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大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作。钱穆主要是从宋学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学术,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名论断。由于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所以他在评价和判识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下深浅时,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     

唯物史观与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思路的转变——以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为中心的讨论

清代学术思想史自清末以来即为近代史家所重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又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中谭丕模所著《清代思想史纲》即当时较有特点的一部。该书之成一方面得益于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文史学科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由唯物史观的传播所促成。该书大体赓续章太炎、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论述的思路,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大学教育影响的痕迹;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该书则不乏新见,这主要由唯物史观所赋予。在唯物史观和时势变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思想史的写法开始兴起,并逐渐取代学术史的写法,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思想史领域的主流。以《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为中心展开的相关讨论,一方面呈现了以大学教学、研究活动为媒介,近代史学研究推陈出新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亦反映了近代以来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内在理路:从尊德性到道问学——余英时与清代学术思想研究

余英时反对用"反满"和"反理学"来概括清代学术思想,主张从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考察清代学术思想.同时,余英时也不赞同钱穆只关注其"续"而忽视其"变"的"续宋"说.宋明理学与清代思想之间就其"变"的一面来说,在于成就"内圣"的途径有异:前者主"尊德性",后者主"道问学";就其"不变(续)"的一面说,则是"用"的精神在宋明与清代的绵延相续.清儒的"明道救世"理想与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宋明儒家的"内圣外王连续体"是一脉相承的."经世致用"观念是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思想的共同生命所在,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生命所在.     

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研究

本文坚持作者长期主张的"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的研究路径,从表象史的角度对卫拉特蒙古在清代前期的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进行探讨,从各种侧面的文献的言说缝隙中捕捉其被强势话语所遮蔽的某些微弱声音。作者认为:作为游牧民族的准噶尔人的疆域观具有自己持续强烈的思维定式,游牧社会中原始的地点漂泊不定与"非地域化"现代性不可同日而语。划定旗地在蒙古社会历史乃至整个东亚历史上具有至为深远的意义,对蒙古民族的疆域空间观念的变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评钱穆的中国社会演变论

中国社会演变论是钱穆先生用以中国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其内容和形式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是：以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主体、以“士人政治”的变迁为主线用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演变过程,它反映了钱穆先生关于春秋以前是“封建社会”,战国以下是“四民社会”而非封建社会的中国史观点。这一理论的意图在于：用中国历史上社会演变的有限性来证成中国文化精神传统的不变性,其理论实质是道统文化史观。     

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

清统治者继承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以来祭祀先代圣帝明王的传统,入关之初即在京城建造历代帝王庙,并多次对入祀的历代帝王和配飨名臣进行调整和增补,最终建构了一个包括少数民族王朝在内的历代帝王一脉相承、绵延不绝的完整统绪,同时确定了配飨名臣的人选。清代对历代帝王以及配飨名臣的祭祀,昭示出多重的目的和用意。既有对人臣的劝诫、激励作用,也有对人君的借鉴和警示用心。而最根本的则是对治统、道统的重视和强调,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中华统绪的认同和对中华文明的归属。     

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

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按照其研究进程,可划分为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下半叶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总体研究情况,反映了20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得失。     

清代嵩山少林寺的政治生态及其影响

康熙中期之前,清政府严厉限制汉族地区的宗教发展,视少林寺为于己不利的因素,对其冷淡、限制,少林寺的政治生态恶化,处境艰难。康熙中期以降,清政府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调整了汉族地区的宗教政策,在心存戒备之时,逐渐改变了对少林寺的态度;少林寺亦积极回应,二者渐行渐近,少林寺的政治生态因之有所改善。但因清政府并未彻底改变对它的看法,故其生存环境没有根本改善,少林寺日渐衰落。     

西北边疆危机与清代新疆政治中心的转移

十九世纪阿古柏入侵新疆和沙俄侵占伊犁造成西北边疆危机,西北边疆危机延续几十年,造成的危害最大,使经济衰落,旧制荡然无存。为了保证新疆的长期稳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1884年新疆建省,政治统治中心从伊犁移至乌鲁木齐,成功地实现了新疆与内地的行政制度一体化。     

