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姬方尊》铭文释读补正

《文物》2003年9期载蔡运章、张应桥先生文《季姬方尊铭文及其重要价值》。文章报道了新近发现的《季姬方尊》,并对器铭进行了释读。由拓影看,器铭字相当恶劣,或清剔未精所致。笔者在细审铭拓和反复阅读该文后,觉得作者对铭文的释读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关键,因此不揣浅陋草成此文。     

三面铜镜铭文释读补正

近读《考古与文物》2006年4期《陕西投资策划服务公司汉墓清理简报》(以下称《简报》)。《简报》中对三面铜镜铭文的释读似有可商榷之处,现作如下补正。这三面铜镜分别为M37：15、N31：11、M31：12,见《考古与文物》2006年4期19页图一七,铭文各为八字。     

琱生尊铭文的几点考释

《考古与文物》2007年4期发表了2006年11月陕西扶风县城关镇五郡西村发现的西周铜器窖藏简报,其中两件琱生尊（这两件器物自有专名,称为“虚”,为叙述方便仍称“尊”）,铭文内容非常重要,对于解读传世的五年琱生簋和六年琱生簋铭文很有帮助。该期同时刊载了王辉先生的《读扶风县五郡村窖藏铜器铭文小记》,对尊铭也作了简要的释读,颇多新解,很受启发,其中一些铭辞,我有不同的解释,今述拙见,以就正方家。     

关于许公买瑚的一点意见

武汉市文物商店在《武汉市收集的几件重要的东周青铜器》一文中介绍的许公买瑚(《江汉考古》一九八三年二期三十六页图三),铭文释读有误。现将铭文重新释读如下: 佳(唯)王正月初吉丁亥,?(许     

楚燕客铜量铭文补正

1986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山东长岛召开第六届年会,湖南省博物馆的周世荣先生在一篇题为《湖南出土战国秦汉铜器铭文补记》的文章中发表了一件楚国铜量的铭文,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得以看到这一宝贵材料。去年,周先生在《江汉考古》1987年2期上又发表了《楚(尹阝)客铜量铭文试释》,吸取裘锡圭、李学勤、林澐、李家浩等多位学者的意见,对铭文做了很好的考释,但阅后感到有些问题     

辽阳博物馆藏战国铜鼎铭文补释

辽阳博物馆收藏了一件1993年在辽阳市东电四公司出土的战国铜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9期刊发了铜鼎的照片和铭文。李智裕先生对铜鼎铭文作了很好的讨论。我们在李智裕先生讨论的基础上对铜鼎铭文作进一步的释读,我们认为铭文中的"成"读为"宛城",与燕玺中的"宛阳"有关。     

曹植墓砖铭释读浅议

《文物》1979年第5期刊登的《山东东阿县鱼山曹植墓发现一铭砖》一文(下简称原文),对曹植墓砖铭文作了释读和考释。读后,我觉得该文对砖铭拓本图片的排列和铭文释读方面,有可商榷的地方,现将意见陈述如下。原文依其附图1、2、3的顺序,对砖铭作了释读,文为:     

成君鼎铭补正

2007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物》刊载蔡运章先生《战国成君鼎铭及相关问题》一文(原刊第44—48页,第65页)。该文著录洛阳新近征集的1件战国晚期铜鼎,铭文有4字,蔡先生释为"成君七六六六"。首2字,拓本不清,但从摹本看蔡先生释为"成君",是正确的。后2字拓本清晰,作(?)。     

曾公■编钟铭文“慎■京社”补释

《江汉考古》2020年第1期载郭长江等先生《曾公■编钟铭文初步释读》一文,公布了春秋时期曾公■所作编钟及其释文。对于其中原释"应"之字形,尚有疑义,笔者结合字形、语势和应国南迁史迹,可知所谓"誓应京社"应为"慎?京社",并非在应国宗庙盟誓,而是指曾公■回忆"皇祖"受封南土后,谨慎、诚恳地修建城市、营造宗庙,从而为蔡国蔽护南门,伯长于汉阳诸姬之事。如此,将有助于梳理曾、蔡、应诸国关系以及西周时期南土的封建格局。     

随仲嬭加鼎补说

曹锦炎先生在《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新公布了一件随仲嬭加鼎,并对该鼎的铭文进行了很好的考释。曹先生根据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字体等特征,推定其时代"应是在楚武王(引案:当为楚成王之误)得随人之助争得王位之后,定在楚穆王或楚共王之际可能性较大"。张昌平先生也通过对该鼎器形、纹饰、铭文以及工艺等时代特征的观察,并对比分析相关楚系青铜器,认为该鼎制作年代在春秋中     

读者来信:《〈河堤简〉校读》的一处说明

《考古》2005年第11期刊登彭浩先生的《〈河堤简〉校读》一文,对《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中的24枚河堤简(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86～94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重新释读,解说了若干古算术语及计算方法,并据地名推断了其年代和性质,指出河堤简大约是西汉早期南郡汇集各县把河堤开为     

