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合重山的先世与别号

粘合重山为大蒙古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元史》卷一四六有传。但对于粘合重山的出身 ,《元史》语焉不详 ,只说他“金源贵族也。国初为质子 ,知金将亡 ,遂委质焉。”唐长孺先生早年撰有《蒙古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 (后收入《山居丛稿》 ,中华书局 1 989年版 )一文 ,曾对粘合重山的出身进行过考察。他主要根据《圣武亲征录》“哈答因见其孙崇山而还”等记载 ,推断粘合重山应为金中都留守哈答的孙子。笔者在翻检《析津志辑佚》 (北京古籍出版社 1 983年版 )时 ,又发现一条材料 ,足以印证唐先生的推断。据该书《名宦》条 :“粘合…     

《湛然居士文集》中“蒲察元帅”小考

在《湛然居士文集》中 ,耶律楚材赠“蒲察元帅”诗凡十一首。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曾据蒲察汉姓为李 ,怀疑此人为李藻 ,但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中 ,他似乎又否认了此看法 ,在人物考证中没有将这一观点列出。近年来 ,日本学者饭田利行、杉山正明均认为“蒲察元帅”就是蒙古开国勋臣耶律阿海 ,认为蒲察即“菩萨”之意 (分别见《大蒙古禅人宰相耶律楚材》 ,第 2 65页 ,柏美出版社 1 994年版 ;《耶律楚材及其时代》 ,第 1 89—1 90页 ,白帝社 1 996年版 )。查《元史》卷一五○《耶律阿海传》与《长春真人西游记》 ,蒙古西征时 ,耶律阿海的镇守…     

耶律楚材治盗

耶律楚材是蒙古汗国开国名相,13世纪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以拯救斯民为己任,辅佐蒙古统治者,积极推行汉法,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举措,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是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之一。这里讲一个他为燕京（今北京）百姓除盗的故事。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七月,太祖成吉思汗去世,遗命由其子拖雷监国,代行大汗职权。这年冬天,耶律楚材奉拖雷之召,回到燕京。耶律楚材是契丹皇室之后,出生在燕京,曾在金朝为官。之后投在成吉思汗帐下,随军东征西讨,三十七岁这年,     

从《国初事迹》看《明太祖实录》三修

《明太祖实录》三修是明代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限于史料,研究难以深入,而《国初事迹》则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案例。本文经考证认为刘辰所撰《国初事迹》成书于永乐九年二月二十日,虽非专为三修《明太祖实录》而作,但是三修班子在改修朱元璋开国事迹时采录了《国初事迹》的部分记载。《明太祖实录》通过增选《国初事迹》的记载,丰富了历史事件的关键细节,增加了很多完整的记事条目,使三修本实录内容更加完备,但是增选事件都以强调朱明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为目标。三修史官于《国初事迹》中未选事件,并非只为朱元璋隐讳,有相当多的内容是为开国功臣、大明王朝隐讳。由此可见,三修本《明太祖实录》体量的扩大应是三修史官审慎增删的结果。     

《湛然居士文集》中“杨行省”考

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 ,共 14卷 ,内收诗文 776篇。王国维先生作《耶律文正公年谱》 ,对这些诗文的写作年代作了细致的考订 ,分别列入有关年份条下 ,但对第八卷的《答杨行省书》则未提及 ① 。近年谢方先生整理出版了此书的点校本 ,在该文题目下注 :“年代无考”。限于体例 ,对“杨行省”所指并未涉及。日本学者饭田利行长期从事耶律楚材和《湛然居士文集》研究 ,将《湛然居士文集》译成日文 ,题为《定本湛然居士文集译》 ,并曾获第 2 2届日本翻译文化赏。 1994年 ,饭田先生又出版了《耶律楚材》一书 ,详细论述耶律楚材的生平和作品。…     

《万历武功录·黄台吉列传》史料辨析

本文认为,明人瞿九思所撰《万历武功录》卷8《黄台吉列传》是专门记述土默特部俺答汗长子黄台吉之事迹的传记,但混记了名字或称号也叫"黄台吉"的其他部落首领的事迹。其一是鄂尔多斯部的切尽黄台吉,其二是蒙古左翼察哈尔部土蛮汗的侄子黄台吉或者是塔必长子脑毛大黄台吉。同时,认为该传使用了一些虚假材料。     

