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道僧图像衰微考

行道僧图像常见于两京寺院,主要流行于初唐至中唐期间,北宋中期以后已不见于文献记载。依据文献记载及传世祖师图像,可以推论行道僧图像在晚唐、五代期间日益衰微,约南宋时消失踪迹。唐宋之际,伴随着佛教祖堂的逐渐盛行及祀祖仪式规范化,坐姿样式的祖师图像日益兴盛,最终取代行道僧图像的主流地位,这很可能是导致行道僧图像衰微的主要原因。     

内江般若寺与丈雪禅师

内江般若寺与丈雪禅师雷建金,罗仁忠一、般若寺与山寨集寺院、摩崖石刻、山寨和自然景观为一体,号称“川中盛景”的内江般若寺,位于内江市“治东二十里般若山”上,在今三溪乡以南１．５公里处,始建于唐代。据在当地发现的摩崖题记云：该寺早期主持僧怀敬,亡于唐“会...     

茶馆的前世今生

“茶意即禅意” 饮茶成为风尚最初始于唐代的寺院。那时佛教盛行,寺院专设有茶堂,是众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饮茶品茗的地方。法堂西北角设有“茶鼓”,以敲击召集众僧饮茶。僧人每日都要坐禅,坐至焚完一炷香就要饮茶。另设有“茶头”,专门烧水煮茶,献茶待客。这大概就是最早的较大规模的集体饮茶形式。     

论宋代公使库在王安石变法中的变化及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宋代公使库负责收贮、管理和经营地方官府的公使钱物、招待过往官员及本地方官员宴饮,是重要的地方财政机构。王安石变法中的役法、财政及禁榷制度改革给公使库的管理体制、钱物来源渠道等带来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地方公使库职能扩张,在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角力中,公使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实际成为地方财政的"小金库"。     

茶馆的前世今生

“茶意即禅意”饮茶成为风尚最初始于唐代的寺院。那时佛教盛行,寺院专设有茶堂,是众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饮茶品茗的地方。法堂西北角设有“茶鼓”, 以敲击召集众僧饮茶。僧人每日都要坐禅,坐至焚完一炷香就要饮茶。另设有“茶头”,专门烧水煮茶, 献茶待客。这大概就是最早的较大规模的集体饮茶     

论宋代公使库在王安石变法中的变化及影响

宋代公使库负责收贮、管理和经营地方官府的公使钱物、招待过往官员及本地方官员宴饮,是重要的地方财政机构。王安石变法中的役法、财政及禁榷制度改革给公使库的管理体制、钱物来源渠道等带来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引起地方公使库职能扩张,在北宋后期至南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角力中,公使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实际成为地方财政的"小金库"。     

唐末宋初僧职判官考——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敦煌寺院文书和世俗文书中多见有僧职判官,此职务是佛教资料中绝无仅有的。僧职判官是吐蕃占领敦煌后,效仿世俗政权中的判官新设立的僧团释吏,并延续至归义军时期。判官由僧众选举而生,任命权则掌握在世俗政权手中。代表都僧统司监督寺院经济和法师活动是判官的职责所在,部分判官为僧中富户与其家庭背景有极大关系。研究敦煌僧团判官一职,无论对于认识敦煌僧官体系特色还是全面认识中古僧官制度均具有重要意义。     

僧俗

僧人靠俗人供养,俗人靠僧人超度,僧俗两界,如同鱼水,不可或缺。僧人身在寺院,却活在尘世,且活得有滋有味。尽管尘世上多风情,还是挡不住寺院生活的诱惑,引得多少男儿出家为僧。俗人出家为僧,又到尘土世谋生,便有了多姿多彩又意味深长的僧人习俗,故谓之僧俗。     

试论吐蕃政权对敦煌寺院经济的管制——敦煌世俗政权对佛教教团经济管理研究之一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吐蕃统治者在支持佛教发展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对寺院经济进行有效的管制,设置了专门管理寺院经济的官员如岸本、寺卿等,且吐蕃世俗长官如节儿、瓜州节度使甚至吐蕃东道节度使往往会同僧官如宫廷僧统、瓜沙都僧统、住持沙门和寺院纲管等一道共同对寺院经济进行核算管理。同时,吐蕃统治者还通过对寺属民户征税课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敦煌寺院经济的快速发展。     

西魏大统六年吉长命造像碑题记录文正误

《文物》1985年第4期《陕西临潼的北朝造像碑》一文中,西魏大统六年吉长命造像碑的题记录文所谓"为岳父母阖门大小",应系"为忘(亡)父母居门大小"之误。北魏造像题记中"亡"作"忘"不乏其例,如龙门石窟古阳洞吴道奴为亡妹造像记、刘□为亡父母造像记、比丘尼僧恩为父母造像记、崔显白为亡父造像记、房进机为     

