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明代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变迁

卫所是明代创设的特殊军事制度 ,由于与军事移民相关的家属同守、寓兵于农、聚居等许多特点 ,使得卫所驻地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地理单元 ,在教育、风俗习尚、方言、民间信仰诸方面明显不同于周围其它地区。卫所的设置使一些地方变为城镇并持续发展 ,为今天当地城镇分布奠定了基础。本文从这几个方面对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 ,以期引起学者对卫所与明清文化地理关系的重视     

明代贵州军屯述论

明代的卫所屯田制度在贵州“蛮荒”之地的开发史上有着重要的一页。本文通过对贵州社会变迁史的回顾来突出论述明代军屯在贵州的具体实施状况以及所产生的巨大历史作用,这对今天贵州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温州沿海卫所及其地域亚文化考察

明代沿海卫所是国家政策的具体产物,它不仅是军事的、历史的,同时也是文化的。沿海卫所的设立,不仅在温州地方社会嵌入了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同时也在温州地域文化网中编织进了一个重要的网结。卫所特殊的军事性质沉淀在方言、民间信仰、民间仪式和习俗之中,从而使其成为一个不同于周围其他地方的独特文化地理单位。沿海卫所地域亚文化的形成与衍变,不仅取决于自身独特的内生性与相对排外性的文化机制,同时也是它与所处地方社会之间文化碰撞、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明代贵州卫学与地域文化

尽管卫学的教化作用主要突出的表现于卫所,但由于卫所在贵州设置的重要性,卫学的发展实带动了贵州整个文化教育的发展。由于卫学及卫所的特点,使得明代贵州卫学占据教育优势,具有更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并担当了地方民风教化的职责,对于贵州的文化地理单元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明代贵州军屯浅论

在中国历史上,军屯是一种通过军事编制把劳动力与土地相配置从而进行生产的组织形式。历来的研究者大多从明初军制、卫所与军屯、军户制三方面来立论下笔。本文以明代贵州地方军屯问题为视角,主要从明代贵州卫所旗军数、明代贵州军屯生产两大方面来探讨明代贵州军屯的历史状况,通过对明代贵州军屯研究一丁点肤浅的探析,以期对明代贵州教军屯能有个一般性的了解。     

清代直隶的旗地圈补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清代卫所变革为中心

清初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旗地,清廷为补偿被圈民户推行拨补政策,形成了大量的拨补地,明代卫所屯田是拨补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拨补卫所屯田推动了清初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但也引发了直隶地区州县与卫所之间的土地纠纷。由于拨补州县卫所与受补州县相隔较远,业主在经管拨补地时往往采用“一地两养”方式,这造成了清代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式以及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同时,建基于明代卫所与清代八旗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权力结构、人群构成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清代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噶珊制度与虾夷锦

清代用以喝珊制度代替明代卫所制度,是对黑龙江下游（包括库页岛）进行管辖的一项重要措施。噶珊制度的建立,实行乌林制,朝贡与赏赐,促进了山旦交易的发展,形成了虾夷锦文化现象,加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今笔者不揣谫陋,仅就管见,草成此篇,以期对清代东北边疆的建置,经济发展．边境贸易,文化交流的研究,能有所裨益。清继明,对黑龙江下游地区进行统治,除了直接编入八旗者外,便是建立喝珊制度。这是清朝用以代替明朝卫所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噶珊,满语,是“乡村”、“屯落”意思的音译①。乡村的头人“喀喇达”即姓长…     

明代官籍再探

明代官籍一词多指武官及其家庭的户籍,主要用作武官家庭子弟应考科举时的籍类标记。明代官籍是世籍世役制度下的产物,以亲人为官与身份世袭为前提,是明代户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品官之家的概念既有共性又相区分。明代官籍作为带有酬功性质的身份户类,其来源较为多元,从户籍来源看,军、民、匠、医等籍都有凭借某种功绩转化为官籍的可能,尤以军籍为主体,军功为主流;从分布上看,卫所、州县、特殊机构都存在官籍群体,以卫所分布为大宗。官籍是某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官籍与民籍、军籍等户籍之间的转化演变还是探测明代户籍制度与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窗口。     

《明代地方武力与基层社会治安研究》读后

<正>明代270多年,为应对各种纷乱的国家治安隐患和难题,明廷致力于构建一套包括民壮、弓兵及各种乡土民兵等在内“官民相得”的基层社会治安防御体系,对国家与社会均产生深远影响。杜志明教授《明代地方武力与基层社会治安研究》(以下简称“该书”)一书于2021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面梳理了明代的基层社会治安问题,系统总结了明代卫所体系外各类地方武装的兴衰及其对基层社会治安的影响。总体看,全书有三个方面的探索值得学界关注。     

伯力噶珊考

噶珊,是通古斯语“乡村”、“屯落”之意。噶珊为通古斯女真族的地域聚落形态,是清代东北边疆地区地方行政组织的基层单位,清代噶珊制度(即村屯制度)取代明代卫所制度,标志着清政府承袭前代成功地进行丁对我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有效管辖。密布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的     

明代募兵制发展中的卫所舍余

召募卫所舍余是明代募集兵员的途径之一。明初舍余在卫所制的组织内拥有相对的自由空间,其中一些人为了获取世袭武职和报酬,具有从军的意愿,这是募兵制能够在具有身份强制性的卫所体系中得以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召募卫所舍余随着土木之变后大规模募兵制的展开,九边、京师等地皆有施行,与抽选并行。召募舍余补充正军和顶种军屯起到缓解卫所制废弛的作用。然而随着政府加强对舍余的控制,该群体在卫所组织内的自由空间缩小,人身束缚趋于强化,不再具有应募的自由身份,其兵役在弘治以后逐渐以抽选为主。     

