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

岳镇海渎祭祀是在元代极为兴盛的国家祭祀。元代岳镇海渎祭祀有代祀、常祀、因事专祀三种形式,本文围绕祭祀活动的举行,集中考证了祭祀地点与路线、发令者、使臣等方面的问题,考察了岳镇海渎祭祀在元中后期的变化与产生的问题。蒙元王朝实行岳镇海渎祭祀,有宗教信仰上的渊源,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后者显示出元朝内蒙外汉、以汉法治汉地的统治策略。道教对元初的岳镇海渎祭祀起了推动作用,到元中后期地位有所下降,然而岳镇海渎的道教色彩并未消退。     

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碑刻资料证明,辽朝南面官的结衔总计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依次为:功臣号、职、阶、官、散官、宪、勋、爵、邑(封)、赐。职是实职,官代表品级,其他皆为虚衔。官员在职、阶、官、勋四个方面的升迁并不同步,但官与职大致存在对应关系。根据碑刻复原的辽代南面官的散官系统,既不同于唐代的实职官,也不同于北宋前期的寄禄官。从门下省、尚书省及六部等机构的属官多作为官称而非职名来看,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     

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

西汉末年郊祀制初创,遍布全国的祠时祭祀被罢废,国家祭祀格局在空间上剧烈收缩,作为国家祭祀重要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随之发生变革。本文关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束汉国家山川祭祀,将之分为“岳渎之祭”与“郡国山川祭祀”两类,以石刻史料为中心,探讨束汉山川祭祀的仪制、性质与分层。在东汉,国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山川祭祀都进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时,国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个山川祭祀体系中,国家祭祀退向边缘,地方色彩渐趋浓厚。山川祭祀随整个国家祭祀格局的变迁,摆脱了先秦遗风,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東漢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爲中心

西漢末年郊祀制初創,遍佈全國的祠畤祭祀被罷廢,國家祭祀格局在空間上劇烈收縮,作爲國家祭祀重要組成部分的山川祭祀也隨之發生變革。本文關注郊祀制成立後的東漢國家山川祭祀,將之分爲"嶽瀆之祭"與"郡國山川祭祀"兩類,以石刻史料爲中心,探討東漢山川祭祀的儀制、性質與分層。在東漢,國家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基本交由地方管理。五嶽四瀆外的絶大部分山川祭祀都進入了地方祭祀行列。同時,國家也不再以祭祀手段控制地方。因此,在整個山川祭祀體系中,國家祭祀退向邊緣,地方色彩漸趨濃厚。山川祭祀隨整個國家祭祀格局的變遷,擺脱了先秦遺風,進入了全新的時代。     

元代勘合文书探析——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

元代在行政体制运行过程中广泛采用一种勘验制度,即勘合制度。已有学者利用传世文献对其起源、出现时间、特点、管理、使用范围等进行了探讨,①亦有学者关注到黑水城元代勘合文书,②但有关元代勘合制度及黑水城元代勘合文书的研究,仍有剩意可寻。现知黑水城出土元代勘合文书原件3件,③为我们了解元代勘合文书的形态、特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依据这些原件及其他相关文书,可进一步考察元代勘合文书的运作流程等问题。今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元代勘合文书的形态、特征及运作流程作进一步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论古代民间演剧的礼与俗——以山西碑刻为例

山西现存大量的碑刻,涉及民间信仰与戏剧演出等多方面内容。对此类碑刻的解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宋元至明清民间祭祀与民间演剧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中,且从重传统、重祭祀逐渐向重教化、重娱乐倾斜,向秩序建构的方向发展。     

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

济宁路在元代是景教重镇,这里长期存在着景教寺院和教徒群体。作为蒙古贵族弘吉剌氏的家臣,按檀不花家族至少三代先后在济宁路各地为官,留了不少碑刻材料。这些碑刻提供了元代景教的许多新知识,可以弥补景教研究在汉文史料上的不足。按檀不花家族在济宁路当政期间,曾经兴修景教寺宇,复建阙里孔廷,甚至参与道教庙宇的建设,展现了元代景教徒与中国本土文化与宗教的交融与互动。     

明清时期东莞宗祠、祭祀及相关问题研究——以东莞市博物馆藏相关碑刻为依据

<正>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对祖先的祭祀,既是一种民俗,又具有特殊的功能,最终以国家出面加以规范,并形成制度。明代对祖先的祭祀已经扩展至祖     

《宋登科记考》拾补——以碑刻文献为中心

由龚延明和祖慧二先生编纂的《宋登科记考》集宋人科举研究之大成.但由于典籍浩瀚,或有所疏漏.利用碑刻文献,可对《宋登科记考》一书补正一二,或可供该书修订时参考.     