养民的地方实践——国家视角下的清代广东备荒仓储

积储备荒历来为国家养民要政,地方备荒仓储实践深受中央政府仓储政策的影响。本文选择从国家视角出发,在对清代广东备荒仓储的发展脉络和基本面貌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就仓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国家角色与作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以期对以"华南学派"为代表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过于重视地方而忽视国家的研究路径进行一定的反思。     

论桐城派与清代文化、政治之关系

桐城派与清代化、政治的关系问题是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又以持否定意见的居多，如认为桐城派“基本上是和统治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是“从属清朝政治，维护清朝政治的”，或认为他们是清王朝的“御用人”，他们的论是“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化政策为准绳”的等等。我们认为，对于桐城派这样一个历时二百余年，前后共有作家六百余人，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学流派，(刘声木《桐城派学渊源撰述考》)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面，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并就教于各位专家。     

让政治因素回归学术思想史研究——杨念群《何处是江南》与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

<正>一、政治高压说与20世纪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在现代清学史上,政治史取向曾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特色。20世纪初,当清代学术和思想即将成为"历史",成为研究对象时,由于"反满革命"的现实关怀,满洲异族统治的政治高压成为解释清代学术和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甚至清代学术和思想的主要内容、基本精神、发展脉络及其呈现的学术形态亦由此决定。1外在的政治环境和清廷的高压统制,成为决     

中国禁毒史研究的多重视角

鸦片烟毒作为影响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关键问题和困扰近代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及学界所关注的重点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海内外学界就中国禁毒史研究发表相关论文达600多篇,出版专著近90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成果大幅增长。学界对该问题关注的视角重心大致经历了从政治史、经济史向社会史的转换,研究层面越发深广,理论方法更加多元并呈现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趋势。综合检视禁毒史研究70年来的成果,在资料整理、视角方法、阐释论述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有待完善之处。展望未来,社会史视域下的禁毒研究尚有诸多的拓展空间。     

钱穆对中国天下观的诠释与解析

天下观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国天下观如何形成?内在理念是什么?对中国自身有何影响?作为中国文化的辩白者,钱穆先生对此有系统的阐述。钱穆认为中国天下观不是地理、政治、文化等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观。中国天下观是一种心胸,一种道义,它以人文关怀为本。它追求的是人与人相处的大通之道,而不是消灭差异的大同标准。中国人所说的大同是大处同,而非处处同。由人总是人,人性善这个大同,求人与人能够心灵、情感相通。中国天下观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以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所造成。中国天下观对中国疆域、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有深远影响。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清代地方财政史研究述评

财政是国家或政府利用收支活动实现其管理职能的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亚当·斯密把财政称为“庶政之母”。宋代的苏辙曾说过：“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苏辙：《栾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因此,财政史的研究有利于洞悉一个社会形态的运行及其因革变迁。     

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最核心和基本的。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科)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新成果--读《清代学术探研录》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王俊义教授,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的教学与研究,治学勤奋,著述丰硕。俊义先生应约将有关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系列论文,加以选录、汇集,定名为《清代学术探研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纳入“社会学术文库”丛书,于2002年8月出版。全书收录论文、序、评共30余篇,计40余万言,按文稿的类别与时序,分为总论、清初、乾嘉、晚清、评论诸篇。 本书出版后,承蒙作者惠赠,得以及时拜读,受益匪浅。全书内容丰富翔实,涵盖面广,从清初到晚清,形成系统,并多有高深见解,是非经长期研治而不可得的成果。以下仅谈几点初步感受: 首先,本书以坚实正确的理论为指导,自始至终将清代学术思想史放在整个清史中予以研究,恰到好处地阐明学术思想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作者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认每个时期学术思想所表现的形式、反映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阶段,都受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条件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