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江市发现清末川汉铁路总公司较准铜锭

四川内江市最近发现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川汉铁路总公司颁发的库平伍拾两较准钢锭一品。系成都熨兴秦铸造。1904年1月在成都设立了修筑成都至汉口的川汉铁路总公司，确立了铁路由中国人自办，专集华股，不招外股，不借外债的自主原则，宣布川汉铁路“严杜外资”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借款造路”的阴谋。川汉铁路总公司为收集建设川汉铁路需用的巨额资金，采取了积微成巨的办法。总公司发放股票。验收银两，统一衡器，向四川各地颁发了较准（珐码）。这次发现的库平伍拾两的较准铜锭，长9．3厘米，宽5、9厘米、高4．5厘米，总重为1865…     

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考略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赋税,而赋税中以粮赋收入为大宗。清代的粮赋包括地丁银和田粮两部份,总称为田赋。民间完纳田赋,俗称“完粮”或“交粮”。田赋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即向“业主”(主要指地主)征粮,佃农则交租而不承担田赋,这就是所谓“业主完粮,佃户交租”、“粮从租出”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者因向封建政府交纳钱粮,列名于粮册,故称为“粮户”。佃农则交租而不纳粮,     

我所知道的四川调粮

1950年．四川省第一次向外省大规模调粮。四川再次大量外调粮食是1959年、1960年及1961年。这三年恰恰又是四川因“大跃进”而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年,此时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所以调粮问题成为四川人民议论的焦点之一。四川的调粮是“大跃进”全局性错误中的一个局部性错误．不能离开全局来单独强调这个局部。     

租调征收方法和“输籍定样”——与李燕捷先生商榷

租调征收方法和“输籍定样”——与李燕捷先生商榷郑佩欣读过李燕捷先生《隋代的输籍定样法》①一文之后，颇有收获，但对文中的主要观点不敢苟同。“输籍定样”是为了征收赋税，为说清问题，有必要先把均田制度下的租调征收方法作概括叙述。大家知道，北魏推行均田以前的...     

汉代“市租”考

汉代“市租”考冷鹏飞市租,就是对商贾所征收的市场交易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主父偃说：“齐临甾十万户,市租千金。”《索隐》注：“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税。”汉代在各都会集市设有“市长”、“市师”、“市啬夫”、“市门卒”（分别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清代川汉铁路股票

清代川汉铁路股票夏详烈川汉铁路股票是清光绪政府批准商办川汉铁路,“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插二）。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２年）。清政府筹建连接川、鄂两省的川汉铁路,自成都途经重庆、万县,进入湖北,再经宜昌达汉口,这是我国首批兴建较长的铁路。总...     

简牍律令所见秦汉禁苑假田的田租征收管理研究

秦汉公田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秦汉禁苑假田属公田的一种。秦汉百姓向官府假田,不仅要缴纳田租,还要向官府交纳押金或保证金,或是预付一定金额的租金。对禁苑假田田租征收管理,是秦汉禁苑管理不可或缺的要务。由简牍律令可知,秦汉禁苑假田的田租征收是按照一定程序进行,并严格按照田籍征收,对禁苑假田的田籍书写,严禁存在欺骗和伪造行为。如有违者,对违犯者及其主管官吏以盗窃罪论处。同时,严禁主管官吏通过测量工具的长短标准不一和弄虚作假等手段导致征租不公的违法现象,违者处“赀一甲”或根据匿租多少进行程度不一的惩处。并严惩各种逃租行为,不仅对逃租者以盗窃罪论处,主管官吏亦因失察而受惩。     

纳粮也是当差

一、引子古代中国帝王取民之制不外两途:曰赋曰役。赋,或曰租,或曰税,或曰夏税秋粮,或简称曰税粮,或俗称曰钱谈、曰皇稂。役,或曰职役,或曰繇、徭;其中有贡,曰职贡。都是因一时取民之法不同,流俗不一,名有歧异,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存乎其间。其科派也,赋以田而丁存乎其中:其输纳也,定仓口之远近照户等,户等之分豁照丁田,而丁亦存乎其中。此正役也。至于杂泛差役与物料之科派,均照丁田,而田存乎其中,且居主要地位。古时赋与役之名可分,而实则不能分。①今人不如是观。以为赋出于田,是财政(经济)征收,役出于丁,乃国家强制之科差,把封建时代的赋与役(租税)看成是两种性质绝然不同的事物。有人甚至强为界说,将私人出租田地所得专名之曰租,国家征于地土者专名之曰税。殊不知此说与“租,田赋也”、“税,租也”(许慎)乖舛,而与租税本质同为差役的事实也悖谬。因对今说有疑,爰草此篇,试明税粮也是差役的道理。     

志书为豁免三百余年重赋提供依据——清代用志一例

清初江西南昌、瑞州、袁州三府粮赋独重于他地,其原因有四:一是由于金声桓的叛乱,致使全省“田地荒芜,升科多属虚额.而南、瑞二府尤甚.”二是元末陈友谅占据之时地少兵多,重敛倍征.三是户口减少,而粮额不变,甚至反而增加.如瑞州府元至治间编户144954,至明弘治间仅编户74244.自元至明,田粮额增一倍,户口却逃亡一半,造成了向以14万之户,完成12万之粮而成为以7万户之民完成22万之粮的现象.袁州府户口减损之数亦与瑞州府相等.“额载之粮未减毫末,人愈少而赋愈觉其重,则钱粮愈觉其难完.”直至终明之世,仍因循成额.延至清初未改.四是袁郡之斗与官斗不同,因明初欧祥归附投献册籍时.误以2升之乡斗,报作官斗之10升.所以南昌、瑞州、袁州三府成为江西省粮赋数额最重的地区.因此.入清以来.一些地方官便依靠“斑斑可考”、“昭然可证”的郡邑志书,详细查考宋、元、明三代粮赋人口等情况,亦即利用志书进行了一次详细的地情调查.详陈重赋颠末.据理直言.奏请清廷豁免浮粮.其中瑞、袁二府的浮粮是先经巡抚蔡士英奏准豁免的.“将瑞属之粮二十二万四千之浮数.仍复宋元一十二万五千之原额.”使得瑞、袁二郡三百年之积困得以解决.“民困顿苏,亦永无逋赋”.     

