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

进行人力管制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的重大举措.实施这一举措的直接原因在于抗战的需要,即推行兵役制度、保障军需后勤、建设后方工业、平衡人力资源.国民政府为实施人力管制,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大规模摸底调查与登记,制订出一系列法规.人力管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主要为:一般人力管制、技术员工管制、工资管制、实施国民义务劳动.在抗战最为艰苦的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为坚持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其效果则越来越差,最终与国民政府的预期理想相去甚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曾瑞炎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掀起规模空前的爱国热潮,从财力、物力和人力各方面支援祖国抗战。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为了争取更多的抗日财源,国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有关的政策和法令、法规,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华侨的工作,促进了华侨抗日救...     

有关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评价的研讨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大致经历:积极抗战、反共准备投降、反共投降与反共抗战交替变换、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峨眉山观战下山摘桃子几个阶段.评断前后不同,是出于政治需要,随着国共关系和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影响巨大.现在抗战史学界出现了修正此说的趋势.史学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能以领导人物的论断为依据.     

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以翁文灏为核心的考察

本文以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和军委会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为中心,考察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1938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作者认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国民政府抗战准备工作的开始。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其所做工作在抗战初期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开展调查设计工作,为制订政策、战时动员及后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二,主办特矿贸易,换取了重要且希缺的外国贷款,进口了大量武器和工业设备。三,经济备战工作吸引和组织了国内一大批学者和技术专家投入到对日抗战工作中,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后方经济建设储备了人才。四,主持厂矿内迁运动,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战时后方经济开发建设。国民政府经济备战工作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客观效果亦有限,不应盲目夸大,以偏盖全。     

资源委员会与中国抗战的经济准备

资源委员会是抗战前设立的主要从事国防资源的调查、统计、计划与国防重工业建设的秘密机构 ,它的设立是直接为抗战作准备工作的。以往人们在论述抗战准备时 ,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军事准备方面 ,然而现代战争与其说是交战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抗 ,不如说是交战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因此 ,本文以资源委员会在抗战前的主要活动为切入点 ,分析、研究资源委员会为抗战所做的经济准备 ,并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一九一八事变后 ,蒋介石一方面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另一方面也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 1 932年 1 1月 ,经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钱…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谁来纳粮:全面抗战时期川陕地区的大粮户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高度重视粮食这一重要的战备物资,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同时对大粮户的存粮情况展开调查.这一调查是为了方便政府控制粮食来源,将大粮户拉入战时国家动员体系.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后,先后在1942年和1943年开展大户存粮调查及大粮户调查.全面抗战期间大粮户对战时的军粮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过度动员和粮食征收力度的不断加大,为战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全面抗战时期陪都重庆金融犯罪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并逐步发展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从1937—1945年,大后方金融市场大多呈现畸形繁荣局面,市场秩序混乱,金融从业者在营业过程中多未遵守政府的法规与制度,金融犯罪十分猖獗。而作为抗战大后方金融中心的重庆,其内汇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黄金市场等均受金融犯罪影响,程度也最为严重。国民政府虽努力以各种手段预防与打击金融犯罪,但均无济于事。这一时期重庆金融犯罪频发有着特殊的原因,反映出战时国民经济的不断衰落以及金融从业者心理的变化。     

西安事变后刘尚清的主皖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许诺由东北军将领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以促使东北军东调豫皖。但国民政府内部争议较大,蒋介石也对东北军将领有所顾忌,在东北军移防后他选择了由东北元老刘尚清担任这一职务。刘尚清接任后颇欲有所作为,力图恢复东北人的声誉。但抗战兴起后,毗邻南京和津浦线的安徽省所受影响逐渐加大,安徽省政府只能勉力应对。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长期抗战计又筹划更换部分省主席,最终以蒋作宾取代了刘尚清。刘尚清的主政安徽,既配合了国民政府的西安事变善后安排,也为抗战初期安徽省的应变做了一定的准备。     

论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中国整军与抗日战略设计的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在华活动是中德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对20世纪30年代中德关系研究的深入,目前学术界对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的梗概已经基本明了。1本文关注的重点主要为抗战开始前德国军事顾问团在整编军队与战略设计上为中国政府准备抗战做出的具体贡献。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国民政府的军队建设与抗日战略准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国民政府外交部等编印之《关于世界贸易宪章草案及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之说帖》

抗战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联合国贸易暨就业准备委员会历次会议,讨论有关签定贸易宪章草案、关税暨贸易总协定等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事宜。国民政府外交部、财政部及经济部特编印此份说帖,就中国国情对相关条款加以分析,提出意见,反映了国民政府在美苏两大阵营形成之际所取的立场。     

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及其遣返

1895年清政府被迫"割台"后,国民政府对复台有心无力,直至抗战爆发才开始筹划。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主官,会同军队接管台湾。原本骄横的在台日军和日本移民,瞬间变为日本侨俘。台湾相继成立日俘管理处、日侨管理处,命令日本侨俘向指定地区集中,等待遣返。1946年1月至4月,台湾遣返近17万日俘和29万余名日侨。被征用和残留之日侨,也在台胞强烈反对下,从1946年8月至1948年12月分四批遣送回国。台湾光复后的日本侨俘遣返,既是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组成部分,也反映了战后初期台湾面临复杂的岛内形势与国际环境,特别是台胞对日本侨俘和殖民统治的切身感受与认识,至今仍值得海峡两岸人民深思。     

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

抗战前十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内蒙古政策理念和定位立场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在思想深处仍属于中国传统治边政策的范畴。完成省县一体化一直是国民党施政内蒙古所追求的目标。国民政府对给予内蒙古较高度的自治权始终缺乏理论准备,从民族理论上看,主要表现为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拒斥和否定。     

国民政府逮捕汉奸百态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迭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     

抗战胜利后平津两市留用日人政策及社会舆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批日伪产业。为了尽快复工复产，国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留用了一批日籍技术人员。平津地区也相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颁布了专项法规法令，对日俘、日侨进行遣返的同时留用一批有技术的日人，并对留用日人进行有效管理。留用日人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战后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美国、平津地方政府、各企业和被留用日人、普通民众多方利益的不同造成对留用日人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大不相同，在各地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舆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抗战时期,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统制,其措施主要是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国民政府实行的粮食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重庆大轰炸下民众的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在淞沪会战失利、首都南京危急的严峻形势下,为统筹全局、长期抗战,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抗战首都。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造成巨大的战略恐慌,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侵华日军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战时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有关1937年8月国民政府资助留日学生返国经费案史料一组

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即从教育文化费项下提前拨汇1万元,用以救济留日学生,资送其返国。本组史料反映了抗战之初国民政府为应对变局所采取的一项紧急举措。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盐务变革经历了盐统制、盐专卖与恢复征税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盐税政策的价值取向不同,效果也有明显区别。抗战期间的盐税政策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对此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1941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还是比较注重民食的,实行的盐税税率有升有降,但起伏幅度不大;而在1942年以后,其盐税政策的财政功能越来越强化,由于意外损失准备金、专卖管理费、战时食盐附税、国军副食费的陆续开征,盐项税率有大幅度抬升的趋势,国统区通货膨胀更加强了这一趋势。国民政府对抗战准备的缺失以及其内部的腐败影响了战时盐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