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役概念与明代的徭役体系

<正>“职役”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出现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是马氏对中国历史上“徭役”类型化的深入理解,极富学术洞见力。但若将职役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进行史学研究仍有若干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并解决。职役不是历代赋役制度中对徭役体系或某种徭役的惯用称呼。虽然马氏主要关注宋代的徭役,但“差役”才是宋代语境中的惯用概念之一。在明代,里甲、均徭、驿传、民壮“四差”,以及正役、杂役的分类方法才是明人对本朝徭役制度的认知方式。与宋代不同的是,     

马端临“职役”概念及其意义

马端临“职役”概念产生于中国古代“职”不断“役”化基础上。马氏认为,“职役”本质为“役”,“困苦卑贱同于徭役”是其内涵特征。但《文献通考·职役门》又收录“差役”相关史料,而差役中“吏”阶层与职役“困苦卑贱同于徭役”内涵特征存在较大距离。这一编排,不仅与马端临职役概念内涵特征相冲突,也使差役被读者误为职役概念外延,甚至将差役与职役等同。马端临《文献通考》呈现差役面相及后人理解发生偏差的根源,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官民语境,使“吏”阶层处于被遮蔽状态。辨析马端临职役概念,对认识中国古代役制和行政管理体系有一定意义。     

简论三省制度在宋朝的变化

三省制度在中国古代官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几年来,人们对三省制度的形成及其在唐、五代的变化研究较多,而对三省制度在宋朝的变化虽经常提及,但多语焉不详,罕有专门论述。本文试图对三省制度在两宋时期的演变情况,作一简要论述,不当之处,敬俟匡正。研究中国古代史者对三省制度在宋朝的变化情况,共有两种说法:(一)空存说,认为宋朝时“三省之制空存,宰相之权尽收”:(1981年第2期《学术月刊》,王超《三省考略》)(二)废除说,认为三省制度在宋朝时已“正式被废除了”。(1982年第1期《华南师院学报》,魏俊超《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相权的演变》)我们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不足以     

宋代武举弊端浅析

武举始于武则天统治之时,但未形成制度,欧阳修认为“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武举形成制度是在宋朝,其制度之严密确实足可称道,但宋代武举共进行77次,却没有选拔出一位名将,可以推想其弊端也很严重。宋朝不武人所共知,原因很多,武举之弊乃是其一。     

北宋差役制度的几个问题

北宋的职役承担者,是差雇兼有。就制度而言,差役制度不是徭役制度。有人说:“当时徭役主要可分为两大类:职役(差役)与杂徭(夫役),二者又包括许多不同色役。”因而把北宋的差役制度断为“北宋徭役制度”。本文拟从差役的依据、对象、职责方面,对有关问题加以探讨。一北宋的差役有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耆长、壮丁、弓手、承符、散从、人力、手力,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子、掐子、拦头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     

宋朝卖官述略

宋朝卖官可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宋朝设置卖官制度,既与它崇尚文官政治有关,更与它解决财政窘急颇多关涉,故进纳授官成了宋朝卖官的主要形式。进纳人按其阶级成份,主要为乡村户中的地主和坊郭户中的富商,但由于宋朝历代对进纳得官者限制很严,所卖之官主要是虚衔,导致进纳人在官场颇受歧视,不过他们有时倚势横行,实力不可低估。而与进纳制度不同,官员的私下纳赂卖官,出售的则是实职的差遣。举凡大臣、宦官、将帅、人事部门官吏等,均不乏私下卖官自肥者,尤其自宋徽宗以降直至宋亡,私下卖官之风日益炽盛,官场腐败实与私下滥卖官衔有莫大干系。     

论清代东北地区“乡约”与社会控制

在清代东北地区,乡约成为主体性乡村职役,基本从属于民治体系。作为半公半私的角色,乡约一般以村、庄等自然聚落为基层单位,直接临民,成为中央与地方、上层与民众的中介。他们有着多重而全面的职责,控制着东北广大乡村,但由于后期乡约制度弊病丛生,最终罢废。     

唐宋田赋的“损免”与“灾伤检放”论稿

随着两税法的建立 ,田赋灾免成为与唐宋国计民生关系更为密切的政府行为 ,如何做到及时、如实 ,是宋朝改进唐朝田赋灾免制度的立法考虑 ,其中有不少合理成分。在实施过程中 ,宋朝一直存在地方官员讳言灾伤或检放不实的弊病 ,其原因包括检放程序过于繁细 ,以及其他制度如地方官员考课制度、财政利益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牵制等 ,不宜以“吏治腐败”一语以概之。     

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

今存记录宋代典章制度之正史和政书等典籍,对宋朝接待外国使客制度之记载多有不详,但日僧成寻之《参天台五台山记》却详细记录了他以使臣身份受到宋朝政府之正规接待,享受引伴、护送、朝觐,及官方提供之交通工具与食宿等待遇情况。通过梳理《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宋朝政府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并与其他文献之相关记载互作印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宋朝对外国使客接待制度之内容。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不仅体现出宋朝政治制度中分工细致、多机构相互合作与牵制,并严格按照行政规则办事之特点,而且亦反映出宋朝发展对日本等国交往关系之积极态度及其整个外交政策之复杂性。     

宋代乡村行政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20世纪以来的宋代乡村行政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进行一番回顾,并对将来的研究试作展望。目前,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多种称谓,如“乡村区划”、“乡村行政组织”、“乡村制度”、“基层政权组织”等,为避免繁复,     

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

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刘复生中国古代传统地把服饰看作是“礼仪”的一部分。同前代一样,宋朝在立国之初就建立了服饰制度,三百余年间,尚文尚质,服饰“或因时王而为之损益”①。服饰的具体制作或有不同,但服制维护上下等级关系...     

