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赵树理

1966年5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院来电话,请赵树理到长治参与修改汇演剧目《两教师》。赵树理同陈奇、潘公展、张仁义、李振杰等5人组成创作组,先下陵川、晋城两县几所农业中学采访,为修改剧本积累素材。此时,诬蔑建国以来文艺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已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党(4月10日),     

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

27年前,即1977年4月16日下午,一个8年不给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仅因为他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发出许多真知灼见,竟然被戴上“恶毒攻击”的罪名,在“文化大革命”已宣布结束、“四人帮”已被打倒半年之后,不幸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我亲身经历的文革

1966年春夏之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一些事件的采访活动。亲历其境,感受真切,其中有着许多的困惑和悲哀。     

回首往事说梅益

我在中秋节头一天,星期三的下午,去北京医院病房看望梅益。听到我轻声呼唤“梅益同志”,他已只能微微睁开失神的眼睛,又闭上了。我第一个直觉:一个人就这样走过了他的一生。听说他每天上午还有一会儿清醒,精神好些。尹绮华就在中秋当天早晨带着他们的儿女前去,这是最后的团圆吧     

全国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之死

1968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的第三年,北京大学校园里还是那么混乱。许多著名的教授不是被赶出了自己的住所,就是被关进了“牛棚”,遭受着连续不断的批斗和审查,坦白交待横加给自己的莫须有的罪行。     

副部长与院士

《我与石油有缘》,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侯祥麟的自传,刚刚出版,他送了我一本。我们是六十多年的老朋友,我读过他的原稿。书中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香港化学会与中国化学学会联合召开关于精细化工的学术报告会,邀请我和唐敖庆做报告,我做了充分准备,会议先在香港后在广州举行。我申请赴港,但港澳办不同意我去,他们说副部长级干部去做学术报告,规格是否太高了？”结果两人都没有去成。侯氏当过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唐氏也担任过副部长的职务。     

回忆我的父亲钟枫

我的父亲钟枫看上去稳重干练,温尔雅,少言寡语。其实,他是个意志坚定、谦恭和蔼、感情丰富而又非常细腻的人。他从少年时代起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严峻考验。是革命队伍养育了父亲,使他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     

我听胡耀邦谈防止文革重演

2006是值得好好纪念和进一步反思的重要年头。40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30年前,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为中国能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中国终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这样的大灾难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怎样才能确保类似的灾难不会再发生？虽然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把这一研究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健康地向前推进的大问题。在此,我不禁又想起了25年前耀邦总书记的鞭辟人里的一席谈话。     

我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学习班

1969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办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学习班。一是人数多,竟将自治区及盟市机关干部的大多数,计七八千人同时送进了这个学习班;二是时间长,从1969年底到1971年6月,共计十七个月有余,全体学员在学习班里度过了两个春节;三是办班地点的选择,虽说要解决的是内蒙地区的问题,却要全部挪到千里之外的河北省唐山市一带去办班。据说这是为了加强隔离封锁,防止学习班内外走漏风声,串通一气。其事态之严峻,即此可见一斑。     

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

当我坐在阎长贵先生面前,听他平和地讲述30多年前的故事,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诚恳、书卷气十足的学者,曾是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以后被打进秦城监狱8年之久,出狱后又流放农场5年。“历史的组合真奇妙!给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当秘书,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居然使这个没做过的梦变成现实,我真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听到阎先生真实的声音,我想我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24年

1953年6月,我从江西省商业厅调到武汉工作,任中南局商业局局长。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中南局军政委员会财贸委员会的会议上,来了30多人,都是中南局军政委员会领导和财贸口的负责人,在座的我认识的有林彪、叶剑英、邓子恢、曾传六、牛荫冠、牛佩宗等人,他们大多是我的老上级。先念同志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关于解决     

我叫"活着欢"(十九)

二十二、带着徒弟“闯江湖” 1975年下半年,事情说着就多了起来:筹备全国调演、参加调演、回来后参加全省示范巡演,接着是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和事,一晃就到了 1977年夏天。当“生产”稍微上了一点正     

我所知道的江青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当年的“造反”生涯

一段历史流逝的是时间背负的是沉重直面是一种勇气“文革”初期,我当上了造反派红卫兵。赴京串联之后回到成都,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在北京时,我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     

我在增城五十年（下篇）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必须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界称之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

北京西郊那座戒备森严的什仿院。里面关押的到底是谁 1969年初春的北京西郊,春寒料峭,阵阵刺骨的寒风卷着沙砾,摇撼着路旁的大树。这一切,使得位于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中间的那一座俄式别墅小院——什仿院,更显得阴森、孤寂。这座小院看上去虽不起眼,但在它的四周却有3米多高的砖砌围墙,墙上还架着1米多高的电网。而那院墙内的树木已长到十几米高,把院内占地约70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和后小院平房遮盖得严严实实,仿佛与世隔绝似的。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建国后的遭遇

1987年8月5日清晨5点多钟,在北京,一辆从北太平庄开出的22路头班公共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南驶来,马路上薄雾未散,行人稀少,司机一时大意,没有注意到一位老人低着头,正从东往西穿越马路向北京师范大学走去,等到发现前面有人已来不及刹车,车前杠把老人撞出7米开外,当场昏死过去。     

我为将军寻“冰儿”

引子“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抗日老将军、原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身经百战,幸渡千劫,几十年视战友与群众为生命的一部分。进城半个世纪,锲而不舍追寻“冰儿”就是其中一例。为将军寻“冰儿”,好心人热情帮助、影伴心随,演绎了荡气回肠的人间奇缘。一批文章应运问世,深情     

莫伯治为陶陶居绘制的设计图手稿

2005年7月,荔湾区政协开展西关饮食文化的专题调研,意外地发现原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大师莫伯治先生于1980年为十甫路百年老字号陶陶居所绘的一幅建筑图手稿,其时旨在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屡遭破坏的茶楼建筑探索复原之路。“文革”,中陶陶居改名为东风楼,取意于毛泽东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一段论述。其间东风楼的内外空间、立面形象都被弄至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