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硬派”记者甘露德《中国之病》及其反响

《字林西报》的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Gilbert)被认为是在华西人中“死硬派”的代表人物。这种印象的生成与其在国民革命时期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之病》密切相关。甘氏宣称该书旨在“给中国挑毛病”。为此,他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及既往的中外关系等问题着手,批评中国人是“缺乏管束的小孩”,并认为列强不应继续纵容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该书出版后遭到来自在华外侨和中国人的双重批评。在华外侨认为该书的刻薄口吻和露骨干涉中国的论调将惹怒中国人。中国读者中,基督教知识分子罗运炎以甘氏侮辱民族尊严为由要求政府将其驱逐出境,此事还在《字林西报》中引发中外读者的一番争论。学者夏晋麟则从中国人自身的视角对中国的问题展开反思。该书出版后引发的争议折射出五卅运动之后西方对华观感的复杂光谱,也反映出国民性话语与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的正面碰撞。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把满洲看成夷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因现实政治的需要,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依从朱熹的思想,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它最早发轫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形成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正统理念,“攘夷”是其主要表现。“攘夷”必须“尊王”,王不尊则夷难攘,尊王则要强调天命。于是,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的王权正统成为正统观的核心内涵,表达君权神授天命观的“历数”、“正朔”等政治概念及春秋战国时代的“尊王”旗号集中反映出这种正统意识。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理念必然反映到文化思想上来,也必然需要文化思想来支持和传承,维护民族正统与政治正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由此应运而生。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包含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三种内涵。     

试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社会作用

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民族主义是产生最早、宣传最多、影响最大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强调“五族共和”、“五族一家”,……     

余英时 中国的学术传统被破坏得太厉害

正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知识人的身上才必然带有浓厚的“士”的精神。事实上现代中国的种种“革命”最初都是由知识人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他们仍然继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意识。制度是“硬体”,可以说废止即废止,文化传统是“软体”,不可能随着制度的死亡而完全消失。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仍是改变或批评不合理现状的主要力量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反驳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具体所指,外部渊源主要是英国的罗素、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和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内部则几乎涵盖国家主义以外新化阵营各个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倾向社会主义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世界主义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观为主导的大同思想进入中国,由于“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地位日益上升,以及欧战宣告国家主义破产,世界主义在以西为尊的新青年中渐成流行趋势。经过与外力压迫下不断高涨的爱国情绪相融合,形成“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与改造后的民族主义虽有分歧,亦存在沟通的基础。随着民族危亡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新化派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取舍,始终是困扰后发展国家的两难选择。     

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儒学资源,还是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环境,都相当复杂,甚至充满矛盾。就传统儒学而言,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

朝鲜的兴亡是近代中国人从传统中华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重要参照物,因而中国人的韩国认识与近代思想演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东西思想的冲突,以及深厚的历史记忆,使近代中国人在对韩认识方面往往不得不面临种种情感和思想的困境。首先,对于大韩帝国灭亡一事,虽然中国人普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背信弃义和侵略行径,但是为了唤起国民,追求自强,中国人又往往更愿意从其内部来寻找其亡国之原因;其二,在如何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下朝鲜的殖民地近代性问题上,有人持肯定、甚至赞叹的态度,也有人认识到近代化成就背后朝鲜人民所遭受的苦痛,直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才基本统一到彻底的反殖民主义立场之上;其三,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往往受到历史记忆的很大影响,对宗藩关系的记忆增进了中国人对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责任感,同时中国支援韩国独立运动也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朝鲜半岛对于中国来说有重要的地政学意义,关系到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这种对韩认识的复杂性体现了近代中国他者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相关性,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     

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

从15世纪到19世纪,惟一与日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朝鲜,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团赴日,这些使团中的文人留下了约四十种类似出使日记的有关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笔谈、唱酬和绘画。这一庞大的文献资料是研究朝鲜与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的重要史料,在日、韩学界很受关注。可是,这些文献资料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看上去只是记录日、朝之间往来的资料,对中国学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本文指出,这些文献资料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呈现了这几个世纪日本与朝鲜的政治关系与文化比赛,也让我们看到在近世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上中国的存在,日朝交往中,无论在政治领域的名分、礼仪、文书上,还是在文化领域的衣冠、风俗、学问、艺术上,现实上的“明清”虽然缺席,但历史上的“中国”却始终在发生影响。因此,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通信使文献中,仿佛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     

