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象、事件到民俗关系——40年民间信仰研究及其范式述评

以《民俗研究》刊发的论文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探索新时期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走向,总结民俗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在方法论上的突破。民俗学的研究传统是以民俗事象为中心,继而结合对于民俗事件的跟踪,运用民俗学者的切身感受和身体经验,探究在动态的事件过程中得以呈现的民俗多元主体与多面相生活文化之间的互构关系。民俗事件所对应的是民俗作为生活的存在形态,其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事象即民俗文化的层面,经由民俗学者的理论抽象建构起社会/文化共同体(民)与知识体系(俗)之间的联系。研究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理应成为民俗学学科的追求方向与立足点。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身体性：民俗的基本特性

一直以来,对民俗特性的分析侧重其作为民众创造、享用、传承的结果即“俗”的一面,却并未体现这一创造的过程,“俗”与“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未解决。高丙中对民俗的概念做了生发,他引入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大了民俗外延,更是对民与俗之间关系的一种阐释？在此基础上,刘铁梁进一步提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书写模式：事实上,身体是民俗学规训的首要对象,更是民俗传承的主要途径,身体性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民俗的基本特性。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该书的初衷，是为了从理论上摆脱民俗学作为“遗留物学”的学科危机，把研究对象界定为现实的，自成体系的当下生活。通过对于“民”和“俗”的概念梳理，高丙中旁征博引，精细缜密地论证了民俗就是习惯性、功能化的社会生活，民俗研究应从现实的，整体的层面上把握民众的生活世界，民俗学是直接地、较为全面地关心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门学问。以不断更生的现实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保证民俗学享有永不估竭的对象资源。     

传统·相似·差异——中国民俗学会三十周年纪念CSSCI

为学科合法性证明与辩护似乎是民俗学从学科伊始就萦绕学者心头甚至至今挥之不去的魔障,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学者始终在探求不同的答案.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民俗学的创始是整个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一部分,其民与俗的界定与辨析为现代性构建中的"传统"提供了群体和文化的可感性事实.民俗被构建为现代性的他者,民俗学作为学科的地位始终岌岌可危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一百多年的民俗学研究史中有些不断变奏显现的主题,那么对人类文化相似性与变异性的关注是其中之一.     

传统·相似·差异——中国民俗学会三十周年纪念

为学科合法性证明与辩护似乎是民俗学从学科伊始就萦绕学者心头甚至至今挥之不去的魔障,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学者始终在探求不同的答案.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民俗学的创始是整个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一部分,其民与俗的界定与辨析为现代性构建中的"传统"提供了群体和文化的可感性事实.民俗被构建为现代性的他者,民俗学作为学科的地位始终岌岌可危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一百多年的民俗学研究史中有些不断变奏显现的主题,那么对人类文化相似性与变异性的关注是其中之一.     

读《济南城市民俗》

现代民俗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曾经历过两次最重要的嬗变.最初,是以民俗学创始人英国的汤姆斯为代表的"古文化残存物说";尔后德国、日本的学者将"民"扩大到"未受到近代文明洗礼的庶民"(日本·后藤兴善<民俗学入门>),将"俗"拓展为寄寓着"国民的理念"(德国·黎尔)的活世态生活相,因而他们的研究仍局限在农民、渔民身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邓迪斯指出"城市居民不算民众,因而城市居民也不可能有民俗"的传统观念是荒谬的,在诸多学者的倡导下,民俗学遂逐渐由"乡民学"转到"人民学"上来.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敏锐地抓住了国际学界这一新动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就曾说过:"这一次到上海,我就对上海的同志说,应该研究它的都市文化,上海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深入进来,它同农村的文化不一样,同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进来以前的文化也不一样,这就值得研究."我国的第一本都市民俗专著却是30年后的今天,才由几位山东民俗学者联袂推出.手捧这本<济南城市民俗>,自然不胜欣喜.     

《广东民俗大典》绍介

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调查、搜索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出版刊物和丛书,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民俗学的摇篮”。现在,中山大学校友、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先生,著名民俗学家、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叶春生教授亲自率中山大学民俗学专业师生对广东民俗进行考察、对文献资料进行搜索整理,编写了《广东民俗大典》,并于2005年9月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对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传统的极好继承,也是奉献给文化大省建设的力作。     

关于当前"民俗热"的冷思考

在当前全社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形势下,民俗、民俗学和民俗文化也被作为先进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了党政领导、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日益重视和关注,成为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但是不可讳言,当今许多地方的民俗热,存在相当的盲目性,个别的甚至存在着不太健康的倾向。上升到理性来认识,当前我国民俗、民俗学特别是民俗文化的现状怎么样?民俗在现实社     

