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现行党委政法委员会(以下简称"政法委")是公、检、法三家的"党内领导机构",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应当将它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重新检视,以寻求新的历史定位。一、政法委的历史沿革1.政法委的历史渊源政法委制度的源头,是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智库"     

岳池县重视旧志整理工作

岳池县史志办组织人员,历时两年多,对《岳池县志》（清·光绪）进行抢救性点注、翻译和整理后。印刷出版1000册。2月24日,中共广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中共岳池县委书记余仪对点校出版的《岳池县志》（清·光绪）作出批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谨向你们及相关同志表示祝贺。”岳池县史志办组织干部职工,在认真学习余仪书记...     

《四川省志·中共志》联席会议办公室召开编纂工作暨培训会

4月9—10日,《四川省志·中共志》（以下简称“中共志”）联席会议办公室在郫县召开了《中共志》编纂工作暨培训会议。参加《中共志》编纂的省委办公厅等14个部门分管领导和写稿人员509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报了《中共志》联席会议领导小组成员调整情况：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荣仲担任联席会议第二召集人;增补省纪委副书记黄昌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戴永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明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陈明国、省委老干局副局长史可、省委党校秘书长古德辉、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余丽为领导小组成员。     

关于陈望道重新入党和梅龚彬的政治身份——《30年代陈望道与中共的关系》一文补遗

陈望道先生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首译者,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成员,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还是中共建党初期历史来说,都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钱益民先生的文章《30年代陈望道与中共的关系》(载《世纪》2019年第4期),对读者了解他退党后继续为中共工作的一段经历很有助益。     

盂县交通运输史志年鉴编纂工作省内夺冠

近年来,山西盂县交通运输局以建立"文明、敬业、和谐、进步"的集体定位,以创一流交通运输局为目标,全方位、多层次开展交通文化建设工作,先后编辑出版《盂县交通年鉴》共六卷、《盂县路谱》《盂县公路交通史》《盂县村村通水泥(油)路工程建设志》《中共盂县交通历史大事记述》《历史的跨越——盂县交通建设五年回顾》《路的记忆》等志书。编纂完成了80万字《盂县交通运输志》《盂县交通运输志.人物篇》,已报山西人民出版社审定,该志是一部研究盂县交通历史,了解盂县     

省委强力推进《四川省志·中共志》编纂工作

为贯彻落实川委厅（2006）4号文件精神,全面推进《四川省志·中共志》的编纂工作,6月6日,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钟勉主持召开了《四川省志·中共志》（1986～2005）编纂工作联席会议。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纪委、省委政法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政研室、省直工委、省委台办、省委农办、[第一段]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经历过从汉族的代称到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再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的演变。从1922年7月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观念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共所讲的"中华民族"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汉族"。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8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讲的"中华民族"是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其代表作是杨松的《论民族》一文。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其"中华民族"观念的演变和民族政策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论述,则标志着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内涵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     

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中共中央军委总部机构沿革考析

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中共中央军委总部机构沿革考析钱听涛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中共中央军委总部机构的沿革已有若干史料及考证文章发表,特别是解放军总政组织部编篡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一、二卷）,其中对此有较全面的记述。但综观已发表的...     

“行动的指针”:战时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

从1941年开始,中共在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一方面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直接介入延安的写史读史活动,确立“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暴露敌人,歌颂人民”“史学配合政治诉求”的叙事原则。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延安的历史读物,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许立群《中国史话》、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张思俊《史地课本》等,从地方推向全国,借助各种管道,层层渗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     

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究竟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

近读《沧桑》2009年第二期刊登的高喜存等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应该从1922年算起》一文,颇受启发。高喜存、史立新、史英豪同志经过查找资料,考察论证,对《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1924—1949)》卷中关于中共山西历史上限为1924年的写法,提出了质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诞生前后(一)

1984年10月24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次会议和这个《决定》,后来被称为在中共历史上（或在中国发展史上）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艰难转向——评萧冬连《国步艰难》

萧冬连最近出版了一部新书《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5月),是一部浓缩版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作者用15万字的字数梳理了中共治国60多年的历史,偌大乾坤一袋装,这份治史的凝练功夫绝非一般学者可企及的。萧冬连治史,素有宏观观照的学术情怀。在1993年,林蕴晖教授和他的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的同仁们,曾出版了《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一书,试图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去认识这段历史,当时在学界很     

抗日绝杀——军统枪口下的秘密制裁

电视剧《潜伏》的热播,在充分展现中共地下工作者余则成大智大勇的同时,他使更多观众对国民党军统这一特务机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广西区党委办公厅组织《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志》编纂组赴江西、福建学习考察

为按时按质完成《广西通志·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志（1990—2010）》编纂任务,广西区党委办公厅组织广西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统战部、政策研究室、政法委、党校、区直机关工委、党史办、档案局、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编写人员组成的编纂组一行12人,于2010年9月6日至12日赴江西、福建两省学习考察。     

中共淮北区党委成立时间及区党委书记的质疑

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十九块解放区之一,中共淮北苏皖边区党委(以下简称淮北区党委)则是这块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近年来,省内外编印的党史资料、书刊中,不少同志认为:淮北区党委成立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区党委书记为邓子恢同志。对此,笔者根据有关历史资料,认为有探讨的必要。对淮北区党委成立时间及区党委书记问题,《豫皖苏根据地概况》一文有如下叙述:     

中共划分富农标准的演变及其特点

从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进行土地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富农阶级被消灭,中共划分富农的标准是不断变化的,它的变化是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也表明了中共对富农阶级认识的深入。同时它的演变与地主和中农标准的演变紧密关联,从而使得这一标准的执行越来越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中共富农标准的演变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到质和量的双重界定再到补充完善的过程。这一演变凸现了一些鲜明的特点。     

张家港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张家港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要承担该市党史、地方志和《张家港年鉴》的征集、编纂任务。成立30年来,共编纂出版了《中共张家港（沙洲）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张家港市历史大事记》、《历史的回声》、《沙洲县志》、《张家港市概览》、《张家港指南》等史志书籍以及14部《张家港年鉴》,积累了丰厚的地情资料,并有30余部书籍及作品在全国、省级各类评比中获得较好名次。     

平定州与阳泉市

<正>2021年《文史专辑》中刊登了王伟老师撰写的《“城关市”——中共历史上最小的一座“城市”》一文，笔者读后深受启发。该文中，王伟老师通过论证“盂县城关市是中共城市建设历史上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最低一级的城镇市的第一例证”，再次阐述了“阳泉市是中共历史上成功创建的具有标准城市意义的第一座城市”的观点。沿着王伟老师的思路，笔者从平定州与阳泉市的建制历史沿革出发，也谈一些自己对平定州与阳泉市的理解与看法。     

一本探讨东欧演变历史根源的新著——评《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

一本探讨东欧演变历史根源的新著——评《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陈之骅８０年代末期至９０年代初期发生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以及紧接着发生的苏联演变，是本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很多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都在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特别是探索这一演变的各方面的...     

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简称中共中央组织部或中组部,是按照中共的宗旨和组织原则建立的常设工作机构。作为中共中央一个重要工作部门,它的任务是管理党政军民学各类干部的调动与配备,各地党委的组织工作,各地人员来往的输送以及党员和干部的培训教育。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根据工作实际,各工作机构经过不断地调整,中央组织部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充实,成为中央机关的重要部门之一,是中共中央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助手和参谋。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界进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对延安时期中组部的机构沿革、自身建设、任务演变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就整体而言,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理念、理论和实践,主导了当代中共干部管理政策走向,亦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其政治运作。其历史贡献为新时期中共加强组织建设,保持纯洁性,获得一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