碑刻民俗宗教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以明清以降雁北关帝庙碑刻为例

民俗宗教是在民间信仰、民间宗教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一个学术概念,指民众日常生活中制度性宗教之外的各种宗教信仰和习俗。碑刻民俗宗教文献是以石头为载体的民俗宗教记录。作为一种历史书写,与历史本相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关系是其史料价值探究意义之所在。作为一类出土文献,它具有文献和文物的双重属性。明清以降雁北关公庙碑刻无论从碑刻书写范式及撰述意图,还是文物特点和背景,都具有真实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尤其是其文物史料价值,对于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研究,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元代大道教史补注——以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为中心

大道教为盛行於金元两代的一支新道教,本文对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作了研究,其中两通涉及真大道（天宝宫系）,一通涉及正一大道（王虚观系）。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真大道五祖郦希诚应为三祖张信真弟子,他出任真大道掌教的确切时间为甲申年,即1224年。在真大道十二祖（或作九祖）张清志之後,还有一位可称为十三祖（或作十祖）的“体道葆和妙应真人郦宗师”。正一大道到元末则已传至十一祖“真人张公”。那种认为大道两派在元代合并乃至最後并入全真教的观点,是没有文献依据的。     

元代徽州家族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以歙县双桥郑氏为中心

徽州歙县双桥郑氏家族的郑安于"徽州屠城"危机之际,积极同元朝政权合作,为其后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该家族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子郑千龄通过长期担任基层官吏所构筑起的人际网络。同时,宋元交替之际各方势力表现各异,由此形成的地方家族间的矛盾也对元政权与地方势力间的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元政权则通过对双桥郑氏一族的表彰以图稳定地方秩序,此一系列表彰强化了郑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郑氏后人郑玉则于元明更代之际自杀殉元,此举同样维护了其家族在明代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     

明清时期豫北的商业重镇清化——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化镇是明清时期豫北地区的重要商镇。该镇兴起较早,明嘉隆年间已相当繁盛,清代继续发展。汇集清化的客商以晋商为多,实力也最强;清化本镇和怀庆帮商人也为数不少,其实力在清代逐渐增强。该镇地处河南、山西二省交界,是豫、晋二省间的商货转运枢纽。由山西南下的商品以铁货为最大宗,主要销往河南各府以及山东、直隶,兼及江南、湖北;从清化北运的商品以南方杂货为主;粮食、药材、花炮、竹器是清化本地输出的重要商品。该镇商业以南北商货的转运为主,故为流通服务的行店业、金融业也具相当规模。     

神明祭祀与乡村权力格局——以番禺大谷围康公崇拜为中心的讨论

明清,包括番禺县南部大谷围在内的三角洲平原的沙田区与民田区的交接地带,出现一批大族聚居的乡镇。这些乡镇的大族,一般都占有大片的沙田,依靠沙田的地租收入以及对沙田的控制,使这些乡镇的宗族发展成为一些十分强有力的大族。在这些大族中,沙湾何氏就是首屈一指的一个。然而,在1949年以前的番禺人心目中,除沙湾外,能称得上望族的还有石楼陈、员岗崔、南村邬[2]（有学者认为是大石何）并称番禺四大望族和大型乡村社区,     

元代庆元路口数考实——以盐课与人口之关系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于元代《延四明志》所载盐课额数的分析 ,结合元代在江浙实行“计口食盐”的政策 ,以盐课与人口的关系为切入点 ,推测出元代某一时点上庆元路的口数。根据本文所推测出的口数 ,可以证明 ,《元史·地理志》所载区域户口数据的不可靠。中国家庭户均 5口的传统观点 ,并未受到挑战与质疑     

景德镇元代瓷匜相关问题研究——以落马桥窑址出土物为中心

<正>本文所讨论的"匜",圆口带短流,虽在元代大量出现,但至明代几乎销声匿迹,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研究者以史料为基础,通过实物与文献对比,认为此类器物有"有嘴折盂"[1]、"马盂"[2]、"盂镟"[3]等名称。本文以出土器物自铭为基础,以陕西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出土刻铭鎏金錾花铜匜器底篆书"承议郎乍匜"[4]为参考依据,称这类圆口带流器为"匜"。     

地方神庙、信仰空间与社会文化变迁——以临清碧霞元君庙宇碑刻为中心

临清在明清时期是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碧霞元君信仰在该地区发展的历史较为久远。最早的碧霞宫创建于元代开凿的会通河旁边,随着临清城的营建以及城市的发展,位于砖城以西、运河以北的碧霞宫在明中叶以来得到复兴,成为当地的社区性祭祀中心。为了保障漕运安全,明王朝另置大批屯戍之兵于城郊运河两岸的乡村,加上地方乡绅耆老的主导作用,明后期万历年间在土城郊区发展出两处新的祭祀中心。明后期崇祯年间,临清城郊的歇马厅作为跨地域的仪式活动中心和宗教认同标志,吸引了来自华北各地的士绅、商人及香会组织,成为凝聚各种社会力量的信仰中心。歇马厅朝拜场域的最终形成,表明通过民间宗教的形式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的基本联结。     

清代华北乡村“社首”初探——以山西泽州碑刻资料为中心

"社首"是清代华北民间自治组织"社"的领导者,在清代山西泽州又被称为"维首"、"社领"、"社头"、"社长"等,是乡村社会的权威。从碑刻看,社首可以分为长期任职的执年社首和短期的督工社首,执年社首一般实行四人三年的轮换制度,由社众集体选举产生,个别村社采取家族轮值的方法。督工社首仅在村社出现大型公共设施修建时才被执年社首临时任命,人员依工程复杂程度而定,任期以工程完成情况而论。社首身份较为复杂,现有资料显示大约近十分之一的社首来源于下层士绅,其余多为普通社民。有清一代,社首在村落里主持春祈秋报、管理社费、维修庙宇、息讼止争、协调村际关系,权力几乎触及到华北乡村的全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