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变与应对：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设置原因述论

本文从两宋之际川陕地区时局变动与中央应对的关系,探讨宣抚处置司的设置原因。认为两宋之际川陕地区战略地位突显;川陕地区地方行政运行中弊端丛生,危机四伏;朝臣关於加强地方权力与整合地方力量的呼声日益兴起等,促成了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是南宋中央在新形势下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过程,提供了一个认识两宋之交地方行政运行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试论晚唐五代的客将、客司与客省

唐后期五代 ,中央和地方都有接待四方来使的礼仪机构和官员。在中央是客省和客省使 ,在地方则是客司与客将。中央的客省和客省使主要负责藩镇派至朝廷的人事往来 ;而客司和客将赞导藩镇礼仪 ,接待朝廷及他镇来使 ,其职一同于中央的客省和客省使。敦煌书仪和传世史料中相关书函的出现 ,表明了以上职司在礼仪方面的特殊作用。本文将通过对两者职能的分析比较 ,来论证唐后期五代藩镇体制下中央和地方在礼仪职司方面的对等与互接作用     

宋朝审计机构的演变

宋朝审计机构 ,在中国审计史上既很重要 ,也有特色 ,但其演变迄今尚无系统研究。在北宋前期二府三司的体制下 ,审计机构基本隶属于财政或行政机构 ,亦即审财合一 ,中央三司属司审计一统天下 ,转运、提刑渐兼地方审计之职 ;在北宋后期三省六部体制下 ,审财有分有合 ,中央刑部、户部、太府寺属部属司审计三分天下 ,地方则沿袭原有机构 ,加强监督 ;在南宋偏安体制下 ,审财机构又趋合一 ,中央以户部属司审计为主 ,地方则增设专门机构 ,强化审计 ,聚敛财富。     

太湖以东的水利、水学与社会(12-14世纪)

北宋后期,官府对太湖以东地区的治水由通盘整治转向局部开江,并进行圩田开发,这一治水策略在南宋到元代继续被沿用,官方默许地方加速围垦,并逐渐放弃大浚吴淞江的工程,而在吴淞江东北、东南两翼开浦。最后,太湖以东形成以东北泄水为主导的总体局面。南宋至元代官方的水利经营,实质上成为官府与富户之间利益妥协的结果。随着不同时期水利开发重心的转移,太湖地区水利学说的重点也随之变化。     

武将知州与“以文驭武”——以南宋吴氏武将知兴州为中心

文臣知州是宋朝地方行政运行中的一般规则,在特殊战略形势下,南宋兴州出现长时期武将知州的特例。武将知兴州直接导致南宋以兴州为中心的地区军、政合一体制的确立,这与宋朝节制武将和实行强干弱枝的国策相违背。为此,南宋中央做出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设立宣抚使、制置使等来节制武将的权力,以期恢复宋朝以文驭武的祖宗家法。吴氏武将知兴州以及中央以文驭武对策,是一个认识宋朝国家政策地方化过程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

在唐后期经五代到北宋初期财政中枢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中，虽然唐未曾出现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个别事例，后梁曾设置建昌宫使、国计使、租庸使分担了一部分财政中枢的职权，但总体上看，唐末、后梁实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后唐才正式改行一人专判三司制，但专判人选来源有多途，其职衔称号有多种；任命财政最高长官时，“判三司”与充“三司使”是两种不同的正式职街，轮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为“判三司”之后也可被称为“三司使”。后唐的一人专判财政三司制显示出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为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继承。与此同时，专判者的权力逐步增强，地位明显提高。     

论南宋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

出于南宋初年军事行动的需要,宋政权建立了多种管理数路兵马防务并兼管民事的机构。其中以制置使和宣抚使为长官的机构,在绍兴五年之后,已在四川、京湖和江淮地区形成较稳定的辖区范围,并成为辖区内最高军事民政长官。但是,通过剥夺监司和总领的权力,其在民事和财政上的职权于绍兴五年之后一直呈现逐渐扩张之趋势。制置使和宣抚使是宋政权加强军事防御的产物,但它们增加了地方行政层级,导致中央集权的力度减弱。本文并讨论了与制置使、宣抚使相关的其它制度,分析了四川、京湖、江淮三大制置使、宣抚使辖区的区别。     

李承之与熙丰变法述论

李承之是宋神宗朝变法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不仅担任过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权判司农寺等变法要职,而且参与了新法的制定,多次任察访使,监察督促新法的执行,为变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李承之与王安石等人的种种矛盾,其变法贡献长期隐而不彰。     

革故鼎新：北宋前期嬗变镇将势力述论

自唐朝末年经五代至北宋前期,方镇权盛自相雄长,镇将作为藩镇亲随分驻州县统兵领事自作威福,镇将势力在地方上呈现出隶属于藩镇统辖关系网络和权力结构以及依托藩镇权柄侵占州县官员职权的势态。因此北宋建立伊始深鉴镇将势态遂嬗变镇将势力,以诏令形式割裂镇将与藩镇之间的权力联结,在地理区域层面,将镇将势力缩控于县域城郭内以至逐渐从城郭区消泯。在统辖职权层面,解构镇将干政衍生的如巡警缉盗、狱讼司法、课征税赋等职权,收诸职权归于州县司。宋廷在嬗变镇将势力的过程中,重设县尉职掌缉盗恢复县域官员架构和权责,以文臣县尉代替武臣镇将重塑县域官员文武身份,收镇将权力归于县域重塑州县行政层级和税赋输贡事务。由此北宋前期宋廷在一定程度上革故鼎新重塑构筑起向心性集权于中央的地方政治秩序和国家权力结构。     

