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16—17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20余名学者与会。会议围绕中华文化跨境传播的路径、方式等议题展开。(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与方式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以儒学在海外传播为切入点,通过对港台"新儒学"、"新加坡儒学"及"波士顿儒学"三者进行比较,认为港台"新儒学"是继承的典范;"新加坡儒学"是整合的典范;而"波士顿儒学"则是创新的典范,并由此引申出对"文化迁徙"与"跨境传     

新时期以来儒家学说与汉初政治关系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汉初墓葬的陆续发掘与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讨论,揭开了汉初儒学与儒生研究的新篇章,"汉初统治思想为黄老学"说开始受到质疑。围绕汉初儒学及儒生的研究大致有三个方面:汉初儒学发展研究,儒生生存状况研究,以陆贾、叔孙通、贾谊为代表的主要思想家研究。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尚需关注,如传统观念的束缚、缺乏内在统一性的把握、人物研究缺少深度、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等。     

曾参对孔子教育思想的传承及其历史地位

曾参作为孔子之后的儒学代表人物,全面继承了孔子"学为君子"、"为人孝弟"、"反省内求"等教育思想,阐释了君子人格、孝道、"慎独"等观念,明确了"孝"在儒学理论体系中的实践标准,从道德伦理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传承者。     

浅谈魏晋时期儒学的新变化

魏晋时期,帝国的重建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形成了广汲博纳、气势磅礴的胡汉、中印文化大融合时期。玄学是对两汉经学表现形式上的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不断地兴起,展开"自然与名教的争辩",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开始放荡不羁的社会生活,玄风兴起的魏晋时代,传统的儒学开始玄学化,注经数量多,经学家群起,并与道教思想互补有了新发展。     

李贽对朱熹的厌恶

李贽,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公开喊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思想家,对儒家经典表示蔑视。事实上,李贽反对神学化的儒学,而儒学僵化正是由朱熹开始的。因此李贽对朱熹的是很厌恶的。     

汉代儒学在河西地区传播的原因

为维护封建"大一统",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针,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汉代统治者高度重视河西地区的开发,制定一系列开发政策,如设置河西四郡及属国、徙民实边、屯垦经营、修筑军事防御设施等。在经营河西地区的过程中,儒学随之进入,并在当地儒学起家的世族地主的带动和当地教育的推动下,儒学在河西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对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

后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不断取得完善和发展,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与权力、利益相结合,教育以儒学为本,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儒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学校教育与儒学在黎朝时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

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然而只是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人们才真正在多元的文化观念下来认识中西或东西文化的,即认为东西文化"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对于儒家思想或文化的批判,也并非始于新文化运动,但真正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也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要批判孔子及其儒学,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发展;新文化运动不仅主张中国文化内部"九流并美",共存竞争,反对儒学独尊,而且对西方文化内部的各家各派,持的也是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开放态度。     

叔孙通、陆贾与汉初的儒学走向

叔孙通、陆贾与汉初的儒学走向黄宛峰汉代儒学的兴盛是在汉武帝以后。儒学被奉为独尊,是因为它逐步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过去史学界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两位著名儒生──叔孙通、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     

都峤山儒学之寻踪考迹

都峤山自古便是集道教、佛教与儒学于一身的名山。由于志书记述粗略等原因,儒学被湮没在道教、佛教之中。通过爬梳志书、碑刻和族谱等有关史料的记载,考察山中儒学的"大本营",详述容州望族对山中儒学发展的贡献,进而揭示山中儒学的办学特色,重现其历史原貌,能为志书修纂提供较为翔实的史料。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对儒学教育的地方性适应——以宁波崇信义塾为例(1845—1867)

1845年,美国长老会差会在宁波建立崇信义塾。最初通过儒学教育,传教士试图在学校的外国色彩和本土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不过在传教士逐渐意识到宁波地方士人、儒学教义与一般民众之间存在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后,他们将士人划入"无法教育"的一类,转而争取下层社会。与之相应,在19世纪50年代后,传教士开始逐渐调整办学思路,通过雇佣华人基督徒出任教师和引入罗马字注音系统,儒学教育在义塾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渐趋边缘。     

