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的历史通变思想

杨万里的历史通变思想的内涵是主张历史变化不已,但有“一治一乱”章法。他提出“穷必革”和“圣人惧于革”,总结出变中有常、“中正立而万变通”、“兴天下之大利,为天下之大益”和革除弊政重在用人等原则,要求区别对待“一代家法”与“祖宗家法”。杨氏以史事参证《易》理     

钱大昕历史考证方法述论

钱大昕的历史考证方法缜密精当。“比较法”通过校勘发现问题,再由歧说择优的若干原则判断正误。“求源法”从探求史源入手,一方面据史源以证史料转引之误;一方面藉史源以推断现有史料的可信程度。“钩稽法”讲求由此及彼地追踪史料信息,辨证疑误;或从考求史事发展的源流本末深入系统地阐明史实。“归纳法”则利用完全归纳、不完全归纳和类比等逻辑形式进行推理考证。钱氏综合利用以上多种方法考史,故能取得较好的考证效果。     

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历史研究有“经世致用”、“智识兴趣”、“人类自我认识”这三类基本目的,它们又各自导致种种优劣有别的不同史学。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决定了宏观思考至关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史事探究达到在总体上的统一性和揭示历史的深层含义,与此相关,理论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有优越的启示、梳理和升华功能,并且对于历史经验和教益能起到特别有力的推广作用。历史思索和论说的理论化包括(1)现成理论的连贯的运用,(2)理论性的创造式宏．观思考。成熟和高超的理论化是隐含的而非明示的,有机的而非教条的,倚重经典方法而非滥用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特别是经世致用,使当代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重视历史学习，树立历史意识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开学典礼上,专门讲了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的问题,这个讲话十分重要、必要和及时。关于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此处不赘述,我想每个人都会想到两句话,一句是毛泽东教导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句是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言简意赅而又意味深长,耐人思索。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的伎俩

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特别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战争,到发起珍珠港事变,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是一段充满血腥,残酷杀害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罪恶史。日本国内忠于历史、主持正义的历史学,比较客观地记写这段历史。但日本右翼势力却诋毁这是“自虐史观”,他们竭力歪曲这段历史,肯定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现在,日本政府审定的2002年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教科书,就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新标本。     

高效历史课堂之我见

新课程改革呼唤高效历史课堂,高效历史课堂也是我们每位教师不断追求的目标,教师如何做才能使我们的历史课堂高效呢？我认为必须做到“四一个”,即一个前提;一种方法;一种策略;一个目的。     

章立凡 中国历史能否走出死循环？

“我属于在历史巨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回忆就是咀嚼痛苦。实事求是地梳理和反省历史，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个常识问题。对读者而言，我所能做的工作就是—一丕原历史，奉献常识”     

明孝陵的历史地位

本人大学毕业后40多年工作,都与明清两朝史事有关。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就是我关注和研究数十年的课题之一。现就以下三个方面陈述陋见,权作引玉之砖。     

西方历史哲学的进程——论世界历史的历史认识与新的世界史观

“历史”是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全体。“历史叙述”不是学问叙述,而是文学叙述。“历史学”是历史的学问,历史学系统地考察内在于历史的诸事件;在全体历史中,历史学寻求某种历史规律或普遍性。“历史哲学”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结果的价值评价,历史哲学探求历史的统一性、历史的意义、结构、目标、历史的理念乃至形而上学问题。人类已跨入新世纪,所谓单一文化圈的“欧洲中心论”时代早已终结,一个多元文化圈的跨文化时代已经到来。与这种新的时代相适应,人类必须构筑一种新的世界史观：一方面,这种新的世界史观应当在人类存在本身中哲学地展现人的本来的“人性”;另一方面,这种新的世界史观应当在被升华的神性信仰中活生生地显现人的本来的“心性”。     

微博历史

章太炎为黎元洪写《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其实章本人最想为孙中山写墓志铭，而国民党新贵与其隔膜，遂留下历史遗憾。     

经验、教训之外的历史

读历史书。经常会遇到“经验”或“教训”之类的提示词汇,或者整本书本身就是为“经验”或“教训”而写。历史除了“经验”和“教训”还有什么呢？读完日本学者小岛毅撰写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才发现。我们的历史著作很多时候缺少的是对自身文化之源的探索情怀与关注。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将文献与口述历史视为“历史记忆” ,我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记忆的“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 ;前者指社会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 ,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 ;后者指此“历史记忆”所循的选材与述事模式。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 ,及二者的变迁 ,都是我们所欲探索的“历史事实”。借着一些有关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的例证 ,本文强调一种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     

历史与现实

历史与现实只是两个词,而不是两回事。语言把本体弄成两半,同时又遮蔽了另一半。这样,一半是语言性的“历史”和“现实”,一半是事实性的历史与现实。“历史即现实”这个新历史观的命题在最抽象的意义上,它是最具体的,同时,在最具体的意义上,它又是最抽象的。本质上,历史首先是一种深度的存在。只有在历史的无限深度之下,才有永恒的意义。历史是距离人们最远而又最近的东西。但人们只知道“最远”而不知道“最近”,所以,人们的历史观就大成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叙述历史

就笔者希望论及的问题而言,本文的题目或许应该是“为什么要研究、叙述历史”,然而,假如笔者将历史研究或一切历史认识活动视作历史叙述前的准备阶段,隶属于意图叙述历史的目的,那么,历史研究、认识与叙述的内涵便都可纳人广义的“历史叙述”一词中。     

英雄到老都学佛

王鼎钧,今年八十有九,人称“鼎公”,有多种散文和四卷回忆录问世,因这些“一个时代的见证”的作品,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而王鼎均自谓：“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     

我与历史科学

一、为什么选择史学研究作为终生事业 我十分赞同和经常援引恩格斯在评论托·卜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书时所作的申明：“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怀疑和轻视历史的启蒙：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     

略论“全球历史观”

20世纪下半期,伴随着对“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一现象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的结果。“全球历史观”的出现反映了学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历史及其变化的一种新的思维活动,     

“二二八”事件的三个“是什么”

今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60周年,为了表示对这一事件的纪念,我翻阅了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许多历史资料,并有感而写了顺口溜式的诗句：     

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来华西人将中国历史当作叩开中国国门的必备认知信息加以研究。此后,借助于殖民主义的地理扩张,西人在书写中国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地方视角的研究特点,将历史视为认知地方的知识背景。这种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和理解中国的路径取向,助推西人逐步发现中文文献所承载的世界史事资源以及中国历史所蕴藏的文明规律。对来华西人中国历史书写内容的构建及其路径演进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的中国认知在近代的生成及其变迁。     

清朝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纂修的讨论

南明历史书法,是清朝官修《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南明抗节人臣的表彰与南明帝王史事的处理。从康熙中期正式官修《明史》到王鸿绪刊刻《明史稿》,再到殿本《明史》刊布,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书法的讨论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对于南明抗节人臣,起初一本"周之顽民,即殷之义士"的忠义原则,主张大肆表彰忠节,到后期则取法《宋史》、《元史》表彰易代之际人物的做法,表示"不没其实",但在历史叙述上更多地叙述明亡以前史事,而略写南明时期抗清事迹。关于南明帝王史事,由最初讨论为依据《宋史.瀛国公纪》体例,附于《崇祯帝本纪》论赞之末,到独成《三王传》,附于《诸王列传》之后,而最终改置于其始封诸王之末。这样的做法,明显地体现了清朝官方弱化南明历史的政治企图和学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