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理学”称名考辨

冯友兰先生近年讲学和文字中,多次对“理学”称名表示异议,近作《通论道学》(《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又畅论“道学的名称”问题。其要点约为:“道学”至晚在南宋已流行,“理学”出现较晚,大概在南宋。“名从主人”,以用“道学”比较合适。“道学”能概括理学和心学。清代以来,二名通用,现在仍可通用。各从其     

从良知说的情、理、欲机制看阳明道学革新的价值

阳明学针对程朱理学的流弊所兴起的道学革新运动,在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曾掀起波澜,形成了主导明代学术思想的心学潮流.阳明心学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不仅对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重建具有历史导向作用,而且波及到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运动乃至明清文学中的思想解放运动.本文拟从宋明理学内部思潮发展演化的角度探讨阳明道学革新的理论特色,并以此为背景看阳明良知说的情、理、欲机制.文章分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四句教”看阳明道学革新;(二)从朱熹到阳明:性理到心性的转换;(三)阳明实践道德的良知说及其情、理、欲机制.     

“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     

范浚与秦桧、朱熹关系考论--兼从范浚看道学谱系的生成

本文以范浚与秦桧、朱熹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国家政治、地方士绅、家族後人以及地域文化、道学机制等在范浚形象变迁中所起的作用；探讨不同的叙述者，不同的叙述视角、利益诉求和隐秘欲望，如何造成了历史的不同层面；进而探讨道学谱系生成机制的若干问题。范浚对秦桧并无恶感，范浚因秦桧当国而辞贤良方正试之说是後人层累和增饰出来的；朱熹并未拜谒过范浚，世传朱熹所撰《范子小传》系伪作，朱熹对范浚《心箴》的引用亦属断章取义；范浚在南宋道学谱系中位置并不重要，从元代开始，随着乡贤士大夫对范浚的不断推扬，范浚在金华区域文化中位置逐渐凸显，但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道学谱系中，道学谱系的生成，涉及道德的正当性、朝廷与地方及家族的助推、师承和传受、思想的系统性与活力性等复杂因素。     

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与意义

王阳明的“心学”作为宋明道学又一高峰,完成了儒学从程朱的“理本论”向“心本论”的过渡,其“乐本人心”音乐观将“心”与“乐”体用一源,把儒家礼乐践行指向人的内在自觉,更适用日常流行。阳明后学在此基础上将音乐审美引向了唯情说,也走向了儒学礼乐教化反面。本文通过探析王阳明“乐本人心”音乐观的逻辑进程,并对其美学意义加以分析。     

庆元“禁书”对朱学影响之检视

庆元党禁时期官方“禁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整顿科场文风,被禁书籍基本是以永嘉时文为代表的科举用书以及浸染士子文风的道学支脉语录或文字。在此过程中,虽不免偶涉程朱一派之著述,但更在无意中帮助朱学清除了异己思想势力,朱学是客观上的受益者。《庆元党禁》等史料所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的说法,不论是泛指儒家经典,还是特指朱熹著述,都不符合事实。目前尚无证据说明朱熹著述在党禁中曾遭毁板,而且党禁期间朱熹依然从事着出版活动。世传有关党禁的材料多出自朱子后学之手,其中关于朱学所受打压的记载不免存在有意无意地夸张与渲染。     

宋代尊扬思潮的兴起与衰歇

宋代尊扬思潮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宋初至仁宗朝前期为第一阶段,尊扬思潮随古文运动的兴起及仁宗对术数的重视而发轫。扬雄被列入传承儒道的"五贤"谱系,成为以文明道的典范。《太玄》之学因之兴盛。嘉至北宋末为第二阶段。尊扬思潮发展至高峰,扬雄的若干思想因子被士人汲取,并融入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扬雄入祀孔庙,《太玄集注》《法言集注》问世。同时,对扬雄的批评和非议也在士人群体中扩展,成为尊扬思潮掩盖下的一股潜流。南宋为第三阶段。在宋金对峙的情势下,随着理学思潮的兴起,朱熹对扬雄及其著述进行了严厉批判,"莽大夫"的评价成为扬雄历史地位转折的关键,尊扬思潮衰歇。     

“洛蜀会同”与南宋理学书论

南宋是理学的成熟时期,“内圣之学”发展到极致已暗含道学向心学的转型。“洛蜀会同”促进了理学的普及,对书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奠定了书法批评中伦理批评模式,其影响波及元明清,意义尤为深远。     

略论宋儒的非老思想

正熊铁基先生指出,出于门户之见,自唐以来就有一个儒家排斥佛老的问题,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对佛老也持批判态度。不过,他们批评的主要是佛教和道教。至于老子与老学,则不是他们的重点批判对象(熊铁基:《从"存天理,灭人欲"看朱熹的道家思想》,《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第43页)。尽管如此,宋儒对老子思想的批评依然值得重视。因为这种质疑与批评不仅向宋代士人、道士甚至皇帝在注解《老子》时提出了新的问题,促进着老学的发展(本文所说的老     

