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建元年间初行三铢钱考

在汉武帝三铢钱建元、元狩两次铸行说与元狩四年一次铸行说的论争中．争议焦点是有无建元元年至五年初行三铢钱事。拙见以为由于建元年间初行三铢钱,是书证、考古实证确凿的史事,故汉武帝前后两次铸行三铢钱是无可置疑的史实。长期以来,有部分研究者,受如东瀛加藤繁等人的“崇《史》非《汉》”误识之蒙感,不仅未能对该说之确作必要的核考,反引申其“《史记·平准书》未录武帝建元年间铸三铢”说作为元狩四年一次铸行说之要据。     

西汉白金货币再探

西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进行了第一次币制改革,废四铢半两钱,造“白金三品”和“文如其重”的三铢钱。这次币制改革的目的和过程在《汉书。食货志》、《史记·平准书》都有相同的记载,而且对白金三品的形制、币值、材质也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西汉武帝建元年间初行三铢钱考

在汉武帝三铢钱建元、元狩两次铸行说与元狩四年一次铸行说的论争中,争议焦点是有无建元元年至五年初行三铢钱事。拙见以为由于建元年间初行三铢钱,是书证、考古实证确凿的史事,故汉武帝前后两次铸行三铢钱是无可置疑的史实。长期以来,有部分研究者,受如东瀛加藤繁等人的“崇《史》非《汉》”误识之蒙惑,不仅未能对该说之确,妄作必要的核考,反引伸其“《史记·平准书》未录武帝建元年间铸三铢”说作为元狩四年一次铸行说之要据。遂使这一研究有“以人为据”之失误,违反了考证研究言必有确据的科学原则,脱离了严谨、绵密的汉学精神…     

顺治通宝钱铸地新考——从《清朝通志》对顺治通宝背＂宁、昌、江＂三类纪局钱铸地记载的失实谈起

一、绪论 大多数顺治纪局钱的铸造地点都非常明确,这是因为每个钱局铸造的顺治通宝钱幕（除光背、计值钱外）都加铸了该局简称。例如户部钱局钱背铸“户”字,工部“工”字等。清政府在定鼎之后就力图改变明末币制混乱、体制不规、轻重不一等弊端,     

谈西汉孝武三铢钱范

三铢钱在《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中已不十分清楚,三铢为孝武所铸,则无疑意。但三铢铸罢于建元,还是铸废于元狩,自来两种分歧,或说始铸建元元年(前140)罢于建元五年(前136)或说元狩四年(前119)铸至元狩五年(前118)废,可喜山东莱芜首     

张家山汉简与汉初货币

汉初货币承秦制,钱、金并用。史载汉半两重三铢,重仅为秦钱的1/4,而出土所见则大小轻重混杂不一。这些汉半两的大量铸造,成为币制混乱、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为稳定市场,汉初曾立法规范货币制造、流通与管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多有这类条款,有的可补史缺。 一、以钱、金为通货 《二年律令·钱律》“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     

“半两”钱文字略考

“半两”钱始行于战国之秦。自秦惠王二年(—336)“初行钱”,经历秦朝、至汉武帝元狩四年(—119)铸“五铢”(其间武帝初年曾短期行“三铢”钱),前后跨越三个朝代,流通二百余年。从秦始皇时(—221)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种统一的法定货币,对以后的币制有着深远影响。其轻重、厚薄、大小有很多变化,但其则始终为“半两”二字。尽管版别极多,笔意各殊,却因字数既少,笔划亦稀,一般研究只据秦始皇统一字,李斯创小篆为界,     

北宋颁鋳样钱考——对一枚崇宁通宝大钱的探讨

正两宋铸钱的过程,有学者做了概括总结:"一、审定钱样;二、部颁样钱;三、刻制祖钱;四、翻铸母钱;五、铸造子钱。"~((1))其"审定钱样"是指用木、牙质雕刻的呈送皇帝审定的样钱,称"上省样钱"或"进呈样钱"。有秦桧铸钱样呈送皇帝"上省"的记载~((2)),以下称"上省样钱"。"部颁样钱"有称"颁铸样钱",《咸淳临安志》卷五中有"颁降铸钱式"御札~((3)),以下称"颁铸样钱"。铜质颁铸样钱由软质上省样钱铸造。户部经皇帝审定的颁铸样钱颁发给铸钱司下达到钱监,由钱监依照     

谈咸丰当五十厚重钱

咸丰大钱是清朝政府在特殊时期铸造的钱币。据清史记载 ,咸丰三年 ( 1 853)清政府为筹措巨额军费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因国库空虚 ,财源枯竭 ,遂决定铸行大钱。于是各省纷纷鼓铸 ,至咸丰四年七、八月 ,全国已有 2 2 (省 )局开铸大钱① ,铸造的大钱品种之多、版别之繁、钱文之杂、厚重之差 ,为历史罕见 ,是我国历史上继王莽之后 ,又一个制币混乱时期。宝泉局是户部的铸钱局 ,从咸丰三年五月始铸咸丰重宝当十大钱 ,八月增铸当五十大钱 ,十月又增铸当百、五百、当千等记值大钱。笔者发现一枚宝泉局咸丰重宝当五十厚重钱。此钱铸造精良、黄铜质…     