鲁方彝与西周商贾

1981年,在陕西岐山县流龙咀村西出土鲁方彝盖,有铭文五十字。铭文虽不太长,但对认识西周社会经济有重要关系。感谢岐山考古界同志,这件珍贵青铜器最近已在《考古与文物》杂志上发表了。方彝只存盖,高29厘米,盖及钮上均有扉棱,饰饕餮纹。盖内铭文分六行,字间有方格范痕,释读如下:     

晋侯苏编钟几处地名试探

马承源先生《晋侯苏编钟》一文刊发后（《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6件编钟长达355字,为研究西周晚期历史及有关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全篇铭文,经马承源、李学勤先生的释文断句,（《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1日）,大意已经明了,唯独晋侯苏受周王之命投入战斗所到达的具体地点还不十分清楚。本文专就这一问题谈点初步意见,供学术界研究参考。钟铭所证地名,除东国、南国、宗周、成周外,我们以为还有七处。其中有一处铭文不清,一时唯以释读。马文考定夷即宿夷、熏城即郓城,确切无疑。宿在今山东东平县东,郓…     

再论克罍、克盉铭文及其有关问题──兼答张亚初同志

再论克■、克■铭文及其有关问题──兼答张亚初同志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陈平笔者按;《考古》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期和１９９０年１期分别刊出了殷玮章、张亚初等十位国内知名专家的《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与殷玮章先生《新出的太保铜器及其相矣问题》两文。笔...     

二十九年弩机铭文补释

吴镇烽、朱艳玲的《二十九年弩机考》公布了新见的一件战国有铭弩机,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弩机的铭文,二位先生的释文十分精审,但偶有不准确之处。本文就铭文中的"则"提出新的考释意见,并对其所在文句进行重新释读。     

随县出土铜器铭文考释

继隨州市擂鼓墩曾侯乙之墓发掘以后,仅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零年间,先后在湖北省隨县诸地,文有五、六处青铜器出土。其时代早至商代晚期,下限及于战国,这些铜器造型十分精湛,并铸有铭文,《考古》82年第二、六期,《文物》82年第十二期分别发表了这些资料。读后,发现简报铭文尚有未释字和考释可商报之处,又见于《文物》82年第六期《湖北隨县刘家崖、尚店东周青铜器铭文补释》一文,对上述部分铜器铭文提出订正意见,读后也觉仍有可商之处,笔者适有机会,参观了随州市博物馆所藏上述诸器铭文,现将墓一孔之见简述于下:     

宋代著录金文校释

由于学习之便,本人对宋人著录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有一定的接触,并对这些青铜器铭文作过校勘和若干考证,成《宋代著录金文校释》一编,其中一些学习心得,记之于下,希望能够得到批评指正。 一、关于宋人著录金文的总数 宋人著录的有铭文先秦青铜器,近人做过不少工作,王国维先生在1914年就编制了《宋代金文著录表》,1928年容庚先生又在王表的基础上加以修订,重编了《宋代金文著录表》,近来张亚初先生又在前二表的基础上剔去秦汉铜器铭文,又编制了《宋代所见金文著录表》。该表收宋人著录有铭文器目共589,是在《集古录跋尾》、《考古图》、《金石录》、《博古图录》、《東观余论》、《广州书跋》、《啸堂集古录》、《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续     

北山顶四器铭释考存疑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以及该墓出土的春秋铜器铭文在《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期上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对这些铭文的研究考释成果也陆续面世.近来笔者读到了三篇有关这一课题的论文,即:周晓陆、张敏两君所著《北山四器铭考》(以下简称周文),商志(?)、唐钰明先生著《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以下简称商文)及曹锦炎先生著《(?)(六阝)编钟铭文释议》(以下简称曹文).这三篇文字虽然在对铭文的释考上有分歧,但都有独到的见地.笔者读后受到很大启发,引起了对该课题的研究兴趣.本文拟将笔者通过研究得到的一些极不成熟的想法,及学习上述三篇成果后产生的一些久思不得其解的疑窦就教于学界同好.     

论贾国青铜器

本文对《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及其《续编》收录的一组贾国有铭文青铜器进行了系联和讨论,认为该组青铜器当系同时所作,系贾伯、贾叔及贾子伯父为贾伯女孟姬所作媵器,年代为春秋早期前段,孟姬所适乃晋国氏,纠正了过去有关器物断代和铭文释读方面的一些错误。同时对过去著录的贾子己父匜的断代和文字释读等方面的问题也加以纠正。凡此可与文献有关记载互为补充、印证,对重新认识春秋时期贾国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西安北郊出土唐金花银盘铭文的校勘

《考古》1964年第3期卢兆荫同志《关于西安北郊出土的唐代金花银盘》一文,对《文物》1963年第10期简讯《西安北郊发现唐代金花银盘》所录的铭文,提出质疑,似有讹误之处。为了证实情况,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