使荣叔归舍、且賵”之“荣叔”的“叔”字误为“荣氏世称”。其实,此“叔”字为伯、仲、叔、季行次之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异断

对《论语·泰伯》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现行一切《论语》版本,都一无例外地断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许多批孔者便以此为孔子视“民”为群氓之依据,对孔子作无数“严肃”、“认真”的批判。且不言以一语概一人之为是否有妥,但论是种断读是否唯一正确。对是种断读,前人曾有疑之者。清代刘宝楠疑     

《史记》标点商榷一则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十册点校本《史记·货殖列传》(第十册)将下面一段文字如此点断: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誇矜执能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若照此点断”则“而心誇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二句百思不得其解,实在难以释通。渐,沾染,影响也。言“俗之渐民久矣”,既符合古汉语语法之常理,又释之通顺,若言“使俗之渐民久矣,则句式古怪而难以释读。还是高振铎、张家瑶主编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经过认真思索后重新加以点断,将“使”字上读为:而心誇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前句意为:人们的心被矜誇自负、有势力、有能耐的荣耀所驱使(意即人们都追求这些东西)。后句意为:世俗之风影响人民已很久了……“心……使”的句式,即“心为……所使”之意。因此笔者也觉得“使”字上读较为妥帖、确当。     

从一条错误的礼学理论所引起的混乱说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缘起剖析

在古人眼里,“礼”本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然而有些礼的规定非但没有起到这一作用,反而屡屡引起朝廷的混乱,这就是“为人后为之子”这条“礼”。由宋英宗朝之“濮议”所引发的让皇帝喊他人为爹的一场轩然大波便是一个明显例证。“为人后为之子”语出《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由于《公羊传》作将春秋时的两个“婴齐”误认为一,遂使本来是公子遂儿子的仲婴齐便成了他父亲的孙子、他哥哥归父的儿子,“为人后为之子”的理论也由此误释而产生了。     

重阳节

2009年的闰五月使农历九月初九（10月26日）这一天迟来了一个月,已入深秋。《易经》中“九”为阳数之极,故九月初九．称“重九”．又称“重阳”。讲究物极必反的中国古人认为这一天不是吉利日子．需要辟邪消灾。     

中华版《旧五代史》考证(4)

《李存信传》传系年先“大顺中”,次“明年”,后又曰“大顺二年”,殊不偏。考击张濬于平阳,平潞州,以康君立为潞州节度使三事,皆大顺元年事,因知“大顺中”当为“大顺元年”或“大顺初”之误。“明年”当是大顺二年,然下文复有“大顺二年”。考传“大顺二年”下武皇略地山东,李存孝谋叛皆为景福元年事,是又知“大顺二年”为景福元年之误。又存孝被诛在乾宁元年三月,讨王行瑜在二年夏,史自大顺二年以下不标年号,牵连而书之,易使人误认为都是大顺二年事。     

超级玩笑,全球亿万少妇情陷“世纪婴儿”怪圈

谁是“世纪幸运婴儿”唯一条件：2000年0点整诞生。预计全球200人,我国大陆约60名。世纪婴儿将获世界公民护照,年享津贴2万美元。──摘自1993年11月15日《报刊文摘》世纪大转换。2000年,千禧龙年。迎干禧,招式多,但没有一样比亿万人争生“世纪婴儿”更“酷”的了。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年头,生个孩子属龙,所谓“开元龙子”,三千年才碰得着这么一次机会,这令把自己栩为“龙的传人”的中华儿女无比心动。世纪末,好运好像是格外青睐中国人,就在这时,一条更为“实惠”的消息赫然亮相于发行量极大的《中国青年报》。《报刊文摘》等中国…     

张学良与祖国统一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张学良就像一个活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但也没有人见过他”(李达编：《台湾风云名人录》,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如今,这位世纪老人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传奇的一生,坎坷的经历,特别是他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却石刻铁铸般永远印烙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间。回顾张学良将军的一生．“和平统一,息争御侮”是他一贯的思想、终生的追求。从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到西安事变,直至身陷囹圄,为之奔走和不能忘怀的都是祖国统一大业。有学说得好：“张学良是中国统一的象征。”     