个人生活史:一种民俗学研究路径的讨论与分析

"个人生活史"是一种目前被诸人文社会科学广泛应用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对民俗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民俗"之"民",都是生活文化的承载者。而作为社会化与社会关系中的人,每个人又都是一面"镜子",可从其身上映现出社会万象与人生百态。这就为民俗学的个人生活史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与可行性。而从操作性角度来看,应对俗民个体生命历程及其生活"语境"做多方位的深入访谈、参与观察与多方面了解,对其生活中的标志性特征进行呈现,然后在此基础上反映其背后的整体社会生活文化。个人生活史研究,关注俗民主体的身体性与思想感受,以"民"带"俗"、还"俗"于"民",可避免传统以"俗"带"民"研究路径带来的一些不足与弊端。     

整理国故与中国现代民俗学

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起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1846年英国民俗学家威廉·汤姆斯在<雅典娜的圣殿>杂志上首先使用"民俗(Folk-lore)"一词,提出用"Folk-lore"作为研究下层民间文化的学科的名称,其研究的范围以庶民古俗和庶民文学为主,具体包括旧时风俗、庆典仪式、迷信、歌谣、谚语等,"民俗学研究传承下来的,主要是有一定演进及轨迹及地域分布的下层文化",①由此拉开民俗学研究的序幕.我国的民俗学研究,则肇始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这一影响广泛的学术运动中.     

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基于民俗学者深度访谈与文献对读研究

民俗价值观是民俗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但长期以来民俗学研究并未建立起科学系统的民俗价值观体系。从民俗本体论角度出发,以"中国当代民俗学者"为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将访谈资料与文献研究成果进行"对读"研究,来归纳、总结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对民俗价值的理论共识,形成对民俗文化当代价值的认识,是民俗价值观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研究表明:民俗价值存在于三个维度上,即对人类个体生活层面的规范价值;作为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意识基础价值;完整反映人类知识谱系的价值。     

从民到公民：中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结构转换

作为概念和学科“对象”的民,并非直接对应于现实中的任何人群（所谓的“民间”）,而是现代学者的概念“发明”与所指重组的结果：民不仅是下层社会的各种角色,更是理想的新人或新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民的隐秘渴望是成为公民。近年来,高丙中提出从民到公民的转换,恰好以理论命题的形式道出了中国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的内在目的：即通过让民成为公民而成为自由人。从民到公民的结构转换,将给中国民俗学带来全新的观念变化和研究格局,也为民俗学者参与并推动中国社会的公民化进程提供良好的契机。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最初酝酿,是以1928年《民俗》周刊上有关民俗学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为起点,经过译介国外人类学派的著作到独立进行思考,当时的民俗学者形成了关于民俗学概论的一些深入认识。经过40年的停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民俗学恢复建设之初,民俗学概论的书写在接续历史的基础上取得了收获。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具有建设和规范的意义,包括"生活文化"的民俗定义和民俗文化分类体系都影响了众多民俗学者的研究和社会对民俗学的认知。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生活发生巨变之时,现有民俗学概论已滞后于民俗学研究的进展,所以需要及时吸纳在民俗学调查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新思想和新经验,使民俗学概论的书写能够与时俱进。     

“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探索

作为女性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女性民俗研究拥有"关于妇女"与"为了妇女"的双重使命,但以往的研究因将女性民俗实践者抽象成普遍意义上的"妇女"而导致了女性民俗实践者在研究中的缺席/失语。"以女性民俗实践者为中心的情境研究"将女性民俗研究置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对中国民俗学整体研究观的借鉴与反思,同时借助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情境化知识"概念以及现象社会学的相关理念,尝试构拟一种个体的女性民俗实践者及其视线在场,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考察具体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女性民俗实践者与女性民俗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女性民俗研究范式。     

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当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的一种路径

通过关注村落社会,中国当代民俗学从关注具体民俗事象转向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促进了现代民俗学者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与文化现实的进一步理解。在村落研究的技术层面,研究者需要重视在田野中的感受和经验,对普通村民日常琐碎的生活世界进行深挖和叙事学分析,深刻理解村民的生活逻辑和意义。迈向日常生活整体的村落研究,应当成为当代民俗学拓展理论空间的一种路径。     

论天津市民俗博物馆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

天津皇会是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是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信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皇会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天津皇会的申报和保护单位,天津市民俗博物馆多年来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本文就天津市民俗博物馆对天津皇会非遗保护工作以及其他民俗文化传承工作展开探讨,说明民俗博物馆在非遗保护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同时也将阐述民俗博物馆在非遗保护中存在的不足,并尝试提出解决的办法,使民俗博物馆的民俗文化传承职能得到更大的体现。     

从信仰到信：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

从记录整理零碎片段的迷信观念,到把握民间信仰的文化整体,再到关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活态宗教实践,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在过去60年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民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和民俗学学科研究范式从文本到表演,到实践的整体转型密切相关,和代表性的表演理论既本质关联又有所差异。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代表性学者对民间宗教信仰的界定与研究,可以勾勒出该领域基本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变迁的学术史轨迹。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