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爱国高僧章嘉·若必多吉

有清一代,利用藏传佛教加强和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是清朝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对于清代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蒙藏民族及蒙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藏传佛教的许多上层人士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土族出身的清代大国师、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就是他们当中相当突出的一个典型。     

40年来元代礼制研究述评

正13世纪蒙古人建立了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既执守本族文化优先的原则,同时也宽容其他文化,使元代社会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文化新貌。从王朝正统性和维持社会秩序双重考虑出发,元朝对汉族礼制的采纳或取舍,实际遵循的是蒙汉并用,以蒙古为主的原则。这种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形成的礼制自然显现出与唐宋辽金诸朝不同的特色,值得深入研究并加以总结。本文拟对40年来元代礼制研究的成果作一评述,以期供学界参考。     

评《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

蒙藏两个民族长期、持续的密切交往及其两者之间的深远关系,一直是蒙古学、藏学,乃至中华民族关系史、中国历史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藏学和蒙古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不仅发掘了大量的藏文和蒙古文学术资料,并且进行了对勘、整理和研究,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资料还译成了汉文。在此基础上,藏学和蒙古学界联合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蒙藏关系的学术成果,如《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①《蒙藏民族关系史略》②《蒙藏关系史研究》③《蒙藏文化交流研究》④等,但由于时间、原始材料等因素,均存在着不同程度…     

老北京民俗中的藏传佛教文化内涵

藏传佛教从元代传入北京作为国教之后,与以汉族文化为主,融会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老北京文化碰撞,历经了数百年、相互吸收融合,到了清末民国初最终在北京以民俗的形式落地生根,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老北京民俗中的藏传佛教义化内涵

藏传佛教从元代传入北京作为国教之后,与以汉族文化为主,融会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老北京文化碰撞,历经了数百年、相互吸收融合,到了清末民国初最终在北京以民俗的形式落地生根,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西夏僧人沙罗巴事辑

一、《佛祖历代通载》对沙罗巴的记载 13世纪藏传佛教流播中土之时。虽然传教僧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鼓励和支持，但却往往受到中土儒学文士和佛教徒公开或无形的抵制。大多数藏族僧侣似置身中原文化之外．而未能像畏兀儿人那样投身于中原士人所敬重的文化事业。这种情况与元代西夏遗民也是不同的。1227年，西夏国被蒙古灭亡后，很多西夏人汉化，在中原地区用汉文进行创作，成为名闻遐迩的诗人，     

元代江浙行省乡试对明初科举的意义

元代江浙行省制是蒙元统治者,在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方面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遗产,它是元代汉族文化与蒙古等民族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契机,以行省为单位的乡试,是从元代开始发展的,是科举制在省区范围内的组成部分。元代乡试与汉唐两宋有所不同,它不仅是会试、御试的必要阶梯,且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与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并对时代的文学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13～14世纪元代江浙行省制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较大变动,对元代社会和后来的明清、近代影响至深,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复合建构,全民服役和君臣关系主奴化。本文对元代江浙行省乡试对明初科举的概况、社会意义、运作程序等,作较系统的分析。     

雍和宫：汉藏文化融合的典范

雍和宫原本是雍正皇帝在亲王时期的王府,他登基后将雍和宫改为行宫。1735年雍正皇帝突然驾崩于圆明园,乾隆继位后,出于对蒙藏地区局势和子孙后代内外两个因素的考虑,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皇家寺庙。雍和宫的改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后共经历了48年,建成了南北六进院落的宏大寺庙规模。雍和宫建成后,积极发挥宗教作用,成为藏传佛教在京城的活动中心,是西藏、蒙古等地区高僧大德的向往之地。自清代至民国,雍和宫始终是沟通中央政府和蒙藏地区关系的纽带与桥梁。     

元代景德镇窑青白瓷佛像研究

青白瓷佛像是元代景德镇窑制瓷业的一个重要进步。在当时蒙古人统治的历史及宗教之大背景下,元代大型瓷塑佛像突然且短暂出现的原因是本文所关注的,笔者认为这些令人惊叹的瓷塑佛像的生产直接受惠于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和对景德镇窑厂的赞助,同时这些瓷佛像也在元代宫廷的藏传佛教的仪式和典礼中被使用。     

