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铜器铭文中的编号

汉代铜器铭文中有不少附记编号。其编号方式有七种。就编号的性质而言,有些是制作时所编的造器号,而更多的是管理与使用时所编的用器号。西汉前期的铜器铭文中附记编号者很少,编号方式也很简单;西汉中期后有编号的铜器数量多,编号方式多种多样。与战国铜铭对照可以发现,战国时期铜铭中的编号罕见,方式也简单,而且战国铜铭中只有使用号而无造器号。这说明战国铜器制作规模小,往往是单个生产;而汉代铜器制作规模大,一般是批量生产。编号的不同,反映出铜器制作规模的差异     

汉阴出土一批汉代铜器

1985年陕西省汉阴县月河北滨李家台汉代遗址西北约300米处发现一古墓(图一)。县文化馆闻讯后进行了清理,现将出土的一批汉代青铜器介绍如下: 鼎共五件,分二式: Ⅰ式四件。有盖,盖似一球面,上有三个扁条环状钮,钮顶各有一小球状握手,可以倒置。子母口,加盖可以严密闭合。长方竖耳上部外撇,耳有狭长穿孔。圆腹,圜底,三蹄足,足之横截面略呈桃圆形,近     

广西梧州出土的汉代铜器

广西梧州市位于广西的东部,与广东省西部封开县接壤,地处于珠江流域的中游,在西江、桂江和浔江的汇合处,素以广西“水上门户”著称。这里山多林木,青山环抱,绿水缭绕,终年郁郁葱葱。夏为荆南境,商周百越地,秦属桂林郡。汉     

汉代铜器铭文著录与研究历史的回顾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开始于宋代,但一直到清代,学者们的努力还主要集中在铭文的著录上,研究的成分很少。民国时期容庚《汉金文录》与《金文续编》问世,标志着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建国后,一批批汉代有铭铜器陆续出土并公布于世,一些学者如陈直、李学勤、裘锡圭、丘光明等从不同角度对汉代铜器铭文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全面的著录性著作,也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在铭文的释文、断句、注释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某些研究结论还缺乏准确性。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几件汉代刻铭铜器考释

本文介绍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几件汉代青铜器,均有刻铭。山都鼎、清和鼎、平都鼎、安定郡库鼎、五柞鼎盖对于汉代郡县、地理及汉代离宫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家鼎、元成家铜沐缶是汉代皇家贵族用器。元成家铜锺为汉代度量衡提供了新资料。陵啬壶,壶肩部刻铭"陵啬四斗",说明秦汉另有专管某项事务的"啬夫","陵啬"应是管理陵园之事,办理祭祀等事务。     

中国古代的刻纹铜器

刻纹铜器又名针刻铜器、錾刻铜器。这种铜器的艺术特点是:其纹饰图案不是用笔绘出来的,也不是铸造的,而是用坚硬锐利的工具刻出来的。线条强韧有力,比头发丝还要纤细,所以构图精美繁缛,在很小的面上刻出极其丰富的内容,哪怕只有方寸之地,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刻纹铜器是中国青铜艺术的一种创造,是青铜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根据考古资料,刻纹铜器是春秋晚期才出现,战国两汉较多流行,是青铜刻纹艺术的黄金时代。其后衰落,至三国晋代以后绝迹,前后大概流行了七八百年。刻纹铜器的发展历史,…     

浅析春秋吴国铜器中的中原文化因素

本文梳理分析了考古出土的春秋晚期具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吴国铜器,认为此类铜器主要有三种：吴国仿制的中原铜器、带有中原文化元素的吴国铜器、产自中原流入吴国的铜器。总体上这类铜器数量不多,中原文化对吴国铜器的影响远不及楚文化、群舒文化,而形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更多的是地缘因素。     

北京延庆西屯墓地出土汉代铜器的科学分析

延庆西屯墓地出土的汉代铜器对于了解北京地区汉代铜器文化特征、制作技术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揭示该批铜器包含的科学信息,本文对其进行了科学分析检测。结果显示,西屯墓地出土铜器的材质以铜锡铅三元合金为主,仅两件铜盆检测为铜铅二元合金、一件铜带钩为铜锡铅砷四元合金,且三类材质的合金化程度较低。除铜镜外,铜器的合金成分与器物类型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可见其青铜技术逐步衰退。多数铜器为铸造而成,根据器物的需要,还在局部采用热锻、热锻后冷加工等加工方式,说明当时的工匠已经能够根据需要应用相关技术。     

