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中期直隶沿边蒙旗渔禁述论

清前期,达里诺尔水域渔产曾被清廷开发,以赈济被灾的直隶以北锡林郭勒、昭乌达等部蒙旗。赈灾重建后,蒙旗回归游牧,放弃渔捕,造成蒙旗水域的渔捕真空,吸引口内民人聚集渔捕。对此,蒙旗扎萨克最初有条件地默许,后因情势变化转而反对,并引起清廷的介入。雍正朝最初采取教化、驱逐的处理方式,后采纳直隶总督的提议颁行禁令,辅以执行方案。在蒙旗与民人渔捕的长期纠纷中,清廷与直隶地方持续修正渔禁,终在乾隆朝确立了跨地域、体系化的渔禁方案,以规范直隶北部及沿边蒙旗地方秩序。     

清“羊草官甸”考——兼论嘉庆朝政府收归地权之实践

羊草官甸起源于顺治、康熙年间,长期界址不明,旗民多有争讼。乾隆初年,清廷试图厘清界址未果。东北地方旗民分治、内(务府)外(八旗)有别的行政管理体制削弱了政府对该项土地的控制,又兼庄头普遍私垦,羊草官甸失迷情况严重。嘉庆年间,人地矛盾加深而致土地争控案频发,财政紧张使得政府急欲拓宽税源。在清廷与地方机构的合力下,完成了对羊草官甸的查丈、造册、征租。政府通过重构羊草官甸体系,对已垦熟地按则征租,对未垦荒地仍征差徭,将地利收归己有。     

论清初东北招民开垦政策与汉族民人对东北的开发

清朝迁都北京后 ,满族大量移居中原 ,造成东北经济的凋敝。清初 ,清廷在加强东北驻防八旗的同时 ,积极鼓励关内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 ,恢复辽沈地区残破的经济。为了有效地管理迁居关外开垦土地的汉族民人 ,清廷设置了民治州县机构。随着汉族民人的大量徙入 ,东北地区土地得到开发 ,城镇兴起 ,以烧锅、油坊、参、貂、烟、麻、药材为主要特色的城镇经济得以发展。     

清代东北流民与满汉关系

清廷对东北长期实施封禁政策,禁止民人(主体是汉民)流入。实际情况是,尽管有制度和政策限制,仍有大批内地民人不断进入东北地区垦荒。他们在发展边疆经济的同时,对当地民族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刑科题本等史料,以流民问题为切入点,重点就民人出关与清廷"封禁"、民人流动与旗民关系(主要是满汉关系)、民人流入与旗地流失、旗民杂居与"理事官"设置、商业发展与文化陶融等五个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以期就清代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变化,理出一条更为清晰的线索。     

三都水族地区的鱼眼钱

在清代,贵州私铸钱币的问题十分严重。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乾隆55年(1790年)4月贵州巡抚额勒春奏:“黔省接壤滇、粤、川、楚,深山密箐,每有奸民藏匿私铸。”又奏:“奸民私铸,须搀入铅斤,铜少铅多,因以牟利。”①乾隆59年(1794年)六月清廷诏谕:“至云、贵、四川本系出产铜、铅之地,取携甚便;而湖广汉口地方为云、贵、四川总汇,奸民杂处,私贩私铸诸弊丛生。”“各省小钱在在充斥,尤以云、贵、四川为甚”②嘉     

清代顺治至嘉庆时期东北地区的私参活动

私参活动是清代顺治至嘉庆时期东北地区一项颇具影响力的非法经济活动。在参利驱动之下,以盗挖人参活动为中心,由非法粮参贸易、私参买卖、私参代运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私参活动中的各个链条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给东北社会带来了诸多影响。     

清代直隶山西口外地区农垦述略

清代直隶山西口外地区农垦述略李辅斌一清前期口外新垦区的发屐清代属于直隶和山西省统辖的口外地区包括热河、察哈尔及土默特等地。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大多没有被大规模垦殖，或虽有垦殖，也因种种缘故旋垦旋废，难得赓续长久。清朝建立后，案理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长城作...     

八旗圈地制度的辐射：清初拨补地考实

顺康时期,清廷在京畿五百里实行大规模圈地,设立八旗庄园,同时把其他州县的土地作为补偿拨给被圈的民人,即"拨补"。拨补地虽然不属于旗地,但其产生与旗地政策直接相关,拨补时间、拨补区域均随八旗圈地的进展而定。拨补地位于旗地外围,以北京城为基点逐层向直隶南部地区推进,分布于直隶8府、2直隶州所属67个州县境内,以及包括宣府镇在内的卫所系统诸地。直隶南部州县虽然没有旗圈地,却依然通过拨补地的实行间接受到八旗制度影响。文章围绕拨补地形成、分布与八旗圈占旗地的紧密联系,思考八旗制度对直隶的非八旗人群、非八旗区域的辐射性影响。     

纪昀关于新疆的诗作笔记及其识史价值

纪昀关于新疆的诗作笔记及其识史价值王希隆一纪昀（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年）,字晓岚,又字春帆,晚号观奕道人。直隶献县人。他是清乾隆、嘉庆时期的著名学者,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１０余年。今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虽署皇六子永熔之名,其实...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清代白莲教军喋血汉中记（下）

自嘉庆四年(1799)清廷调重兵围剿白莲教起义军以来，各路义军逐渐陷于困境之中。起义军仍然分散作战，无统一指挥，易于清军各个击破。从嘉庆五年(1800)始，转战汉中的起义军虽然众多，但随着汉中各属堡寨完善，地主武装团练强大，入汉清军越     