《文献通考·征榷》宋代四川史事纠误二例

例一:北宋商税“旧额”中四川商税的铜铁钱折算比值《宋会要》详细记载了北宋熙宁十年和熙宁十年以前的商税额。对于熙宁十年以前的商税,因没有登录具体的年份,通常相对于熙宁十年而言称为“旧额”。按《会要》所载,熙宁十年前,川峡四路商税总额为六百余万贯,全国其他地区商税总额为五百余万贯;熙宁十年,川峡四路商税总额为一百六十余万贯,全国其他地区商税总额为六百余万贯。马端临在修《文献通考》时,显然注意到了这一资料。在该书卷一四《征榷一》中,他列举了熙宁十年以前全国各地商税岁额的等第,然后总结性他讲道:“按天下商税,惟四蜀独…     

明清小说中的一种“农民”

明清小说中提到一种较为特殊的“农民”,这是当时民间对负责征收输送粮食的“粮长”的俗称。     

四川保路运动简论

在今成都市人民公园西北角上,有一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屹立在绿树上丛中。这座纪念碑是1913年由川汉铁路公司决定修建,1915年竣工的。(图见封底)人们之所以建立它并保存至今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是因为它记录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四川保路运动和保路同志军起义。它是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丰碑,也是四川人民的爱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象征。它时刻在向人们呼喊:发扬优秀传统,努力振兴中华。     

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库车、沙雅尔署衙档案之探讨

本文利用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回疆档案文献资料和清代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对库车和沙雅尔两地的赋税征收制度中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清代回疆粮赋征收制度具有如下特点:主要土地占有形式"原垦地亩"和"官地"二者田赋的征收是"视岁收数目"而非土地面积,显示出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的赋税征收制度的差异。制度规定以籽种的十倍作为实际产量来征收田赋,在此基础上总体上确定某地田赋总额。回疆各城粮赋征收额是一个变化的数据,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粮赋实际征收中出现明显的负担不均衡的现象。     

清末民初四川社会教育述略

19世纪末，迫于内忧外患，清廷开始实施“新政”，旨在培育“国民”的近代社会教育萌发，四川各类社会教育设施也逐渐出现并领先全国。民初社会教育行政确立，通俗教育兴起，四川社会教育仍位居全国前列。五四时期，在平民主义思潮推动下，四川平民教育有所发展。北伐结束后，国家“统一”，中央政府开始推行民众教育，川政统一后，四川民众教育...     

北宋商税“旧额”时间再考

《宋会要·食货》中所涉及的北宋商税“旧额”问题 ,因其涉及有关北宋商税制度、城乡经济、区域经济等商品经济发展领域中的许多问题 ,因而成为研究这些领域的许多专家力求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在分析、考订目前所接触到的有关“旧额”问题相关史料的基础上 ,结合北宋商税征收中的“祖额”制 ,最后将“旧额”时间考证为康定元年 (公元1 0 4 0年)至庆历二年 (公元 1 0 4 2年 )之间。     

给清王朝最后一击的彭家珍

据《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所载,宣统三年十二月辛丑日,“革命党以药弹击良弼,伤股,越二日死”。良弼何许人也？他是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之弟巴雅喇的后裔,满洲镶黄旗人,与满洲亲贵中颇为能干的恩铭、铁良、端方、载泽并称“满洲五虎”。早在1907年,恩铭就被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宣统三年岁在辛亥,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端方亦在赶赴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途中,被其哗变的部属杀死。     

渝简马路总局股票的早期收据

渝简马路总局股票的早期收据曾令渝今年７月１日,成渝高速公路建成全线通车。这势必大大改善“蜀道难”的交通被动局面。笔者将收藏的两张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年）“渝简马路总局巴县租股捌角收据”和民国１９年（１９３０年）“临时路股收据”展示给读者,以使今人了解...     

郑孝胥：视民国为“敌国”的前清遗老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清廷起用端方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赴川平息风潮。端方寻思此次入蜀恐怕前景难测,于是数次致电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恳请派一位名士相助,并声称“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端方爱才,盛宣怀也惜才,他非但不放人,更希望将其长留身边,“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可见盛对此人倚重之深。此君不是旁人,正是清末享“卧龙”之誉的闽人郑孝胥。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川汉铁路公司股票研究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一批发行于清光绪、宣统年间的川汉铁路公司股票。一方面,其为近代股份制公司发展的一个见证,另一方面,它的发行引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并直接导致和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     

从《吏民田家莂》看汉代田税的征收方式

简牍表明,孙吴把国有土地按质量分为“熟田”、“旱田”两类租给农民,征收不同标准的田租,其“熟田”、“旱田”的数额是人为地“定”出来的而非依据土地质量的自然状况而统计出来的数量;东汉自章帝以后把土地“差为三品”而税之,吴简的问世,间接地证明了东汉土地分为三等之后是分别征以不同数额的田税;孙吴的“熟田”、“旱田”之分是东汉田分三等的发展,尽管租、税性质不同,但方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