从郑板桥的画论谈艺术形象产生的内在规律性

我国著名书画家郑板桥,有过一段对画竹的生动描述:“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郑板桥集·题竹》) 郑板桥这段话,正是艺术形象动态的生成过程的总体构图。这个生成过程,要历经三个阶段,造成形象运动的三次变象转化:一是感受生活现象,使客观实体存在的竹变象为“眼中之竹”;二是构思感性映象,使“眼中之竹”变象为“胸中之竹”;三是审美意象的物化凝定,使“胸中之竹”变象为“手中之竹”。     

由“白乌”说开去——盐池县境内新发现珍贵文物再探

2006年,盐池县境内出土的黄金质文物弥足珍奇,称其为国宝绝不为过。见其是文物惊现“大射图”（详见《宁夏史志》2006年第5—6期《盐池县境内新发现之珍贵文物初探》）．其意义有如“马踏飞燕”之发现,顿使文物身价倍增。然而,谈及该文物之价值,就必须说一说文物铭文中的“白乌”。正是凭借这两个字,断定文物为隋代之物,是隋末向海明起义军之遗物,并认识到它的价值非同一般。这两个字实在是解开文物之迷的钥匙,说其“一字万金”也毫不夸张。因“白乌”二字意义重大,这里便由此二字说开去。     

家国情怀

自古以来,有国才有家的观念深入人心。无数中华儿女正是凭借这种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高尚情操,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使我们的国家不断强大、不断向前,屹立于世界之林。本期不乏对国家和人民展现深情大爱的传主。     

三首著名歌曲与河北

三首著名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和被称为“颂党第一歌”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首歌不是一般的著名,而是地位崇高、影响巨大,太有名了。三首歌是不朽之歌,人民之歌,她体现了革命时代的律动,表达了中华儿女的心声,是跨越历史长河的共鸣,是印证沧桑巨变的强音,必将世世代代永远传唱。     

灵峰古寺问白茶

知堂老人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此“半日之闲”的“十年尘梦”,非但醉人,兼可入道!清茗一杯,心香一炷,黄卷在手,足以使我诸缘顿息,心旷神怡。此中意味何逊染翰敲诗,绘事书法？     

《宋史》勘误二则

《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志》:“都承旨,旧用院吏递迁,熙宁三年,始以东上阁门使李评为之,又以皇城使李绶为之副,更用士人自评、绶始。”其中“熙宁三年”是错误的记载。《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四:“(熙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东上阁门使李评为枢密都承旨,都承旨旧用阁门使以上或大将军,其后专用枢密院吏,而更用士人复自评始。”《文献通考》卷五十八《职官考》亦把李评任枢密都承旨的时间记载为熙宁二年,因此,李评除授枢密都承旨当在熙宁二年八月。     

《北道刊误志》残本及其反映的历史地理问题

<正> 《北道刊误志》是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瓘奉诏编纂的一部地理志书。“澶渊之盟”(公元1004年)以后宋辽关系缓解,每年双方都互派使臣交贺“生辰”、“正旦”,如遇旧君去世或新主登基,还有“告哀使”、“告登宝位使”的派遣和“祭奠使”、     

宋代文献中唐“观风使”的名谓与实际

宋人笔记中所谓唐“观风使”,其职名不见于唐代文献,应非唐廷设立的正式差遣。实际上,这一称呼是宋人对诸道采访使、观察使、监察御史、刺史等唐代官职的别称,因其权责大体不出“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的范围。“观风使”一称来源于《唐会要》中记载的“观风俗使”,巧合的是,与前者类似,这一称谓也为宋人的权且之作。《唐会要》的编撰者认为,以“观风俗使”为名的差使自贞观八年（634）后不再设立。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不仅于有唐一代延续始终,更是观察处置使一职的滥觞。影响及后世,清雍正时期,出于加强对地方管理的需要,效仿唐制复古地设置了“观风整俗使”,但这一措置实质上是对唐代职官的一次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