《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1989年编印计划已经拟定

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综合卷》出皈后,丛刊的三个分卷即新疆卷、蒙古卷、邻国卷的编印计划已经拟定。三个分卷所收者均属珍贵的史料或资料。新疆卷汇辑了新疆稀见史料伊江汇览、伊江集载、伊犁事宜、伊犁略志、清伊犁将军文贞行状和新疆乡土志42种;蒙古卷包括清末蒙古史地资料(定边纪略、库伦志、库伦奏稿、乌里雅苏台志略、乌里雅苏台日记)和蒙文清代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内齐托音、哲布尊丹巴各世)传译辑;邻国卷收录了抚边杂录和明代壬辰役资料(两朝平攘录、倭志、惩     

《清史稿》、《清史列传》之《郑成功传》考异七则

学论及《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两书的史料价值时,常常认为《清史列传》高于《清史稿》。本对这一看法提出不同看法,通过对两书《郑成功传》七则明显不同的记载进行考订,发现《清史稿》虽存在不少错误,而可信之处亦多;《清史列传》虽存在许多优点,而错误亦存不少。评判两书的史料价值,应当进行具体的考订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热爱汉文化的元朝皇太子真金

元朝开国君主,世祖忽必烈皇帝共有十二子。①由于长子朵而只未婚早卒,习惯上史称真金（1243－1285）为长子。关于此人,史载多而零散,本文拟以汉文史料为主,蒙藏史料为辅,对其生平大略作一简述。1243年,真金生于漠北,此前忽必烈已于1242年召海云去漠北,问以怫法大意。②故真金出世后忽必烈请海云为之摩顶立名,取名真金。这在《佛祖历代通载》卷35有载：“帝诞生太子,诏海云国师,摩须立名,奏云：‘世间最尊贵,无越于真金’。”母昭睿顺圣皇后,弘吉刺氏。③真金诞生的时代,是蒙古汗国剧变和发展时期,其父忽必烈早在青年时代就…     

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二——撰写简练得体张廷玉《明史》开路先锋之发现

徐乾学在清修《明史》时担任总裁官,其将很大部分列传初稿由繁改简,成98卷本《明史》一部,此部《明史》亦称《明史列传》。其书以简练为特点,并为王鸿绪、张廷玉等所继承、发扬光大,形成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208卷、抄本《明史列传稿》162卷、《明史稿》310卷及《明史》332卷等简练本系统《明史》拟稿及《明史》定本。此系统与现存定本《明史》撰写初期形成的《明史列传》313卷、《明史》416卷、《明史列传稿》267卷等繁富本系统《明史》拟稿,鼎足而立,且以其符合一般正史之写法,其系列中之定本《明史》332卷名列史书经典系列"二十四史"之中,并声誉满天下。徐氏《明史》为撰写简练的定本《明史》的开路先锋,徐乾学在史学史上的贡献不可忽视。徐氏《明史》长期隐身埋名,不为世人称说。近年被纳入《明代史籍汇刊》影印出版,始为史界所注意,但其流传、价值等不见谈及,有待加强研究。     

传唐寅临《韩熙载夜宴图》考辨

重庆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人临摹顾宏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卷,绢本,工笔重彩,纵30.8厘米,横547.8厘米,无临摹者款识、卷中有两处唐寅题诗。此卷至今保存完好,因有唐寅题诗,一向被认为是唐寅临李。笔者认为,此卷绝非唐寅临本,理由一是未见任何文献史料记载有唐寅临摹过《夜宴图》,二是此临本中改动的部分绝非唐寅手笔,三是唐寅狂放不羁,他很难得于这种长轴大卷繁复而工致的临摹工作。徐邦达先生曾否认过是唐寅所为,但他未能说明是谁所为。经笔者考订,此卷当是仇英临本。     

从昭君诗看耶律楚材的儒家观

吟诵昭君的诗词古往今来不可胜数,然而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不同,昭君诗词呈现出多元的文人情怀,而耶律楚材作为少数民族的上层精英,第一个吟咏昭君的少数民族文人,其吟咏昭君的诗词更加具有时代性和独特性。在耶律楚材的昭君诗词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其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浓厚的儒家思想,这一点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难能可贵,诗词用典中所体现的汉家文化素养以及儒家大一统的观念不仅对耶律楚材本人,而且对整个蒙古民族的政治文化进程都有极大影响。     

