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博物院藏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补记

四川博物院收藏有1931年广汉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12件和1956、1964年文博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调查采集的玉石器4件,共16件,种类为玉璋、玉琮、玉环、玉斧、石璧、石矛、石锛等。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总量应在百件之内,该玉石器坑应属于祭祀性质的埋藏坑,这批玉石器的年代有可能早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     

商代的玉石文字

殷商时代,琢刻或书写在玉石器上的文字,为数不多,主要出土于安阳殷墟,其次为传世器,个别的出土于甘肃省。由于资料比较分散,查找不易,而某些铭辞,对研究殷代的礼制、方国关系等问题有一定意义,故辑录于此,并就器物的年代、占有者身份等问题加以探讨,以求正于同志们。据我们蒐集到的不完全资料,商代玉石文大约有20多件(未计玉璋残片),其中约23件为刻文;2件为毛笔书写。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两类。     

陕西子洲出土商代铜器

2010年11月,陕西省子洲县裴家湾镇关王岔村出土了6件商代铜器,包括鼎、卣、觚、尊、瓿、盘各1件。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铜器的埋藏性质很有可能是墓葬。从形制和纹饰上来看,这批铜器具有鲜明的商代晚期特征。此次出土的铜器,均为典型的殷墟式铜礼器,应来自于商文化核心分布区。子洲关王岔出土的商代铜器,是近年来陕北地区出土的为数不多的商代铜器群之一,为研究商代晚期陕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试析三星堆遗址商代一号坑的性质及有关问题

1986年,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遗址所发现的商代一坑号出土了三百多件珍贵文物,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这批文物的出土提出了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一号坑的性质问题。有的同志根据一号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金杖等遗物认为一号坑是“墓葬陪葬坑”;有的同志根据1929年燕家院子出土的一坑玉石器和六十年代初在曾家院子出土的一坑石料联系彭县竹瓦街出土的两次窖藏铜器,则认为一号坑是“窖藏”;还有的认为是“宗庙扫庭”的遗物。     

郑州杜岭和回民食品厂出土青铜器的分析

1974年9月,在郑州商西城墙外约300米处的张寨南街杜岭土岗南段距地表约6米深处,发现3件商代前期青铜器;1982年7月,在郑州商城东南角外侧的向阳回民食品厂距地表约5米深处,又挖出商代前期青铜器13件。这两个地点所出土的铜器,是历年来在郑州商城遗址范围内出土青铜器最为集中的。这批青铜器,不仅展示出商代前期青铜文化的兴盛和繁荣,而且对确定郑州商城为商代前期一座重要都邑遗址,和研究当时青     

山东省邹县又发现商代铜器

1971年4月,在邹县化肥厂基建工程中出土了一批商代铜器,有觚、爵,觯、戈、削、弓形器等六件,共存的尚有陶器十件(见《文物》1973年5期第3页)。继化肥厂出土这批铜器之后,1973年5月小西韦大队生产队平整土地时又发现了商代铜器爵、觯各一件,出土地点距化肥厂很近,只有一河之隔。铜爵(图一)通高20、腹深9、足高8.5厘米,腹部饰三道弦纹,鋬内有铭文三字(图四)。第一字右上角笔划中断了一点。     

盘龙城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

盘龙城是解放后发现的一处十分重要的商代遗址,历年来不断有商代青铜器出土。在各级党委的重视和领导下,我们配合水利工程先后进行了二次发掘。第一次是1963年7月,湖北省博物馆在盘龙城西的楼子湾,清理了墓葬五座(楼M1—M5),出土青铜器三十八件。第二次是1974年9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72级工农兵学员及部分教师,同湖北省、地、县文物工作者组成盘龙城考古发掘队,在城东李家咀清理了墓葬三座(李M2—M4),出土青铜器六十七件;在城北的杨家湾清理了墓葬二座(杨     

虢国墓地出土商代小臣玉器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

1990～199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三门峡市文物队联合在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大型贵族墓葬及车马坑10余座,出土文物达17000余件(套、组),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发掘出土的近3000件(套、组)玉器中,还包含有一些商代遗物,并有部分刻铭。这里我们首先选出其中3件商代小臣刻铭玉器,对其铭文及有关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大临大雅——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精粹

<正>蓝田吕氏家族墓园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五里头村,共有墓葬29座,出土陶、瓷、金银、铜、铁、锡、石、玉器等700多件(组),以瓷器居多。吕氏家族墓葬出土了大量北宋贵族生活实用器具,其中瓷器质地优良、工艺精湛、釉色丰富、品种齐全、形制多样的。这批文物绝大部分具有明确纪年,堪称北宋时期瓷器断代的标准器。本书遴选墓葬出土文物精品136件(套),均属墓葬出土器物,以其用途分类介绍,展示了北宋关中士族——吕氏家族精致而不奢华的日常生活。     