9-13世纪山会平原水环境与水利系统演变

唐代山会平原东部的东江塘构建改变了平原内河东出水流环境,平原积水向北部汇聚,后凿玉山置朱储斗门以泄水;北宋将斗门扩建为玉山闸,使北部灌溉能力极大提升,平原对鉴湖蓄水灌溉依赖减弱。南宋山阴北海塘最终构筑,西小江东出河道逐步固定,平原北部形成新的积水区,一些范围较大的积水区后期发育成湖泊,也分担鉴湖灌溉功能。北宋以后湖田化最终导致以鉴湖为中心的斗门水利系统废弃,湖水排入内河,原鉴湖低地积水,则通过堰来维持湖田区的农田灌溉及航运。唐宋海塘构建引起的水文生态变化推动着水利系统演变。     

权力的扩张及其分配：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再思考

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有“内轻外重”“内外皆轻”等概念的提出。权力并非静止或者此消彼长的概念,而是极富弹性。晚清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创设诸多新机构,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权力分配方面,以财权的争夺最明显,双方利益此消彼长一目了然,最终达到动态均衡。这一时期,中央和地方虽然都或多或少失去部分权力,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极力拓展各自的权力空间。由于地方权力的扩张速度快于中央,导致中央逐步失去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这种权力格局一旦形成,需要很长时间或者外部条件的重大改变,才能走向另一种平衡。     

水利工程与神话建构:浙江宁绍地区"梅梁"传说的生成与演化

"梅梁"传说是浙江宁绍地方神话典故,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多个时空交叠与融合,这使得故事本身存在诸多的"粗糙"之处。绍兴禹庙梅梁、鄞县它山堰梅木与余姚梅澳湖梅木构成宁绍地区梅梁传说的三条主线,而三条主线寄生于区域内三种典型水利工程中。南宋以前宁绍地区水利以鉴湖为核心,梅梁传说集中在鉴湖区;南宋以后,梅梁传说出现在宁波鄞县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它山堰中;北宋庆历以后杭州湾南岸大古塘修筑,南宋后期塘内农业开发渐趋成熟,梅梁故事被再发掘并显现于湖泊中。将神话请入水利工程是一种愿望的表达,梅梁故事背后承载着当地期望维持既有水利工程之目的。虽然此神话本体在构建中存在诸多解释悖论,却仍不影响其在宁绍地区的流传。     

略论明代的内阁制度

明代内阁制度是明朝中枢机构的核心部分,它是在废除传统的宰相制度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有效地维持了明代国家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明代内阁的职权广泛、职官选拔方式多样,其与皇权、司礼监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     

近代我国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的演变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的逐步演进,国家政治机构的陵替和调整,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从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本身讲,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从时间上说,可以划为晚清(1840年～1911年)和民国(1912年～1949年)两个时期。本文拟就中央机构的演变略作探述。     

民国时期地方税收权力的流失——以1939—1949年重庆营业税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重庆由四川省辖市升级为院辖市,逐步建立起独立的地方财政税收制度。作为地方税收的大宗,营业税本是重庆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重庆市营业税权力却遭到四川省政府、中央政府、重庆市商人团体和参议会的分割、侵蚀而流失。以营业税为主的地方税收权力大量流失,直接导致地方财政困乏,也是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说宋代“铸钱院”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钱币铸造的高峰期，以唐玄宗天宝年间为例：当时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就有80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600余万贯。铸量是唐玄宗时的20倍。宋代币政管理机构大致采取三级管理模式：中央一级，开始归三司管理，元丰改制后，号称“计省”的三     

多封众建因俗以治——从历史文献文物看明代对西藏的治理

元朝统一了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藏区,行使中央权力的有效管理达100多年。公元1368年,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风云中乘势而起的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号洪武,国号大明。是年秋,明军挥师北上,攻取元大都,元顺帝北逃。中国中央王朝再演鼎革故事,全国各地纷纷弃元而归附明朝,藏区也不例外。招抚藏区旧元官员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廷派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深入藏区,招谕故元官员和各部僧俗首领前来归附。洪武三年(1370年)夏,明军大破驻守在陇右定西地方的元军劲旅,并分兵力由临洮西进,一举攻下西北重镇河州。河州本元朝“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有关南宋后期官窑的几个问题

迄今为止,研究者一般认为,南宋后期只存在郊坛下官窑一处。但是,通过对南宋时期文献记载的考察,作者认为,南宋后期与南宋前期一样,也有两座官窑——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郊坛下官窑从建立之日到南宋消亡之日,一直都在乌龟山麓经营窑业,而修内司官窑,则于13世纪10年代前后从老虎洞搬迁到了望江门内金钗袋巷。     

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中的重要内容。通过这次改革,统治中国达千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废除,新式学堂得以迅猛发展;制定了新的学制;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明朝盐课提举司的地方运作与制度变迁——以云南五井盐课提举司为例

明朝云南五井盐课提举司作为滇西北的最高盐务管理机构，其职权一度超出盐务范畴，深入到井地的民政、司法、文教等领域。嘉靖年间五井盐课提举司治所迁入云龙州，与云龙州治分驻于澜沧江东岸雒马井和西岸旧州。改土归流后，云龙知州接手了盐课提举的行政、司法和社会管控等“附加职能”,弱化了盐官对地方政务的影响。“盐官”终被州官完全取代，盐务与政务合于知州一人，云龙州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州司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