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通铸钱地问题探讨

邓通铸钱地问题探讨张善熙司马迁《史记·列传》里谈到“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于以爱人长者,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邓通无伎能、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     

长水考

长水考舒峤长水首见于《史记·封禅书》,诸家皆将其释为荆溪水,即今蓝田县荆峪沟。唯程大昌《雍录》将其置于霸河之东,新丰和霸陵县之北（四库本卷六、卷七）,此地既无相应之水道,又无文献资料可证,实乃大误。又有以之当氵产水者（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封禅书》长水...     

《史记》早期流传补论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对《汉书·艺文志》中"省"字例的考察,可认为冯商受诏重新整理《史记》,很可能在刘向生前完成四篇、最终完成七篇补亡,其动态过程见于《艺文志》著录。该本在单行以后被合并入扬雄续史中,故其名不彰。另外,在民间流传中,《史记》可能存在一百二十四篇的残本。诸种版本最终汇合成至今仍通行的百三十卷本《史记》。通过这一研究,可初步确定早期《史记》的流传谱系。     

裴注八十卷集解本《史记》篇目考——基于古写本文献的研究

六朝隋唐时期通行的《史记》文本多为八十卷的集解本,而现存有宋以降集解本《史记》俱为一百三十卷,八十卷本面貌遂不可知。梳理日本尊经阁文库本《经史历》所载《史记目录》的文献信息,可初步复原八十卷本及其衍生文本的篇卷分合情况。通过将《史记目录》与现存敦煌本、日藏古写本和索隐本及正义本《史记》篇卷的比勘,基本可以确定目录所载八十卷集解本《史记》篇卷的相关信息并非出于后人的伪作。系统考察《史记》传本卷帙变迁的历史进程,将有助于理解现存《史记》古写本存佚因由以及纸简替兴和写刻演变之际,物质载体对文献面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论乾嘉学派考证《史记》的成果

论乾嘉学派考证《史记》的成果俞樟华近代林纾曾指出,清代治《史记》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钱竹汀之《考异》、梁玉绳之《志疑》、王怀祖之《杂志》,均精核多所发明,而梁氏成书至三十六卷．论黄帝一事凡千言,其下历举异同,良足以刊《史记》之误;乙派则归震川、方望...     

先秦“三胡”综考

“三胡”之名,最早见于《史记·赵世家》,“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按照《史记·赵世家》索隐的说法,“三胡”指的是林胡、东胡与楼烦。     

法藏敦煌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重文研究——敦煌本与《索隐》本、景祐本《史记》传承关系考略

敦煌初唐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之附篇前、后,有两大段包括两个相同的"太史公曰"在内的重复之文,又,附篇增衍"曹叔振铎世家"一题.敦煌本此卷这两处重大文字错误,乃因附篇拼补入卷所造成.敦煌本《管蔡世家》中误重之文和增衍的附篇之题,后为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北宋景祐本《史记》相继沿存下来,而又有所变易.初唐盛唐至北宋这三个重要阶段有代表性的《史记》传本文本之同异,既显示出《史记》夹注本之传承有绪,又反映该本在不同时期的重要特点.     

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引《史记》异文考证

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是敦煌献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部类书。全书10卷约百余部,仅残存2卷多,共37部,残存部类引书近达百余种。本主要择取该写本所引《史记》内容与传世本《史记》有异为例,略作考辨,以证写本校勘传世本之功用。     

元史北方部族表

<正>题记:明修《元史》无《部族表》。其后钱大昕作《元史氏族表》二卷。屠寄《蒙兀儿史记》有《蒙兀氏族表》、《色目氏族表》各二卷之作;柯劭忞《新元史》有《氏族表》二卷之作,用力皆在详少数部族之世次,而不及全数之搜罗。爰仿《辽史》,作《元史北方部族表》,尽列其时活动在北方之诸部族而稍作考证说明,治元史者或亦有助焉。     

高句丽国名臆测

已知的高句丽的语言资料主要见于金富轼《三国史记》,而中国史书也保存了一些宝贵的语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三国志》所记“沟凄者句丽名城也”。研究者已发现,《三国史记》记高句丽地名最常见的“忽”,以及高句丽之“句丽（骊）”,都是“沟凄”之异译,其语源就是“城”。而高句丽之“高”,是高句丽语的“山”,在《三国史记》所记地名中常作“达”。因此“高句丽”的语源应该就是“山城”。     

