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边疆: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新思路

传统国家时期的边疆多被视为"地理偏远的边缘地带、拱卫核心的缓冲地带、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带、文化迥异的遥远地带"。随着近代以来领土属性的转型和交通通讯的发展,中国开始由模糊的、不确定的、"有边陲而无边界"的传统边疆观向以国际性条约分界定疆的现代边疆观转变。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支援边疆建设,从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到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再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一带一路"建设,国家政策支持和地方政府有机互动为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绝佳机遇,也为边疆地区超越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边疆形象提供了时代契机。"超越边疆"便是在"一带一路"、全球化以及现代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基于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客观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基础,在均衡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将边疆地区提升至国际合作前沿区、国家战略纵深区、经济增长潜力区的高度,实现国内各地区更为紧密的联结和整合。     

汉代北边的"关市"

汉代北部边疆的"关市"自汉文帝时代已经开始发挥活跃经济交流、促进民族往来的作用,自汉武帝时代起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甚至在汉王朝与匈奴处于战争状态时期,依然联系着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往。战争中匈奴"攻当路塞"和汉军"击胡关市下",其实都意味着对"关市"的直接破坏,也都是利用了"关市"吸引多民族群众的经济作用。《后汉书》所谓"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说明"关市"的作用,是边地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通关市",是汉代北边贸易往来的重要形式,除此正当途径外,北边贸易还有非正常乃至非法的形式。     

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康有为从今文经学出发,力主君主立宪和"五族合一",进行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其中边疆建设方略是有机构成部分。康有为在世界格局中认识中国的边疆危机,把握了外藩边疆、内属边疆和内地的联动关系,洞察到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的互动,主张变法新政要在边疆优先实施。边疆建设成为近代中国大势所趋的一个内在动力。同时,康有为亦清醒地认识到,在通往大同的道路上,去除边疆的民族社会界限最为困难。边疆建设一直是康有为历史世界的重要支点。     

10世纪前中国西北边疆发展的几个特点

10世纪前的中国西北边疆经历了开拓、稳定和演变等过程,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边疆发展的各种形态与主要特点尽皆呈现。南农北牧既是西北边疆的基本经济形态,也是历史上中原农业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角逐态势延伸的主要依据;在作为边疆主体的中原或内地王朝、客体的西域地区和旁体的北方游牧民族等三个主要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北边疆的政治地理范围时有伸缩,而多种统治体制并存、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一体化等特点也贯穿于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发展的整个过程。     

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

在我国追求以综合国力提升为目标的全面、持续和稳定发展,以及国家在领土外的活动日渐突出的条件下,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地理空间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缘性区域问题的影响日渐突出,形成了所谓的"边疆热"。在此过程中,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应运而生并呈异军突起之势,引起广泛关注。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和界定边疆,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眼于厘清各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的本质,揭示边疆和边疆问题发展演变的规律,构建边疆和边疆治理的阐释理论,探索各种边疆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解决边疆问题的政策建议,并以此服务于国家的边疆治理。不过,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并不排斥和否定边疆研究其他视角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期待在国家视角与其他视角边疆研究的共性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边疆研究统一的基础平台,共谋边疆研究的发展,以期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     

新世纪以来当代云南边疆问题研究述评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境外人口非法流入、毒品走私与艾滋病蔓延、宗教渗透、跨界民族、跨国婚姻、环境保护与生态恶化、"一带一路"与周边区域安全、地缘战略等诸多涉及边疆安全、稳定及其发展的相关问题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们纷纷从民族学与人类学、历史学、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生态环境学、宗教学、社会学、管理学、禁毒学等多学科或跨学科视角进行研究,产生了一大批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当代云南边疆研究以问题为导向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学界在西北边疆史地文献整理、西北边疆经略与边疆管理、西北边疆民族史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改变传统的研究路径,全面、系统、综合地研究西北边疆财政、边疆民生、边疆生态、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边疆民族地区对国家认同等问题,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需要认真对待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古代边疆问题”研讨会综述

2013年8月26-28日由吉林大学"985工程"中国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社会科学报》吉林记者站、吉林大学民族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古代边疆问题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南开大学、云南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列宁对边疆经济问题的剖解北大核心CSSCI

列宁对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边疆地位问题、边疆开发与边疆移民、民族主义与边疆发展等问题均有精辟论述。列宁强调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巨大,并且就其在俄国国家的地位来说,边疆地区保证了俄国资本主义不仅在纵的方面,而且在横的方面都得到巨大的发展。列宁倾向于从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待俄国土地问题与边疆垦殖、移民的关系,认为农民真正获得自由和完全摆脱农奴制的压迫,才是广泛利用俄国边疆大量待垦土地的一个基本前提。列宁还提出,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统合,不应建立在武断、生硬、机械的所谓国语确立等外在形式之上,而应建立在长期、自由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流转的基础之上。     