汉金文“杜宜”考识——兼谈汉代铜器铭文的宫名“省写”现象

容庚《汉金文录》卷一著录有两件汉代“杜鼎”,两鼎器盖各有两组刻铭,现将两鼎器盖铭文转录如下：     

从铭文看两汉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及其变化

汉代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多样,且变化明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早期,国家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铜器生产较为自由,制作机构既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各级工官,也有地方诸侯和富商,产品得以自由买卖;西汉中晚期,由于对地方诸侯和私人工商业实行打击和限制政策,铜器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地方诸侯和富商基本退出铜器的生产领域,铜器的制造由政府专控;东汉早期,随着政策的放宽,铜器由政府专控的局面开始松动,私人作坊造作的铜器出现,至东汉中晚期政府各级工官基本退出铜器生产领域,铜器的制作为私营或工官监制私人承制的形式。     

成都市高新区勤俭村发现汉代砖室墓

2001年8月,成都市高新区桂溪乡发现了两座汉代砖室墓。两座砖室墓均为东汉时期较为常见的家族墓地,出土了较丰富的随葬器物。     

一部填补学术空白之作——评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研究》

徐正考博士《汉代铜器铭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2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是作的博士论。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对汉代铜器铭综合研究方面的空白。     

宁乡铜器群与新千铜器群比较研究

本文从铜器内涵、文化面貌及与中原铜器的关系等方面对宁乡铜器群和新干铜器群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所含铜器年代跨度不同、主体年代或所属文化年代不同、铸造地复杂情况迥异）,时间上不并行,文化传统上联系很少,与中原铜器关系的性质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两者既不是商代晚期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同时并存的青铜文明,也不存在源流或继承关系。对于宁乡铜器群文化属性的判定,应该建立在对其所属考古学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之上,不能因为其与新干铜器群分布地域彼此毗邻或部分铜器年代接近而进行简单比照。     

宁乡铜器群与新干铜器群比较研究

本文从铜器内涵、文化面貌及与中原铜器的关系等方面对宁乡铜器群和新干铜器群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所含铜器年代跨度不同、主体年代或所属文化年代不同、铸造地复杂情况迥异),时间上不并行,文化传统上联系很少,与中原铜器关系的性质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两者既不是商代晚期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同时并存的青铜文明,也不存在源流或继承关系.对于宁乡铜器群文化属性的判定,应该建立在对其所属考古学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之上,不能因为其与新干铜器群分布地域彼此毗邻或部分铜器年代接近而进行简单比照.     

安徽阜阳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铜器

1968年3月,在阜阳县颍南红旗中学院内,一座汉代砖室墓(编号68FLM2,下文简称M2)被农民取土时挖毁,墓室大部分被拆除,葬具痕迹和随葬器物均被扰乱。文物部门接到报     

汉代契约研究

契约在我国古已有之,至汉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事交往的深入,契约的发展已相当完备。其种类之多、效应之强反映出契约的订立遍及民法债权的各个领域。汉代契约法学一社会学范畴,不仅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体现在成立之时的必备要素、极强的法律效应和各种情况下契约的终止,而且它作为重要的社会现象,还蕴涵着极其深刻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全息性地体现了汉代社会内部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     

一件刻纹玉饰的辨识

1987年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墓地第四号墓中曾出土一件刻纹玉饰,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以往关于这件刻纹玉饰的放置方式及刻纹内容,很少提及。本文率先探讨了这件刻纹玉饰的用途,认定其为梳背饰;在明确了其摆放方式的基础之上经仔细审视,提出这件刻纹玉饰上所琢刻的应是一条单首双身的龙形图案。     

江西所出应国铜器铭文研究

1958年,江西余干县曾出土一件铜器《应监甗》,通高34.9厘米、口径22.4厘米,款足高15.8厘米,足饰饕餮纹,口沿内壁铭只有六个字：“应监乍宝尊彝”.这里的铭并不难解,其中比较有争议的是对应监的理解和地望问题.     

满城汉墓出土铜器铭文研究

满城汉墓共出土铜器600余件,其中30件刻有铭文,计52处近800字。这批铜器铭文集中体现了西汉前期器物刻铭的面貌,对研究西汉的度量衡制度、诸侯国制度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本文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对刻铭重新做了录文,更正了个别错讹之处,并分别做了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