李贽与儒学关系略论

一、批判假道学：对儒学现状的背离 李贽对假道学的批判中,最为人所知的是：“诸子虽学,未尝以闻道为心也。则亦不免士大夫之家为富贵所移尔矣,况继此而为汉儒之附会,宋儒之穿凿乎?又况继此而以宋儒为标的,穿凿为指归乎?人益鄙而风益下矣!无怪乎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①李贽进一步指出,以富贵为移,本来无可非厚,并非必然地要与讲道学联系起来,“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所以那些“无才     

略论知识分子与“道统”的担当

儒学至宋代发展出道学一派,道学理论和圣人体系组成了"道统",在明代成为封建法定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道统"和"治统"分别在理论和实践上控制人民。"道统"逐渐蜕变为"伪道统"。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扬弃"道统",投入民主、法治、人权的宪政实践。     

谈谈阅读教学中的“伪对话”现象

阅读教学的本质是“对话”,是“交流”,是“沟通”。通过对话,新的理念生成了,新的思想产生了,新的认识出现了。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对话”已成为语文课堂教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但笔者从最近听的一些课中,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在我们的语文课堂阅读教学中存在以下“伪对话”现象。     

伪“国大”奇形怪状目睹记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强行侵占了张家口,蒋介石被这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公然撕毁政协协议,即于当天下午下令召开独裁的伪国民大会。11月15日至12月25日,伪“国大”在南京召开,名为“制宪国大”。后在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又在南京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这两次“国大”先后上演了种种丑剧,我时为会上警卫,作为此事的亲历者特作以下追记。     

正确对待中学生作文中的“伪文化”现象

近几年的高考,出现了以下下几种“伪文化”现象：作文素材亦真亦假,写作形式生搬硬套,感悟认知虚情假意。如何规避“伪文化”现象,做到“去伪存真”？     

伪临时政府与伪维新政府政治关系演变浅析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在汪伪中央政府尚未建立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扶植的伪政权主要的有3个:蒙疆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华北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中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三者各处一方,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区实行统治与掠夺的工具。其中华北伪临时政府与华中伪维新政府之间在政治上有过不少勾结与争斗:建立过程中互争伪中央政府的地位,刚刚建立又在商谈合并,后来共同组建了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结果两政府合流活动中止。本文试剖析临时政府与维新政府之间这种复杂而又变化不定的政治关系,这将有助于认识日本侵华战争中沦陷区伪政权的特点。     

元代理学与《宋史·道学传》的学术史特色

自南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问世以来,以理学家为传主、以道统传承为历史线索而编纂的学案之作,在明代以前,曾一度付诸阙如。但是,与学案有着思想联系的学术史之作仍然没有中断。元代官修的《宋史·道学传》就是与学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术史之作。如果说,元代是宋明理学发展链条中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那末,从学案史的角度来看,它则是学案由发端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宋史·道学传》就是反映这一过渡阶段的代表作。其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是与元代理学的特点紧密相关的。     

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

本文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针对在某种程度上肯定绍兴和议的一些议论 ,提出了商榷意见 ,认为从史实上看 ,宋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政策并无值得肯定的因素 ,所谓“秦桧再造南宋”之说 ,是经不住史实检验的。第二部分是介绍和评价围绕绍兴和议的士人气节问题 ,并对朱熹 ,特别是郑樵等人的失节行为作了论析和批判 ,指出在古代专制腐败政治下 ,士大夫失节是正常状态 ,守节反而是非常状态。     

宋代哲学家张械在广西

张拭（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秆,世称“南轩先生”,北宋汉州绵竹（今属四川省）人。丞相张浚之子,自幼聪颖好学,以荫补官。秦桧执政时,张浚受到排斥,张拭随父谪居连州、衡州近20年。曾受学于胡宏习孔孟学说。累官至吏部侍郎兼侍讲、右殿修撰等,曾被时人公认有“宰辅之才”,只是由于他为人光明磊落,喜直言进谏而未能得到重用。其一生的政治主张为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抗金复仇。其道学理论以“天理”为义,以“人欲”为利,强调“学莫先于义利之辨”。后成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南宋道学大师,号称“东南三贤”。     

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伪孙嘉淦奏稿案”考述

向被封建士人称道为“盛世、郅治”的清乾隆朝,在其末年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清王朝由此开始自盛转衰。这一变化,表面上似乎来得突然,其实,早在乾隆朝前期已预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伪孙嘉淦奏稿案”即是反映这一矛盾日趋激化的嗃矢。乾隆十六年前后,社会上秘密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全稿长达万     

论朱熹的史学表现及其影响

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语境出发,朱熹并不绝然蔑视或反对史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不仅宣扬了现代学者所着力批判的封建伦理纲常,还表达了其史学的经世致用诉求;《伊洛渊源录》也不仅仅做出了现代学者所褒扬的开创了学案体体裁这一贡献,更体现了朱熹排斥异己、建立道统的历史诉求。朱熹对史学的影响,在后世往往泛化为程朱理学对史学的影响,明代是一个典型。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在经过明初官方化的改造之后,弱化了明代史家的立言意识;过度宣扬的道德因素,也损害了史学的客观性。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于私学领域内发展的经世致用思想,很好地适应了明中后期衰敝政局对学术的要求,对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而言,思想的逻辑研究必须置于历史情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