晚清财政转型下的河务运作——以河银制度为中心

清代河工具有商品化运作的特征,河务成败取决于白银。清代前期的治河成就取决于巨额白银供给,至道光时期,清廷已对河工的巨额财政消耗力不从心。咸丰军兴之后,以"银钞搭放"形式维持河务最基本的运作。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导致黄河兰考以下河段"弃淮北流",河务部门迫于财务短缺,对这一突发事件束手无策。同治元年清廷重启河务,恢复使用实银。但此时户部对各地财政逐渐失去控制与协调能力。河务成为河南、山东、直隶地方事务,随着河务财政与鲁豫地方财政体系对接完成,河务转为"在地化"。光绪前中期,直隶、山东、河南都恢复了定额河银的管理方式,但此时由于国际白银价格下跌和晚清巨额赔款、外债,河务用银严重贬值,最终只能大规模缩减工程规模,导致豫鲁等地深受"黄患"。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作者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台北所藏稿本《直隶河渠书》考

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编纂的《直隶河渠书》是一部记载乾隆中期以前直隶河道事宜的重要志书,但未能成书。因段玉裁等人认为嘉庆十三年王履泰进献朝廷的《畿辅安澜志》乃是攘窃自《直隶河渠书》,由此引发了一桩学术公案,多位学者参与其中。目前唯一可见的《直隶河渠书》稿本是现存于台北的戴震藏本。这部稿本只经过部分删定,体例不一,卷目混乱,前辈学者对其记载也多有不同。戴震去世后,根据史料记载,可以基本梳理书稿的流传情况。而其他本子的情况,也可根据史料记载作出推断。     

清代政区名演化个案研究:从杂谷厅到理番厅

学界对四川省理县在清代的沿革分歧较大,特别是何时由杂谷厅改名为理番厅,说法最多。乾隆十七年设置杂谷直隶厅,移宁远府泸宁同知为理番直隶同知驻。清代后期并无确切史料证明在嘉庆年间杂谷厅改名为理番厅。其实乾隆年间就出现杂谷厅俗称为理番厅现象,嘉庆之后更是普遍。这种俗称影响了中央和地方官员、学者的认识,或以为初置时即名为理番厅,或以为嘉庆间改名理番厅,理番厅就此成为正式政区名,也是清代少有的职官政区名。清末尚有个别学者对杂谷厅沿革的认识是很清晰的,认为杂谷是厅地名,理番是厅同知职名,只是世俗历来相沿直称为理番厅。     

清季外官改制的试办与成效

清末为仿行立宪而进行的内外官制改革,是近代政体变革的重要内容。1907年清廷颁布直省官制通则,将东三省、直隶、江苏列为改制先行省份,以为各省示范。然因地区差异及改制期间各自遭遇不同困难,试办省区改革启动时间、进展及具体实施情形差别甚大,或由先行变为后进、或频遭朝野舆论抨击。动机与效果的相悖,虽最终出乎清廷预料,但作为改制先驱,其得失成败仍为政体改革提供了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     

商民、商贸与边疆:晚清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研究

为确保蒙旗生计不受影响,清廷曾颁布禁令,禁止内地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后为应对西北用兵、蒙疆设治,又允许领票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到来,不仅在外蒙古地区形成了从事批发、放贷业务的西帮和从事零售业的京帮,还建构起以库伦为中心的内外贸易网络。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的商贸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外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维系清廷在蒙疆的统治、活跃库伦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乃至发展亚欧间的"陆上丝路",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边疆治理角度看,清廷的蒙疆商民管理政策又存在严重不足。     

震动全疆的喀喇沙尔库银亏空案

嘉庆年间,喀喇沙尔府署(今焉耆)亏空库银一万余两,涉及边疆大吏8员,继高朴贩玉案后,为震动全疆的又一经济大案。 嘉庆十(1805)年,喀喇沙尔粮饷章京伊精额病殁,在任办事大臣来灵,派员盘点库存,发现亏空库银一万余两,报请伊犁将军和宁申报清廷。嘉庆帝指令和宁对亏空的原委进行彻底调查。 从乾隆平定准噶尔、和卓木叛乱起,喀喇沙尔办事大臣府所需银两,均由清廷提前两年由内地各省调银入库,名为“协饷”。乾隆五十九(1794)年,德勒克扎布任办事大臣,前     

清代贵州苗疆屯政革废与内地化

雍乾时期,清朝在贵州新辟苗疆实施军事戍防与屯田政策,起到了统一苗疆、镇慑地方的作用。因屯、民田土相争,屯政弊端显现,间接导致咸同时期贵州苗疆爆发民变。其间,地方官员试图借用湖南苗疆设屯经验进行改革,却未从根本上消除贵州苗疆的隐患。战事平定后,地方官员在战后重建中再次通过设屯解决安置民众田产及军户裁撤的问题。随着军、民与土著族群的融合,贵州苗疆屯政形同虚设,至清末并入地方州、县管理。贵州苗疆屯政制度变革的过程,反映了清廷在边疆地区制度设计、调适与转变等一系列内地化进程问题。     

清代直隶厅解构

本文对清代设置直隶厅地区的民族构成变化和直隶厅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解构,认为直隶厅是清朝在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边疆民族地区后而创设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直隶厅直隶于各省布政司,由朝廷派出抚民同知为主官,具有掌地、治民、控土司、兼汛防、理刑案等职权,抚民同知偏重对辖区内汉族移民的管理,同时直隶厅内部保留了原有的土司机构,因此,清代的直隶厅具有行政双结构、民族构成多样性、户籍管理分类性、赋役征收的差异性和军事控管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