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西地方志的荒政思想与灾害文化——基于边疆治理的视角

受到荒政意识与边疆治理的影响,清代广西修志者尤为重视祥异、水利、仓储、祠祀等条目的书写。“天人感应”是清代广西地方志祥异条目的核心思想,修志者将灾害解释为“上天示警”,以此提醒地方官员引起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受到荒政思想的影响,清代广西修志者着重强调兴修水利、广建仓储对于防御灾害的重要性,并结合水源利用与仓储运作的实际情况指出相关问题,以期本地官民予以重视,及时改善。清代广西地方志的祠祀书写,体现出灾害文化与方志纂修的密切互动。清代广西修志者重视灾荒问题的书写,对于荒政思想的传播、灾害文化的建构,以及边疆秩序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治理。     

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以浑源州为例

通过对明末清初浑源州地方志、碑刻资料的解读,讨论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修纂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清政府通过对浑源州北岳祭祀的认可,顺应了民心,强化了士大夫对新政权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而地方官员和士大夫通过州志、山志的修纂以及御香亭等祭典设施的营建,表达重建地方秩序和重构清王朝的国家认同。而地方社会通过对清朝国家认同的表态,获得了王朝给予的惠政,从而攫取了实际的地方利益。     

图经与史法:回族学者蒋湘南的方志观

清代嘉道年间的蒋湘南是回族历史上第一位修志者,也是中国方志史上重要的方志学家。纂修方志是蒋湘南一生中的主要事业。在蒋湘南看来,方志具有地理和历史两大属性,前者要求方志重视地图,后者要求方志具有史法史例。在两大属性认知基础上,蒋湘南提出“图经”与“史法”的方志观,给清代的方志学注入新的思想力量,也是继章学诚之后中国方志学的一大发展。蒋湘南以该方志观为指导纂修的方志也成为清代志书中的典范之作。     

乡绅支大纶“志徐节妇”事及所见晚明嘉善地域社会

明万历年间,江南嘉善县重修县志,乡绅支大纶通过其人际关系网络对修志人员施加压力,意欲让死友之妻徐节妇载入县志。但因支大纶不愿屈从于修志者咬定的金钱规则,节妇只被变相记载于卷末的按语中,直至清代纂修方志时才移入正文。这一事件既为探究明清方志的编修过程、评判方志的性质与价值提供了一个实例,同时通过支大纶的行止,又可从公/私辩证的角度探究乡绅在地域社会中规范自身的行为守则。     

台湾道台视阈下的台湾社会探析——以台湾方志之“序”为中心的考察

台湾道台是台湾方志修纂的重要组织者、参与者,他们在台湾方志序言中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台方略。在台湾道台的描述中,台湾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教育日渐兴盛的地方。透过台湾道台之眼,我们也可以窥探台湾之"实",即清政府对台湾的管辖不断深入完善、台湾社会在曲折发展中步入近代等重要历史事实。     

从明代方志看王艮学说的“正统化”

泰州学派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又被称之为"左派王学"。在中国传统多元社会,王艮学说流布之广、影响之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存在着"正统化"趋向,获得具有儒学教养的官绅的认同。王艮学说"正统化"在明代方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百姓日用即道"成为明代《泰州志》编纂主旨;二是王艮卒后归入方志"理学"传;三是王艮祭祀列入地方祀典。     

清代县志与族谱编纂中的官民互动——以安徽泾县样本为中心

作为地方公共历史重要平台的清代县志与作为私家历史代表的族谱,在编纂过程中出现了官民互动密切、双向流动频繁的重要动向。而宗族板结化的人物在县志和族谱之间的双向流动,指示着县志和族谱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操纵力量——强宗大族与官绅阶层结合所达成的权力共谋关系。本文以清代泾县县志与泾县族谱为样本,深入分析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在宗族权力网络主导下的清代方志的特性与局限以及族谱在地方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试论台湾与大陆方志的传承关系——以清代安徽与台湾方志的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清代安徽与台湾为例,比较分析了台湾方志与大陆方志之间的传承渊源与密切关系。认为,清朝时期台湾所修方志跟中国大陆是一个体系,无论是修志宗旨,还是体式与编纂方法,在大陆方志体系中都能找到其源流。     

民国时期《承德县志》下落之谜

大凡编史修志者,无一不重视前人纂修方志的成果,或增、或补、或删,利用旧方志弥补新方志的不足,增强征信效果。承德续写地方志,如从清代1840年鸦片战争写起,就不能不参考清末或民国时期的方志材料。由于历史沧桑,史料湮没,搜求难以周全。清代（乾隆）（热河志》、（道光）《承德府志》纵可参阅,民国（新编热河地方志》、《热河新志》等,或疏或略,抱残守缺,可资借鉴处无多。唯有民国18年（192年）承德县修志局胡家任先生纂修的《承德县志》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一时成为承德史志界追寻的“热点”,大有“一字千金”、“洛阳纸…     