白族命名

古代大理地区白族的姓名制度,也深受阿吒力教的影响,形成了极有特色的白族佛号命名制度。 白族的佛号命名制度就是信徒将其修炼的“本尊”（即所希望达到的境界）之名引入自己的名字之中,以示虔诚。如,宋朝时有大理商人李观音得,“李”为其姓,“观音”是佛号,即此人修炼的“本尊”,“得”为其名。     

宋朝日历纂修考

我国日历之修,肇始于唐代。现存文献中有关唐修日历的记载极为少见,当时似只是偶尔进行,尚未形成固定的编修制度。五代后周显德中,亦曾令“端明、枢密直学士编记言动《内庭日历》则虽有日历之名而实属起居注一类,与宋朝所修日历迥然有异。宋朝日历,以时政记、起居注为基本依据,参考政府各级官署之档案文书,乃至臣僚之家所上墓志铭、行状,“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是囊括一代史事的资料长编,为进而修撰实录、国史诸书之根柢。     

职役与中国古代役制宏观研究的新取向

<正>民之赋役,不仅是一国理财之本,更为国家经济治理之途,故中国古代赋役之制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虽然古代赋役常被并称,但赋与役之间实有质的差异。就此观之,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研究则存在重赋轻役现象。如果再进一步聚焦中国古代役制,更能发现其诸多研究瓶颈。若欲推动役制研究的拓展,既需对中国古代役制的结构性检讨,亦应诉诸历代役制性质的再根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职役的再认识实为门径,它是中国古代役制研究再出发的关键。     

梅尧臣的官运

学而优则仕．做官是绝大多数宋朝读书人的理想之途。进馆、入阁、点翰林、当学士（宋朝置“史馆”、“秘阁”、“资政殿”等．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便成了他们的人生理想．也成了他们事业上成功与否的标志。     

关于北宋乡村上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

北宋的差役,或称职役,是宋代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尚有所谓“执干戈,昌锋镝”的兵役和“营土木,亲畚锺”的力役。北宋的差役一般是由乡村人户承担的,官僚地主和城市商人等享有免役的特权。关于乡村下戶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我们已经撰文论述。这里将进一步探讨乡村上户亦即农村中地主的差役负担和熙丰时期的役法改革,同时进一步阐明北宋差役法和免役法的阶级实质,借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所进行的一切改良的欺骗性。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宋朝的“高考”

宋朝的“高考”常路现今,高考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年夏天都牵动着千百万考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神经。＂高考＂制度在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到了北宋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重文轻武的时代,科举制度日趋完善,成为宋朝推行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辽人自称“北朝”考论

辽人自从五代后晋时期开始,就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那时,辽人还没有形成“北朝”高于“南朝”的理念。宋朝建立以后,辽人积极主张与宋朝互称“南北朝”,具有意欲提高自己政治地位以取得和北宋对等往来的意图。到了辽圣宗后期,随着辽人“正统”意识增强,辽人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欲望大增,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就有了“意以自尊大”之倾向。辽人自称“北朝”,具有强调“南朝”和“北朝”是“一家”之用意,“一家”就是“中国”,辽人承认五代和宋朝是“中国”,同时也自称“中国”,他们强调“南朝”“北朝”是一家人,就是“南朝”“北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花生是中国原产的作物吗?

正金庸《射雕英雄传》开篇第一回,南宋中叶的杭州郊外,两个农民请一位说书先生去一家乡村酒店喝酒,店小二“摆出一碟蚕豆、一碟咸花生、一碟豆腐干,另有三个切开的咸蛋”,四样下酒菜,至少有一个是和历史背景相违。蚕豆、豆腐干、咸鸭蛋在宋朝很常见,但是宋朝人不可能用花生做下酒菜,因为花生是外来物种,明朝才从美洲引     

私雇代役——宋代基层社会与朝廷役制的对话

宋代前期,民户为逃避职役重难,采取私自雇人代应州县役之法,朝廷对此屡禁不止。熙丰行雇役法后,以往的私雇代役人转换成为官雇役人,人数与专业性都得到发展。元祐时期朝廷试图恢复职役轮差之法,但承认私雇代役,于是州县役的代役人通过转换官雇、私雇,长期留于州县,渐与胥吏混同,使得衙前与州县役不再成为乡户之困,而乡役给民户带来的负担却随之突显,私雇代役现象遂有下移至乡役之势。至南宋时期,乡役雇值全被挪用,朝廷亦无法禁绝民户私下雇人代应保甲乡役,私雇代役由此成为南宋民户应对职役困苦的另一途径,且向义役渗透,这成为南宋官府安排职役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后代职役雇役化的经验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