《元史》昔里钤部、爱鲁列传探源及其补正

进一步深入探讨《元史》列传史源,应着眼于列传个案的研究,个案中包含着颇为特殊的现象。《元史》昔里钤部、爱鲁列传为父子合传,用相关文献比勘后发现:昔里钤部传未从王恽所撰反映该传主生平的《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铭并序》取材,却与姚燧所撰反映爱鲁事迹的《魏国公谥忠节李公神道碑》相应内容类似,而爱鲁传史源又与姚燧所撰碑文无涉。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昔里钤部及爱鲁列传的史源并非出自元人碑文,而有可能源自元廷编辑但已失传的《后妃功臣列传》。《后妃功臣列传》此二人传记由不同的人撰写,《元史》昔里钤部、爱鲁列传又分别由不同的人执笔,后经总裁之手合为一处。王恽所撰碑文保存了昔里钤部治理汉地的一段史料,殊为可贵。据此碑文等资料可对昔里钤部、爱鲁传的缺误进行补遗正讹。     

陈瑸历史价值的定位

赵尔巽的《清史稿》卷227《陈瑸传》,用很大的篇幅记载了陈瑸的事迹,连横的《台湾通史》卷36《循吏列传》和其它卷多处记述他的政绩,湖南、四川、福建、广东的省志,漳州、泉州、台湾、雷州、长沙的府志以及古田、台湾、湘潭、海康的县志,更是详细地记载了陈瑸在当地的活动。     

《清史列传·僧格林沁传》订误二则

中华书局出版的由王钟翰先生点校的《清史列传·僧格林沁传》："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初,科尔沁多罗贝勒新吉伦,于顺治七年晋封扎萨克多罗郡王,世袭罔智。"《清史列传》的记载影响深远,后人关于僧格林沁所属旗分皆源于此书。《清史稿·僧格林沁传》就一字不差地抄录《清史列传》,"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今人陈旭麓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僧格林沁（？－1865）蒙古科尔沁旗（今属内蒙古）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僧格林沁条又与陈书雷同,"僧格林沁（1811－1865）......…     

清康熙时期的蒙古行纪

行纪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这类作都是作据亲历所,内容丰富、生动、具体,其中许多内容还为官私述所不备。本选取清康熙时期扈从康熙出巡塞外(主要是蒙古地区)诸臣所留6篇蒙古行纪,结合相关官私史料,重点从口外蒙古地区的农业发展情况、木兰秋弥、多伦诺尔会盟等三个方面探讨行纪中有关蒙古地区的独特记载。     

《屈原列传》新探

司马迁于秦火之余收集屈原的材料,并“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作实地考察,写成了《屈原列传》,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屈原事迹的宝贵史料,其功不可没。然后人读《屈原列传》,却褒贬不一：褒之以为千古奇,贬之却责其叙事不明,意不贯,甚至认为司马迁不作《屈原列传》,或疑屈原其人之有无。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聚讼纷纭、没有定论。     

多卷本《中国通史·元史卷》题记

多卷本《中国通史·元史卷》题记本卷论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至元顺帝退出中原的历史。大蒙古国的建立,是在１２０６年,这是蒙古人建国之始,也可说是蒙古人由许多部落转向统一民族的重要标志。１２７１年忽必烈又建大元国号,而原来的国号仍未废弃,全称为＂大元的大...     

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

范晔《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经常被学者看作研究东汉"处士"的基本史料。但是此传中又保留有所谓"节士"事迹,与"处士"并不完全相同。两汉之际的"节士",指不与王莽政权合作的士人,而"处士"则指关心政治,却回避出仕的士人。从传记形成的角度看,范晔整理先前诸家《后汉书》的相关史料,有意建构起东汉"处士"远离政治的形象,并用合传的形式将东汉"节士"向"处士"演变的过程表现出来。范晔凭此说明东汉政权如何失去自己的支持者,并表达对东汉末政治的批评。此传也成为东汉王朝从兴盛转向中衰的一个侧影。     

《明史》人名勘误二则

近读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一版)《明史》列传,发现二处人名有误,勘正如下: 其一,列传第二十五(卷一三七)罗复仁传后有"孙汝敬"传,云:"孙汝敬,名简,以字行,永乐二年庶吉士"(下略)."孙汝敬"三字左旁标专名线,即认定为人名,其人姓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