西藏文化与《西游记》关系纵深研究预测

目前看来,西游学界主要从中原文化中探寻《西游记》故事的演变过程,少有学者从民族的视角去审视藏文化与《西游记》的关系。殊不知,西游学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在《西游记》故事获得重大发展的元代及明代前中期,正是藏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大量传入中原时期。从《西游记》《金瓶梅》等明代小说中出现的藏传佛教元素,足可证明,西藏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元明时期内地的文学创作。近年来,随着西游学研究视野的拓宽,以及大量藏学文献的汉译,为深入研究西藏文化与《西游记》关系,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战犯问题与国共和谈

在国共两党战略决战阶段,中国共产党灵活地运用了战犯问题.无论是战犯名单的公布、严惩战犯原则的提出,还是北平和谈中关于这一原则的灵活执行及对桂系的争取,都是为了击破国民党政府的"和谈"攻势及企图,明确战争责任,将革命进行到底.     

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艰难地然而终于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迈向史学现代化的新途。在这一过程中,中西史学的交融呈现鲜明的特点：史学的传播渠道由欧美直接输入为主,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输入;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从欧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中西史学的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传播西方史学的主体;而传播的内容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为主,历史哲学的引入更令人瞩目;出版机构在民国时期中西交流中起到重大和显著的作用。     

中法《重庆协议》与西、南沙群岛问题

西、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越南对中国西、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并“寻找”了各种理由,其中之一是“中法《重庆协议》把在西沙和南沙的受降权交给了法国人”。但考察中法《重庆协议》后可知,该协议根本没有涉及到西、南沙群岛。     

极边、次边、近里：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三级制界说

学界关于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到底是二级制还是三级制存在分歧,并有许多不够明确的地方。本文认为,北宋边疆层级体系在西北、北方两个方向是由极边、次边、近里构成的三级制。其中,河东路与河北路由于与辽的关系比较和缓,三级制的层级体系相对稳定。陕西路与京东路由于有西夏的和战关系以及女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尽管仍实行三级制,但其层级体系存在或多或少的变动。总体而言,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是一种基于纵深防御理论的边防体系。     

清末民初酒税制度因革论

清末财政困窘,支出浩繁,政府在维持旧有税收的同时,力图开辟新的税源,并因应时势而不断变化,酒税从厘捐到烟酒税这样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民国初创,面临的财政危机依然如故,酒税征收仍然沿习清末旧制,弊病百出。当政者对酒税制度重新设计,意欲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收支系统的正轨。对原有酒税加以改革,举办公卖制度开征公卖费,新征烟酒牌照税,构成了民国初年酒税制度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努力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     

论英国与直系的关系

英国对中国的内战持中立态度,不支持包括直系在内的任何一方;在直系参战期间,英国扣留了直系的军火;英国虽然同情吴佩孚,但未向吴提供军火和经济援助;为维护英国在华权益,英国损害直系的权威;英国对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军阀采取的策略是“等着瞧”。不将“赌注”押在任何一派军阀身上;英国也不支持直系的另一将领孙传芳。因此,英国不是直系的后台。     

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

本着重阐述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南宋与金分立,各自按照中国传统制度治理本朝。同时,也均在中国传统边疆观念的支配下推行边政,针对边疆地区各族的治乱、向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军政对策和措施,南宋致力于西部至西南地区,金朝致力于东北、北部、西北地区。本还揭示了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曲关系问题。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

民初晋北乡村作为历史大变革时期重要的社会单元,其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劳动生活方式和婚姻生活方式等。且由于晋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区,故在生活方式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执政党建设与主流媒体的关系及其探究价值

探索执政党在新形势下妥善处理与主流媒体关系的路径,是顺应时代发展新变化的必然选择;以世界的眼光,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借鉴国外政党对主流媒体应用的先进经验,做到博采众长,是提升党和国家国际形象的内在要求;探究执政党建设与主流媒体关系,必将丰富传媒政治学的内容,推动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