明刊宋元史籍《新安忠烈庙神纪实》研究

明刊《新安忠烈庙神纪实》是目前记录宋元时期徽州汪王信仰的最完整史料,也是后人藉以了解宋元徽州历史的重要资料。该书以南宋徽州文献《汪王事实》为祖本,经历了南宋乾道五年、咸淳七年和元代泰定时期的三次编纂,主要的编纂人分别为南宋徽州知州郏升卿、徽州学录胡立忠以及元代紫阳书院山长张炳。该书在宋元明时代的编纂与刊刻过程,体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人物之间的密切互动,虽然士商群体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但行政守宰的作用也颇为关键。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违戒——以饮酒为中心的探讨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违戒饮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敦煌学术界十分关注但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根据佛教戒律的五戒或者十戒规定僧尼不准饮酒。敦煌文献中榜文规定僧尼不能饮酒,特别是在寺院进行佛事活动中严禁饮酒,规定“甘汤美药,各任于时供承,非食醇醪,切断不令入寺。”其中醇醪就是指酒,凡是饮酒者都不得进入寺院之内。似乎不饮酒的规定被彻底贯彻执行了,但是根据敦煌籍帐文书的记载,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饮酒成风,五戒十戒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在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大量晚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主要部分是寺院僧尼诸色支出帐,特别是净土寺等寺院的酒帐,更能说明问题,酒帐中记载了净土寺一年中各种关于酒的开支情况。在一般籍帐中记载了很多晚唐五代佛教教团僧尼饮酒支出。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了解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饮酒状况,探讨僧尼违戒饮酒形成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具有很高的价值。     

从《桂海虞衡志》看范成大的博物兴趣

《桂海虞衡志》作为记录南宋广西风物的博物志,是范成大以志书为主要形式,以纪实书写为主要手法将在广西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的历史地理文献,也是广西地方风土志,具有真实性、本土性、专门性的特点。范成大在书中偏爱于植物方面的记载,具体内容中体现出他的亲验实践活动以及主客观相结合的写实记载,这都是其博物兴趣的反映。同时范成大地方官员与博物之士的身份又使其明确的修志理念与浓厚的博物兴趣相互融合,得以编写出地方知识百科式的方志,对后世影响深远。     

张掖大佛寺《西游记》故事壁画

正张掖大佛寺位于张掖市甘州城区县府街东侧,与中心广场相邻,是历史文化名城"金张掖"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区,也是甘州区博物馆所在地。据考证,寺院所在地最初是建于西晋惠帝永康元年(300)的迦叶如来寺,北魏时期,梁武帝下令灭佛杀僧,寺院被毁,成为废墟。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嵬咩国师在迦叶如来寺废墟下挖出了古卧佛像,随即产生了在此处修建寺院和塑造     

浴佛节

农历每年的四月初八为浴佛节,2016年的浴佛节为公历5月14日. 浴佛节,又称佛诞日、佛诞节,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史书记载释迦牟尼佛生于西元前1027年,是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传说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大地为之震动,九龙吐水为之沐浴. 在浴佛节当天,信众会到寺院,参与浴佛、献花、献果、供僧、供舍利、演戏等活动.有些地方传统会将佛像请到街上游行,置于大象上,或以花车乘载.寺院会开放让信徒进入炷香、礼拜佛像、供养僧众.     

两宋时期麦积山与南方佛教交流——从第43窟宋代题记谈起

两宋时期,虽然地处宋金交战前线,但秦州佛教中心麦积山却佛教兴盛,重修之风盛行,与南方佛教交流时有发生。麦积山第43窟存有一条南宋淳熙二年(1175)墨书题记,记录了湖北当阳县景德玉泉禅寺僧慧德,重回旧隐地麦积山瑞应寺一事。该题记是研究宋代麦积山与湖北玉泉寺以及南方佛教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     

敦煌寺院中的都师

敦煌寺院中的都师田德新在九到十世纪的敦煌归义军时期的文书中，尤其是在敦煌寺院的籍帐入支类文书中。常能见到作为僧官的“都师”一职。从其职掌来看，大抵是管理寺院杂务及日常入支事务的，其地位并不甚高，但由于文书中出现颇多，管领事务又较为纷杂，故是一不可缺少...     

浅谈揭裱修复石涛《松涛图》

石涛(1642～1707),俗名朱若极,乳名阿长.明皇室后裔,广西全州(今全县)人.明亡为僧,法名元济,字石涛,尤以山水画成就最为突出,是明末清初山水画坛"四僧画家"(渐江、八大、髡残、石涛)之一.他的画风,丰富善变,法无定式,其特点在于构图奇颖,运笔灵活,气势郁勃豪放,墨韵淋漓涛逸.在中国画坛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我所修复的这幅<松涛图>轴,属绢本、水墨画.     

广元出土南宋王光祖墓碑考释

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元市博物馆对广元水柜村宋墓进行了发掘，墓葬为双室石室墓。墓碑文字显示左墓室墓主为南宋武将王光祖，推测右墓室墓主可能为其妻刘氏。碑文详细记载了王光祖生平信息，王光祖为南宋中期抗金武将，从普通士兵通过战功逐渐晋升至将军，碑文对其升迁过程记载较为详细，其升迁过程与南宋军制也较为契合，是南宋中级武将成长发迹史的具体个案。同时碑文详细记录了墓主多代人的姓名、官阶、职掌以及婚姻情况，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该墓碑记载为研究南宋川陕抗金历史提供了材料，同时对南宋武将家族研究有重要意义。     

论南宋杭州的印刷业及其兴盛的原因

南宋是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业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首都临安(今杭州)出现了许多刻书机构、单位和个人,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寺院、私家和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官刻和私雕并举,其雕版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印本流传范围之广,不仅是空前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成为当时我国雕版印刷事业最发达的地区。 一 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序中说:“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板书之所萃集”。据统计,南宋浙江刻书的地点有一百七十多处,其中杭州名居前列。这里不仅是全国刻书最多的地方,而且技艺也最精。由于长期从事雕印,出现了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主要是刊工,在字体等风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