日本大学图书馆中国地方志调查记

一 国外学者非常重视方志,大多将其视为一种"资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工具.在我所接触和认识的国外汉学家中,就有不少常利用中国地方志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山本英史教授编《传统中国的地域像》就引用了大量的方志资料,研究了"通州·北京间的物流和地方社会"、"清代康熙年间的地方势力"等清代社会史课题.而且还撰写了《中国的地方志和民众史》等论文,阐述了对方志的特点、史料价值的看法,以及如何利用方志研究中国的社会生活史.从目前国外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看,地方志资料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0年以来台湾的方志学研究

台湾地区的现代方志学研究始于1945年,2000～2010年间,台湾期刊发表了相当多的方志学论文,同时与方志学相关的著作成果亦是非常丰富。台湾方志学研究内容包括方志发展史研究、方志学史研究、方志文献整理、方志编纂研究、方志应用研究、方志批评等方面。台湾学术界对方志学的研究颇具特色：研究的地域范围主要以台湾为主;研究的内容尽管没有大陆广泛,但对方志学的核心分支学科已多有贡献;由于方志学研究的实践性强特点以及台湾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围绕“二战”后方志编纂形成的论文是台湾方志学研究的主流。尤其是台湾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者成了方志学研究的主力军,他们给方志学研究带来了新视野与新方法,方志学科的交叉趋势日益明显。     

大一统王朝地方治理研究的新探索——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评介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一书,以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厅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形成过程、各种制约因素以及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厅制是清王朝为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这两对结构性矛盾,在各种“边缘地带”实施国家治理的弹性制度与空间。该书推进了清代地方治理和政治地理研究。     

方志版权意识的兴起与“修志姓氏”的设置

明代正德年间,我国方志开始在卷内设置“修志姓氏”,这标志着方志版权意识的觉醒。万历时期,“修志姓氏”逐渐规范,我国的方志版权开始走向成熟。清代道光时期的方志开始在每卷内细述该卷的负责人员,征示着现代方志署名的先声。方志版权意识的兴起,是在方志学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伴随着士人对方志认识的加深,以及朝廷上下对修志的重视,署名越来越成为参修人员的迫切需求。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宋以来区域文化建构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简讯

<正>2016年6月24日,由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宋以来区域文化建构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大学召开,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宋以来的地方行政建置与社会控制、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开发、地域文化建构与社会认同、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常建华论述了清代乾嘉时期江西乡保、地保等地方行政职役的变化。陈锋对清代     

民间信仰的正统化取向——明清广东金花夫人形象的演变

明清时期,地方官绅面对王朝推行正祀礼仪的形势,不时对民间信仰中的神祇进行改造。广东金花夫人作为民间信仰的神祇,尽管起源可能较早,但明成化年间广东官绅的型塑是其传播的重要阶段。之后,对其禁毁的声音与行动不时出现,广东仕宦及绅民顺应时势需要,不断给金花夫人信仰添加正统化的元素,使其信仰在民间社会得以持续不衰。     

修志者心目中要有读者

优秀的方志保存了大量的地情资料,千百年后将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资料宝库。修志者责任重大,当秉笔直书、实事求是。修志者心目中要将读者放在第一位,而不应以当政者是否满意为准则。志书“存史”是第一功能。     

身体背后的社会:社会人类学视角下的台湾“宋江阵”研究

为研究作为身体文化展演的宋江阵与台湾宗族社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查阅文献、田野考察、历史分析、逻辑推断等方法对台湾宋江阵进行研究。源于闽南的宋江阵契合了明清时期台湾社会的现实要求,经由神话、象征而成为一种仪式,构建出一种虚拟的宗族社会,进而通过族别认同和文化内聚而形成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维护了宗族团结和地方秩序。     

清代苏南学田与庙田的捐赠态势——以地方志为中心的探讨

从清代苏南地区方志记载来看,该地区学田捐赠的发展态势呈"N"型,而庙田捐赠的发展态势则呈未完成的"W"型。比较两者会发现,清初与清末是它们发展态势相异的时期。而这种发展态势相异的背后,是国家与地方互动的结果。在清初,捐赠主角由庙田向学田的转化反映了国家认同的建构;而在清末,学田捐赠的霸权地位则体现了地方势力的崛起。     

台湾方志编纂简述

台湾方志的编纂,始于1685年。迄今已约三百余年。期间经历清朝、日本殖民统治与国民党统治三个时期。由于政权的更替与时代的变迁。方志的编纂既呈现不同风貌．志书的内容体例也呈显不同的特征。以日据时期为例：1895年日本统治之初,先后进行有关台湾习惯、人口、土地的调查,又积极搜集清代纂修台湾方志与采访册稿。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除了少数延续中国修志的传统之外,大多为了施政需要或是纪录施政情形．而出现近代形式志书的纂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