城固洋县商代青铜器群族属再探

陕西城固、洋县自1955年至1990年多次出土大批商代青铜器(以下所引城固、洋县材料不再加注),依据历次简报进行统计,1955年至1976年城固出土490件,1980年至1981年城固出土75件,1986年城固又征集了5件商代青铜器,1964年至1990年洋县出土65件,两地商代青铜器总数已达635件。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许多学者撰文对其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创见,观点尚有分歧。     

河南汤阴羑河东周墓地M1发掘简报

2018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汤阴县羑河墓地发掘东周墓葬85座,马坑1座,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玉石器等。其中M1位于墓地最主要的位置,是这批墓葬中最大的墓葬。墓葬形制保存较好,结构复杂,殉人数量多,墓葬中出土玉器、玛瑙器、车马器、铜构件等,制作精美,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区性特色,代表了这一区域墓葬的最高规格。特别是该墓出土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把春秋晚期吴王诸樊在位期间铸造的自用剑,剑铭28字,弥足珍贵。该剑制作精良,代表了吴越地区铸剑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平鲁井坪楼烦墓

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井坪镇南梁,分布着大批古代墓葬,自一九八六年以来,为了配合平朔露天煤矿的工程建设,平朔考古队进行了大规模的铲探和发掘。几年来共发掘了三百余座墓葬(简称 PNM)。这批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骨器、铜器、玉石器。其中的陶器、骨器十分引人注目。现将这批古墓葬中的 M54、M57、M192、M303四座墓葬的发掘情况报告如下(图一)。     

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

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高大伦,李映福广汉玉石器是从１９２９年广汉县中心场农民燕道成挖出大批玉石器才渐渐引起学术界重视的．１９３１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曾在玉石器出土地点进行过考古发掘．以后,也屡有出土．对这些玉石器的时代、用途等,有过许多...     

河南安阳市殷墟郭家庄东南五号商代墓葬

2006年11月,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对郭家庄东南的一座商代贵族墓葬进行发掘。该墓为土坑竖穴墓,一椁一棺。墓内随葬品共计63件,有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骨器、蚌器和贝币。该墓的时代为殷墟文化第二期,墓主人是旅长或高级贵族。该墓是近年在殷墟外围地区发现的较重要的墓葬之一。     

关于郑州商代青铜器窖藏坑性质的探讨

1974年秋,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北段外侧约300米处的杜岭张砦南街地下土坑内,出土了两件商代大铜鼎和一件铜鬲(以下简称“张砦铜器坑”)。这些青铜器究竟是墓内的随葬品还是窖藏品的问题,当时未能搞清楚。1982年夏,在郑州商城东南城角的外侧约54米处,即郑州市向阳回族食品厂地下,发现了一个埋置有13件商代青铜器的窖藏坑(以下简称“城东铜器坑”),这是目前在郑州商城附近出土数量较多、器形较大的另一批商代青铜器。从上述两座土坑的形制、深度和青铜器在坑底的放置方法,以及出土青铜器的品种来看,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张砦铜器坑也应该是属于当时的窖藏遗迹。至于这两个窖藏青铜器坑的形成问题,我们初步认为可能与商代某种祭祀活动有关。现就这个问题,我愿意谈一些看法,不当或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江苏镇江润州山六朝墓葬及窑址发掘报告

2014年3月,镇江博物馆在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清理了11座六朝墓葬和1座窑址,其中砖室墓8座、土洞墓2座、土坑墓1座。这批墓葬共出土各类文物55件(组),以青瓷器为主,另有少量陶、铜、滑石等质地的随葬品。六朝时期的砖窑遗迹保存状况较好,为研究古代窑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

2005年3月~6月,陶寺遗址6座中小型墓葬经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批陶器、玉石器和一件铜器。经初步研究,其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     

云南泸西县大逸圃秦汉墓地发掘简报

2008年2月,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下,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泸西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泸西县大逸圃秦汉基地进行了抢按陛发掘。墓地的年代自战国末至西汉晚期,共发掘墓葬190座,出土随葬器物300余件。材质可分为铜器、铜铁合制器、铁器、玉石器、骨器、陶器七大类,其中铜器最有特色。该墓地出土器物虽然同滇文化相似,但在组合上却存在差异。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

2000年8~10月和2001年夏,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东大杖子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15座,出土器物近150件(套),主要为铜器,其次为陶器,另有少量玉石器等,按用途可分为容器、兵器、车马器等。就墓葬的总体性质而言,应属于北方地区青铜时代典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即属于"青铜短剑墓"的文化范畴。根据出土器物判断,墓葬的年代应为战国早期前后。此次发掘为探讨辽西地区各类型青铜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中原燕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资料。     

和林格尔县大堡山墓地发掘报告

2012年大堡山墓地的发掘,共清理墓葬51座,出土战国时期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等80余件,其中出土铜带钩的比例较高。和林格尔地区发现战国墓葬较多,这次的发掘材料对了解赵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提供了丰富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