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开国大典军乐队

1949年开国大典中演奏那雄壮、洪亮的乐曲的军乐队,被人们赞誉为“礼乐之神”。我曾是这支“礼乐之神”的一员,也负责过我国军乐团的筹建与组织工作。每逢国庆之际,我不禁思念起我在军乐团(队)的一些往事。     

那昙花开放的瞬间

正我曾亲眼目睹过昙花开放的瞬间。每位养过昙花的人,最最期待的莫过于昙花一现。我很幸运在无意中看见了那瞬间。那是一个7月份的晚上,在房间里写作业的我是多么想去外面散步啊。不经意间,拉开了窗帘,本想仰望满天星辰的我,被花池里一个白色的身影吸引住了,那一刻我的心像是停止了跳动。那是昙花,那竟是开放时的昙花!我驻足于窗台前,我静静地观赏着昙花。昙花那细细长长的花瓣慢慢地打开,花瓣弯曲,那多像白嫩姑娘的纤纤玉指呀。在那花瓣完全     

微博

@尹鸿伟：香港媒体报道：当李克强总理和副总理们离开记者招待会会场后,多名记者冲到台前抢夺总理们用过的铅笔、纸张。还有李克强饮剩的矿泉水。我说,在一个攀比个人崇拜的国度,这些情况是正常的;当年与毛泽东握过手的人．回家后两个月都不愿意洗手,每天等着远近的人来看他的手呢。     

父亲与母亲的背影

在梦醒的那一刹那间,我曾想过自己要是拥有一部照相机那该是多么的如虎添翼!那么我也便可寻梦去捕捉那忆过的背影。     

父亲张登云与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是东京审判后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日本战犯。我与这个大恶魔有过一面之缘,那是由于他曾到我家造访我父亲张登云。     

林徽因的人生变异

抗战胜利后,作家李健吾曾对林徽因做过如此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李健吾与林徽因过从甚密,其评价应该可靠。但我研究李庄数年,看到了林徽因许多不为人知的琐事。近年写作《李济传》,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给我提供了林徽因在1945年中秋前的两封信,从那些尚未面世的文字中,我读出了一个相夫教子、与人和睦的林徽因。     

杨向奎先生访问记

一九八四年新年前夕,我们很高兴地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先生。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们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来到历史研究所。杨先生热情地把我们引进一间小会议室。大家刚坐定,杨先生微笑着环视一周,首先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值得访问的。不过你们几位一来,我还是要谈一谈的;因为我对北京师大是有感情的,曾经在那里教过书,还是校友哩!今天,就当作老朋友谈谈心吧!”一听说杨先生是师大校友,我们都很惊喜,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城固时,杨先生曾在史地系执教三年。那已经是四十三、四年前的事了。杨先生说的“今天就当作老朋友谈谈心”,一则表明了他为人的谦逊,再则也反映了他对于北京师大的眷眷之情。于是,我们就像“老朋友”似地谈了起来。     

我曾是日寇的精神虐待试验品

60年前,作为饱受摧残、历经战乱的幸存者之一的我和千千万万受难同胞一样,经历了数年悲惨流离的生活.我曾被当作日军试验品受到疯狂迫害,后侥幸逃脱魔爪,1947年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后从事声乐教研工作.下面是我回忆日军攻陷武汉后的亲身遭遇及耳闻目睹的事实.     

我曾是日冠的精神虐待试验品

60年前,作为饱受摧残、历经战乱的幸存之一的我和千千万万受难同胞一样,经历了数年悲惨流离的生活。我曾被当作日军试验品受到疯狂迫害,后侥幸逃脱魔爪,1947年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后从事声乐教研工作。下面是我回忆日军攻陷武汉后的亲身遭遇及耳闻目睹的事实。     

探秘风语者的故乡

正在美国西南部有一片令人敬畏、让人惊叹的神奇土地。我曾在朋友那里看到过他拍摄的一组精美照片,便仿佛受到了来自遥远的红色蛊惑,心中像被勾了魂魄似的被丝丝牵绊——那是风语者的故乡。我是十几年前从吴宇森导演的电影《风语者》中,才知晓地球上存在纳瓦霍(Navajo)这个神秘的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招募了29名纳瓦霍人,以他们世代口耳相传的被称为“鸟语”的纳瓦霍语,编译了“无敌密码”,屡建奇功。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     