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

朝鲜后期,北伐论激起朝鲜士大夫小中华意识高度发展,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朝鲜中华主义"。然而从事实来看,朝鲜士大夫虽然有很强的文化自尊意识,但是这种自尊意识是建立在春秋大一统之上的,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反而使一元的天下观进一步强化,将中华秩序理想化。所以,朝鲜后期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并不表示朝鲜士大夫以朝鲜为中华之正统或中国之正统,反而继续承认朝鲜为小中华,而在事实上更不证明朝鲜为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所以我们在使用"朝鲜中华主义"概念时尚需仔细斟酌。     

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京城印象——游朝中国人的视角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的首都被改称为京城,城市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了一座有着繁华的商业街市、发达的交通系统和完善的市政管理的近代大都市.作为京城的匆匆过客,虽然也有一些中国人惊叹京城面貌的巨变,赞叹日本殖民者的“治绩”,但多数中国访客还是从京城的巨变中看到了殖民统治对朝鲜民众、朝鲜文化、朝鲜精神的摧残,使他们领悟到了强加的“进步”和“发展”带来的只能是伤害和破坏.     

德意志帝国学界的“民族边疆”追求与跨国文化民族主义北大核心

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演进中,德国因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一种漠视国家疆界,将有共同血缘、历史和文化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作为关注对象的文化民族主义。基于这种取向,德意志帝国学界出于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不满和对“民族边疆”危机中的域外德意志同胞的关心,展开了“语言边疆”范式下的境外德语区域和德语岛研究,力图从学术层面确证它们的德意志归属,捍卫其德意志民族特性和文化,实现德意志民族疆域的最大化。德意志帝国学界的这种跨国性学术拓边,是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之缺憾的学术修正,也是对域外德意志同胞及其承载的德意志文化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关切,意在强化“民族边疆”的德意志属性。这种学术拓边对当时以及日后德国学界的民族主义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关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者不乏其人;但对于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迄今却未见有专文论述。据笔者所知,美国的费正清教授是最早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的外国人,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进入20世纪后,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这是极具见地的。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是深层的民族主义,它影响着近代的政治与文化的发展。研究这一历史现象     

试论十八世纪清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以李朝出使清朝的使节问题为中心

序朝鲜半岛地处亚洲大陆的东北部,位于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自古以来,朝鲜主要是通过与之毗邻的中国来吸收汉文化的。当时,朝鲜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以通过朝贡这一轴心展开的。在朝鲜人心目中;当时的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进行维持的．因而,他们只承认中华思想文明圈．而不知道也不愿意承认世界上还有其他文明圈。在这一文明圈中,中国皇帝起着连接天和人的纽带作用．所以才被人们尊称为天子。十八世纪的朝鲜基本上就是以这种天命观来维持着频繁的朝贡关系的。这种朝贡内容很多,其中有中国皇帝给朝鲜的王位继承者册封王位．让朝鲜…     

瑞兽祥禽画衣冠 黼黻灿烂文章鲜--山东博物馆藏明代服饰赏鉴

明代服饰在历代基础上鼎革损益,既继承了传统华夏服饰的端庄大气、华丽雍容,也部分地吸收了其他民族服饰的优点,最终形成自己的特色,成为华夏古服饰艺术之绝唱。然而明代服饰传世量很少,一则时代久远,保存不易;二则满清入关后,以铁血手段对汉族衣冠进行改革,兵火破坏严重。     

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建立的过程

一蒙古八旗及外藩蒙古旗(札萨克)的建立清王朝兴起的过程中很重视对蒙古的征服,因为他们认为蒙古与满洲风俗衣冠相同,有较深的社会基础,便于联结起来共同反对明朝。所谓“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处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在努尔哈赤称后金汗以前建立八旗时即已吸收蒙古人参加,编为牛录。如恩格图原系蒙古科尔沁部人,“自哈达挈家来归,     

美国六十年代的反正统文化运动

文化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宽泛的定义下,文化被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会中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狭义的解释认为文化由四大部分组成,即物质、社会、语言、精神。美国六十年代爆发的反正统文化运动主要是针对当时占统治地位、弥漫于社会各层面的文化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所反对的文化是广义意义     

略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续)

列宁在1913年批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说:“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同对待一切政治问题一样,很象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向民主,另一只手(背地里)伸向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叫喊说,我们反对特权,但是背地里却向农奴主时而乞求这个特权,时而乞求那个特权”。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国内民族问题上企图维护汉族对其他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特权的思想,不只是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等人有,即     

浅谈对当前服装批评的现实反思

服装批评在国内一直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批评风气,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及国与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带来国家之间服装文化的渗透和融合。品牌的竞争、先进的设计观念和营销策略要求服装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而服装文化的发展更离不开正确、健康的服装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