“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

本文以"极边"、"次边"为切入点,对宋朝的边疆思想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极边"由外边(与域外接壤之州军)和内边(与域外非接壤之州军)组成,北方强调的是对外军事战略功能,体现的是政治边疆;南方强调的是对少数民族的控驭功能,体现的是族群边界即文化边疆。"次边"位于边疆层级结构的第二层,宋人常常将其与表示疆域最外围的词语(极边、沿边、缘边、并边等)连用,地理空间主要集中于北方。宋人对"极边"、"次边"的使用说明边疆思想在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边疆(界)意识凸显、边疆空间的扩展以及对边疆认识的细化。     

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

本文认为,从专门史与边疆史地研究发端的中国边疆学,在学术积累、学术水平、学术规范、队伍建设等方面,目前已具备成为专门学科的条件。中国边疆学以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为研究对象,以专门史、历史地理学、法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边疆现实问题等学科作为学术支撑点。此外,本文作者还就中国边疆学应采用的新的视角与方法、应集中研究的重要问题等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罗马边疆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

罗马边疆研究在西方兴起的时间较晚,直到20世纪前半期对它的研究都还没有形成系统。20世纪中期,罗马边疆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作为一门学科分支悄然兴起。它的兴起与罗马边疆铭文收集、整理及考古密不可分。从1949年到2012年,大致定期召开的"罗马边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对罗马边疆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呈现出最新的研究成果。罗马边疆的区域性、综合性研究著作的大量出现以及各种罗马边疆理论的纷呈,极大地推动了罗马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并展现出新时期的研究特点。罗马边疆研究向跨学科结合方向发展以及对罗马同时期大国边疆的比较研究体现出新时期的研究趋势。     

北宋前期“禁盐制夏”措施及其实施困境

“禁盐制夏”是北宋前期经略西北边疆的重要举措。太宗淳化年间首行禁盐,出现戎人扰边和边民犯禁的双重困境。至道禁盐与淳化禁盐基本无异,亦遭困境。真宗咸平三年继以禁盐,鼓励商人将解盐运至陕西沿边低价销售,日渐出现财政负担加重和商人私抬盐价问题。整体而言,禁盐未能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北宋无法保持解盐低价销售和解决内属蕃部生计问题。与西北地区“禁盐制夏”不同,西南地区通过运盐对山地族群进行治理且成效明显。研究发现,影响北宋以盐经略边疆问题的因素很多,但有效控制盐产资源是重要前提,满足民众生计需求是关键因素,其他则需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准确判断与政策调适。     

俄罗斯的欧亚选择与中俄边疆区域合作

历史上俄罗斯多次出现"回归欧洲"还是"融入亚洲"的讨论和选择,但独特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决定了俄罗斯必须在欧亚之间起到有效的链接作用,欧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离不开俄罗斯的积极作为。俄罗斯在积极与欧洲发展合作的同时也要在亚洲扮演重要的角色。中俄边疆区域合作是中俄关系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为使中俄关系保持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就必须排除"中国威胁论"论调的干扰。     

泛朝政化与史料运用偏差对边疆史地研究的影响——以明代“三征麓川”研究为例

明代"三征麓川"是关系西南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危的重要事件。明清史家由于对西南边疆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缺乏准确认识,或出于某些政治需要,用政治情感代替理性的史实分析,忽略对事件本身的探究,疏离对引发战争的边疆形势的考察,仅就朝政进行评述,出现了泛朝政化倾向,使这一边疆问题异化为朝廷政治斗争。而当代部分学者误将明清史家带有政治偏见的评论作为第一手史料运用,又使相关研究出现严重偏差。本文通过对明代"三征麓川"的历史进行探本寻源,试图说明边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专业的边疆研究刊物、社团创立,部分大学设置了边政学系等边疆教育研究机构,边疆研究的内容在传承中得到了拓伸,同时也开始了构建近代意义的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尝试。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重视中华民族观念的讨论,是"致用"与"致知"双重社会需求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政府组织与推动的时代特征,表现出突破传统史学窠臼向独立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在研究理念上呈现出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多维视角。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新思考、新探索——“第三届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综述北大核心CSSCI

2015年7月6-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云南民族大学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新思考、新探索”为主题,在昆明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国内各高校、科研机构的60余名青年学者与会,分别就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思考、近代中国边疆治理及涉外关系、海疆历史与现实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现依会议论文及研讨情况综述于下。     

战争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研究

1930年代后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西部民族地区以巩固抗战后方的运动,号召教会内外有为之士,到当时被称为“边疆”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计、教育、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服务工作。此外,总会还联络研究机构及学者从事边疆研究,形成服务与研究的互动,促进了边地尤其是川康地区的社会进步以及与边地相关学术的发展。边疆服务是基督教自1807年传入中国以来第一次在中国政府支持下从事的大规模社会活动。这场运动延续到1955年,不仅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也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剧烈的社会转型。边疆服务的历史,对于认识基督教传教活动在近代中国经历的变化,提供了一个为以往的研究忽略了的重要例证。     

两汉北部边防若干问题之比较

两汉边防,尤以北部为甚。本在边防政策、边防武装力量建设、边疆经济开发等方面,探讨了两汉边防政策之演变、边防武装力量之调整以及边疆经济开发之差异等诸方面的问题。     

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

一、三次研究高潮与三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硕的成果,可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来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在研究、总结前辈研究的历史遗产后,认为自19世纪中叶迄今,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三次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