“古者重武官”辨

一般认为,春秋战国之际将相分职已经成为官僚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文官与武官的称呼却到汉代才出现。《史记·叔孙通传》载: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23页)与文官相对应的武官一词较早见于《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     

长安城南《史记》、《汉书》未载的人工渠

长安城南的秦漆渠和汉樊公渠皆不见于《史记》和《汉书》,但此二渠不仅古时有之,至今仍有遗迹可寻。作者依据有关文献,并结合实地调查,对二渠的兴废沿革做了相应的研究     

读史随笔四则

一《史记》三家注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为未完成的杰作,其后褚少孙为补其未备,然其中犹有后人羼入的地方。司马迁本卒子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前,可是书内有记载到汉昭帝时代的事迹,甚至有些后人伪托所作的假书,已失去司马迁著书本来的意旨。至于书中包括的内容和名物训诂,更难以理解,只有赖于《史记》的三家注来说明其事实和补证其缺误。三家注就是(刘)宋裴驷《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十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这三家注也和《五经》一样,《五经》的注     

世所传宁戚饭牛歌所作时代考

世所传宁戚饭牛歌有三首,分别见于《史记·邹阳传》裴■集解、《文选·啸赋》李善注和《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因真伪莫辨,历来论七言诗起源及发展者,或存而不论,或当作伪七言诗而加以摒斥。今考三首所作时代,谓其一为楚辞体诗向七言诗过渡阶段的产物,产生于西汉武帝以后至东汉顺帝之间;其二除首、二句外,为已经相当成熟之七言诗,当产生于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其三为纯粹之七言诗,应为汉以后之产物,此三首前后相继之关系很明显,当为民间歌诗。     

"齐临菑十万户"辨

西汉前期,齐都临非常繁荣。《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曰:主父偃方幸于天子,用事,因言:“齐临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齐临十万户”等语,《汉书》卷38《高五王传》所记与《史记》相同。《史记》中还有一条关于战国时期临人口的材料,即卷69《苏秦列传》曰:“临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这是苏秦游说齐宣王的话。今本《战国策·齐策一》所记与此略同。由于中国古代关于城市人口的记载十分缺乏,没有其他材料可资印证,…     

谈《商君书·垦令篇》中的重农抑商思想

关于商鞅变法的史实,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而商鞅的政治主张,则见于《商君书》.不读《史记》,便不能了解变法的整个过程;不读《商君书》,也就不能了解商鞅的思想脉络.商鞅的政治主张,包括很多内容,而他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却较集中地反映在《商君书·垦令篇》中.     

刘长卿状元及第考

刘长卿进士及第之年,最早见于姚合《極玄集》卷下,谓“开元二十一年进士”。虽未说“及第”,但以同书其他进士及第例之,此处“进士”即指进干之第。宋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卷十     

王棻“贵因不贵创”修志思想述略

王棻（1828-1899年）,字子庄,号耘轩,浙江黄岩人,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清末著名经史学家、方志学家、教育家。一生未入仕途,专以讲学、著述为务,共著书734卷,著述之多,在台州首推第一,主要有：《经说偶存》6卷、《六书古训》64卷、《史记补正》3卷、《汉书补正》3卷、《台献疑年绿》1卷、《柔桥文钞》46卷等。     

几件姚绶书画作品的考辨

在姚绶存世及见于著录的作品中,存在着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其中几件作品的考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姚绶《行书诗笺》是从钱选《浮玉山居图》卷中散佚出去的一段题跋,《吴山归老图》卷是后人拼配之作。此外,本文还通过对姚绶生平部分内容的考察,确定了3件见于著录的姚绶作品为伪迹。     

乐山有关邓通的传说和遗址之我见

乐山,汉为南安,是汉文帝宠臣邓通的出生地,这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他的一些传说和有关遗址。笔者曾实地调查,据耳目所及,联系有关史料,就邓通铸钱等有关问题,粗抒浅见,敬乞方家大教。一、沙湾区铜茨乡“城隍庙”的传说及官雕山干沟冶铜遗址铜茨乡(又名铜街子)有一“城隍庙”,当地群众传为纪念邓通所建,该庙为单檐歇山式,穿逗木结构建筑,面阔三间,毁于文革中,其庙址今尚可指。“相传汉文帝时,邓通奉敕铸造半两钱,有一天,他见一群玩童用钱做键子踢耍,通以为有侮皇命,于是便改变钱的形式,以防此弊,名曰:邓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