论明代沿海卫所的行政区划

顾诚提出明代疆土管理分行政、军事两大系统,引发了对明代行政区划制度的新认识。沿海卫所是否切割州县划境而治,是相关认识成立与否的焦点。本文主要根据沿海地区明代省府州县方志和明清卫所志,探讨沿海卫所的行政区划详情,结论是:明代沿海卫所的屯田多分散在各府州县,规模难匹州县田地,卫所管理权限较弱。卫所与州县划分日常防区,参差互嵌,既不一定自成一体,更远未涵盖海岸地区。某些卫所以城池为核心,形成了一小块相当于一乡一村、与州县并行不悖的行政地盘,但规模较小,边界未能正式独立于州县之外,难以视为正式政区。因此,明代沿海卫所仍宜视为非实土卫所,而不是实土卫所或准实土卫所,明代军事政区宜视为民事政区的辅助而非并列系统。     

封建教育制度在贵州的形成和发展

秦汉以后,中原与西南地区的交往日益增多,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汉族文化逐渐传入,黔境开始出现了学校教育。东汉时,尹珍外出求学,学成后回家乡办学,是为本地教育的先驱。唐宋时,今贵州的正安、遵义、沿河等地先后出现了官学和书院。元代,今贵州地域分属湖广、四川、云南诸行省,建有顺元路儒学及蔺州儒学,普定路也“立学校,明礼义”的记载。但总的看来,元代以前的今贵州地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落后,加上分属各省,无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未能在这里全面系统地推行。历史上虽有办学的点滴记载,但数量很少,且时兴时废,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贵州教育史上,明代是封建教育制度确定的重要时期,清代前期基本上沿袭明制,一直到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后,封建教育制度始逐渐被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所代替。     

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空间分布规律研究

明代海防卫所聚落是明朝为应对严峻的海防形势而建,北起辽东,南至广东,规模宏大。以大规模实地调研为基础,结合海防史料,对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分析。在对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的分布数量、沿海分布线密度、区域面密度和卫所间距做了详细的计算、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海防卫所聚落的分布情况与防区的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区域环境和微观环境等多个因素相关,地理位置越重要、经济水平越发达、区域环境越易于被侵犯、微观环境越易攻难守,卫所聚落分布就越密集。分析表明,浙江防区是明代海防的最核心区域,南直隶、福建、广东防区是重点区域,山东是北方海防的重点地区,辽东其次,北直隶防区由于深入内海而处于更为次要的地位。     

浅谈移民、卫所与茶马对明代河湟边地社会的推动与影响

河湟地区,即今天的青海湖以东,兰州以西,祁连山以南,黄河以北的湟水流域广大地区。这里既适宜畜牧业生产,又适宜农牧业生产,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民族在此生息和繁衍。河湟地区的开发有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明代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明代的移民制度、卫所统治制度以及官营茶马制度都对河湟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民族融合等方面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明代河湟地区移民、卫所统治及茶马互市制度的分析,研究三者对当地经济和民族融合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并探讨其对历史潮流的推动作用。     

华风渐浸夜郎妆——贵州省博物馆藏贵州出土金属饰品

<正>与中原地区相比,贵州地处偏远,考古出土金属饰品并不丰富,而且分布也极不均衡。综合贵州省博物馆藏出土金属饰品,以毕节地区、黔西南、安顺地区、遵义地区较为丰富,而其他地区则偏少。这些金属饰品所反映出来的时代差异,大致体现了贵州夷夏关系的演变。春秋至两汉是中原对贵州的第一次移民,贵州出土春秋至两汉时期的金属饰品,大致反映了中原地区金属饰品特别是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和文化审美;三国至唐时期,是前期移民及其后裔逐渐土著化的过程,其金属饰品的制作工艺和文化审美,在延续前代风格的基础上,带有浓重的地域文化特色;宋至明时期,贵州各民族形成,金属饰品也以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审美为主导。本文力图通过对贵州省博物馆藏     

明清王朝对云南中部的地方治理

明清时期,云南中部较元代有更大的发展。明朝统治的时间较长,云南中部为云南世袭总兵官沐氏家族所镇守。以云南中部为核心区域,以卫所将士及其后裔为中心,逐渐形成云南汉族的士绅阶层,并在全省产生深远的影响。清代继承明代的发展趋势,云南中部的主要城镇相连成片,各类资源进一步开发,经济文化水平明显提高,云南中部在全省的重要地位也更为凸显。     

贵州文化三主流:诗 志 禅

诗、志、禅是文学、学术、宗教等观念文化的载体。贵州历代的诗歌、方志和禅学论著,是贵州文化的三大物质形态,在贵州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因而成为贵州文化的三大主流。拙认为贵州文化应分为前黔文化、贵州文化和贵州新文化三阶段。明代建省前,省境分属蜀楚滇粤,少数民族分氐羌、苗瑶、百越、濮四大族系,未形成有合力的地域文化圈,属前黔文化。明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年）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正式建省,“然终占籍此邦非彼族所愿”。经一段时间的交流融合,至明中叶,始产生文化上的互相认同意识,形成贵州文化…     

卫所志初探

卫所志作为一方综合性的志书 ,其修撰是与府州县作为对等的地理单位进行的 ,其内容反映了一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综合性的情况 ,因而也证实了顾诚先生提出的“明代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存在的”这一观点。现存的 31种卫所志 ,大多数为该地区最早的志书 ,其关于卫所早期建置、卫所在清初的改制以及卫所设置地区的变迁历史等方面均有着详细的描述 ,为我们研究卫所制以及有关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