宝苏局当五钱的铸行和收回

清末币制混乱,钱法败坏。宝苏局铸当五钱,在流通地区引发风潮,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本文阐述宝苏局铸当五钱的缘起,推行中引发风潮,以及被迫停铸和收回的全过程。它充分反映中国近代金     

王莽布泉铸期再探

王莽布泉在《汉书》中没有任何记载。铸于何时历来有争议。目前,最被大家认可的观点是：布泉是王莽第四次改变币制的产物。由于它的钱与货布、货泉一样是悬针篆．字的特征上具有一致性。这个推论是极有依据的。     

申明铺遗址出土两汉钱币的成分与金相分析

1 引言 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的两汉时期,经历了西汉、新莽、东汉三个朝代。伴随着政权的更替,其间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铸行了刀、布、圜钱等形制各异、轻重不等、币值不同的青铜货币。而钱币铸造也是石范、铜范、叠铸等多种工艺并行^①,甚至翻砂工．艺也似乎初显端倪。迄今为止,已有较多学者对两汉青铜钱币的合金成分进行了研究。     

清代新疆红钱私铸探析

在古代献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有关清代新疆红钱私铸的记载。据《皇朝献通考》记载：早在顺治年间（1644-1661年）,“各省开炉太多,铸造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私钱公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因“钱重销毁弊多仍改重一钱,嗣因私铸钱竟起,仍复一钱四分之制”。雍正年间（1723—1735年）,“湖广河南等省私铸之尤甚”。     

郡国五铢论

西汉孝武时期铸行五铢有:郡国五铢、赤仄五铢、上林三官五铢。本文所论者为郡国五铢。该钱迄今各家论述未谛,有待研究。 一 《史记·平准书》“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汉书·食货志》与此略异,如:“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云云。颜注引孟康曰:“周匝为郭,文漫皆有”。文漫即面背。《书》、《志》所载“有司言三铢钱轻”,与汉《纪》殊异,因此造成泉界论述纷纭。     

浅议宝迪局咸丰当十磁性钱

咸丰年间内乱迭起,币政不清,新疆各局效法内地赶铸大钱。迪化(乌鲁木齐)于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设宝迪铸钱局,仓促开铸当八、当十大钱。据庚福奏文记载：“当八钱重一钱六分,当十钱重二钱。”宝迪局铸当八钱是一种很特殊的体制,其原因是当地以钱八百文为银一两,钱八分为银一分,故因地制宜,铸当八大钱。有红铜、黄铜、青铜三种材质。这种当八钱和一种同时铸造的小形当十钱在大小形制上都十分相似。     

《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钱币史料四题

<正>北宋铸钱为数甚巨,钱币文字多样,在古代货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铸在钱币上的文字—钱文,作为标识货币、宣示皇权的主要标志,是北宋铸币多样性、币制复杂性的一个缩影。《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为《长编》）作为记载北宋历史最重要的文献,不仅记载有13种钱文,而且对“国朝钱文”的特征进行了概括,为研究北宋铸币史、     

乾降通宝背星月纹开炉大钱

清代每值易号,各地钱局在开炉铸新钱之际,通常先铸一批带有纪念性质的开炉压胜大钱,以取吉祥或以志庆贺,这种特殊用途的钱币称之为“开炉钱”。此类开炉钱与流通行用钱存在较大差异,钱型大而厚重,钱面字一般虽与流通行用钱一致,但钱背面有各种吉语或纹饰,铸造不惜工本,力求精致,为非流通之品。因此类开炉钱铸造精美,铸量少,且与钱币铸造制度有关,历来为泉家所重视,并尽力搜罗,笔亦藏有一品清代宝苏局所铸“乾隆通宝”背“星月纹”开炉大钱,现介绍如下与同好共赏。     

探秘新疆红钱——被湮没的行用红钱雕母和母钱

根据宋代《山堂考索》、《官游纪闻》和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等史籍的记载,母钱翻砂铸钱工艺始于唐代,到宋代已经成为主流钱币铸造方法。由此推论：凡采用母钱铸造法铸钱,有行用钱币则必有铸造母钱,有铸母也必有手工雕刻的雕母。新疆红钱采用母钱翻砂铸造,仅杜坚毅、顾佩玉《新疆红钱大全图说》中就公布了1755种行用流通红钱。     

唐初武德钱币论略

唐初武德年间始铸开元通宝钱,开后代宝钱之先例,但与后代的年号钱有所不同。通过对该钱的铸造背景、铸造区域、流通情况以及钱文释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对武德年间的开元通宝钱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便于更全面的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     

读《关于顺治康熙时期‘昌’、‘江’记局的讨论》而感

顺治初年,由于关内战事不断,各省开炉铸钱先后不一。加上顺治钱式的变化,满汉文字的交汇,从而使得铸钱资料不够完整,连光背式和单字式两类钱的交替时间及情况也不见记载。各地铸造情况更难见具体和准确的记录。如对甘肃、南昌、武昌的开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