国宝为证

一个来自台湾的13岁孩子曾经对我说．他喜欢台北故宫．最喜欢看的是《富春山居图》．喜欢它的构图．它的颜色,真是棒极了。我惊讶13岁的孩子会有这样的鉴赏力．但我还是问了他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那图还有一半,叫做《剩山图》?他睁大眼睛,说．我从没见过？在库房里吗？我说．不是．在大陆……1948年,645,784件因战事被迁至南京的故宫国宝．最终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携至台北．从此一宫文物分藏两地,台北故宫博物院在17年后诞生。     

大剩和小剩

不晓得“小剩”这名跟反动词汇“剩女”有没关系,反正我比小剩老,两人关系好,又同时剩着,干脆自封大剩以灭了被人讥讽的可能。     

走进土楼的世界

土楼之乡盛典 1995年11月的福建之行是奔着永定客家土楼。行前,除了略略耳闻过这种建筑之外并不知道它在世界上曾引起过的震惊,并不知道为揭开它那神奇之谜多少外国高级军事官员和专家专程到永定考察过,它还被制成过模型,在国际性展     

我偷过一把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忆旧

人的行为如果跟“偷”字联系起来,终归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但近日反思人生,总忘不掉我的一件劣迹,那就是我确曾怀着忐忑乃至恐惧的心情行过一次窃,虽然偷的只不过是一把生糠。 事情发生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当时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然,现在有人说那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或者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这种问题做结论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只知道,那时举国上下都已勒紧裤腰带了。承蒙组织信任,我作为浩浩荡荡的河北省委工作组的一员,被派赴旱灾严重、反动会道门猖狂的邯郸专区去抓“三类队”。所谓“三     

迷失在四姑娘的暮色里

我知道,在天黑的那个时刻,我们曾感到过恐惧,幸亏仅有那部手机,我们才没有失去与世界的联系……     

在首届耀州窑学术讨论会总结会上的讲话

我对耀州窑感情很深,四十年前,曾跟随陈万里先生在此进行过窑址调查.可以说,那是我进行的最早的考古调查.     

库姆塔格 那片离城市最近的沙漠

<正>当你眼前是漫漫黄沙时,可曾想过它们能成为艺术品的原材料?又可曾想过,当黄沙成为一座座栩栩如生的沙雕工艺品后那神奇的魅力?细小的沙粒,在这里有了生命!关于鄯善的传说很多,古迹也很多,但我对库姆塔格沙漠公园却情有独钟。因为,从1991年参加吐哈石油会战至今,在这     

桂林，画里的幻象山水

游历全国的父亲曾对我说过桂林的奇幻山水,但也说过桂林的贫穷落后——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记忆,那时候的桂林米粉已经闻名全国,只可惜父亲在漓江的船上没有留下倚立船头的潇洒照片。而我关于桂林的记忆开始于2002年,当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桂林的时候,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城市和我离开的那个城市似乎相同。     

饥饿的学生时代

最近我读了《炎黄春秋》2011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吴传斗同志的《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这篇文章后,当晚曾辗转难眠,思绪万千,许许多多学生时代被饿得死去活来的情景一幕幕地涌现到我的面前。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作为那     

关于周扬和夫人苏灵扬的对话

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在赞誉周扬是永远留在记忆中的人的同时,也对他的夫人苏灵扬说过这样的话:“我想她也一定被非神的人捉弄,并经历过悲惨的命运,但她那谨慎、庄重、微笑的表情上,却丝毫看不到饱经风霜的痕迹。在那急风暴雨般的咒骂声中,周先生能度过草昧时节,我从其背后看到这位苗条的夫人的支持。”也可以说,就是池田先生这样一段赞语,促使我设法去了解周扬和他的夫人苏灵扬。我想,他们肯定是值得人们大书特书的。抱着这一想法,笔者采访了周扬、苏灵扬的女儿周密和曾担任过周扬秘书的露菲同志。以下是谈话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