叔孙通与汉初儒学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之学。但是,儒学并非是从创立之初就受到统治者的信赖而一举跻身庙堂的。汉朝是儒学“佩印绶带”的分水岭。汉以前,在一连串跻身庙堂的努力归于失败后,儒学开始自我反省。汉朝初年,儒学内部分化为齐学和鲁学,以崇尚权变为特征的齐学充分发挥“通变”思想,使儒学逐步适应了汉初政治形势的需要。叔孙通为人机警,善于认清形势,能适时地采取适当的行动,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以具体的事功让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儒学的价值,从而使儒学开始正式的登堂入室。叔孙通是汉初儒学的第一人。     

从历代孔子谥号看西夏儒学的发展与贡献

将历代孔子谥号与西夏儒学鼎盛发展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分别从孔子其人及其儒家思想、历代孔子谥号沿革与西夏孔子的地位、西夏儒学发展的巨大成就、西夏"儒学教育"的历史贡献入手,分析了西夏尊孔子为"文宣帝"、崇尚儒学、兴办教育的社会作用及其历史意义。仁孝中兴时期,"尊孔崇儒",尚德好礼,兴儒学,育贤才,明教化,以"文德教化"治国,把党项民族的文明进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并为后来大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统一,治国人才的培养,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研究西夏时期孔子的地位及其儒学贡献,是研究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及其社会文化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浅谈儒学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一种儒学思想具有一个国家的标志,要有自己的特色,用自己的品格表现出来。韩国自古号称“君子之国”。一贯提倡儒学,对整个大韩民族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儒家文化在西汉时期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历经时间的孕育、生根、发展和再创造,积淀成为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思想对韩国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政治经济方面、社会生活和教育方面等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强国战略

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强国战略离不开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创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儒学内省自律的道德准则、"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及"和实生物"的天人和谐观等,能够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儒学以关注现实、关怀生命为主要特点,决定了她在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强国中的价值及其未来发展前途。     

另一种“新文化”: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构想

梁启超积极应和一战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撰述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对儒学史与儒学进行重构诠释,从中可以窥见梁启超的思想意图和他所要建构的"新文化"建设方案。梁启超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以清学的科学精神及方法将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新定义为"科学的情感哲学",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自先秦到晚明清初儒家义理体系进行了提炼,以阳明学的"事上磨练"作为这种"新道学"的习得途径,在此基础上与西方自然科学化合成"新文化",融合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梁启超用来建构"科学的情感哲学"的思想人物,基本与胡适相同,但归结出很不同的思想路线、旨归。     

浅谈邓小平的儒学观

邓小平是对中国现代化有重大影响的伟人,他一生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并结合马克思学说对儒学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创造性的发展,包括政治层面的"人本"、经济层面的开放性和外交层面的"和"。     

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

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非常重要的话语体系。本文选取"近世—转型期—近代"这三个历史时期三个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者,分别是山鹿素行(1622—1685)、吉田松阴(1830—1859)和井上哲次郎(1855—1944)进行分析,以考察致力于建构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山鹿素行立足于儒学基本原理,但是他通过将儒学原理与中国刻意剥离,实现了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将儒学"自我"化;吉田松阴则致力于摸索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并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井上哲次郎作为近代日本武士道论定型时期的代表者,完全丧失了儒家普遍主义精神。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这一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     

宋学之传入日本及其早期传授状况——中国中世哲学对日本哲学影响的探索之一

中国儒学早就传到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据史书记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二八五年,中国晋武帝太康六年)《论语》、《千字文》等儒家著述已经传入日本,儒家思想也就开始在日本扎根、传播。但是从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所谓新儒学的宋学引进日本以后,便别开生面并终于在德川幕府时代迎来了朱子学史上的全盛时期,而开始了一个崭新阶段。本文拟就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学传入日本的过程以及早期的传授状况,进行一些考查。     

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期刊“文化大众化”初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系统性的"文化大众化"理论后,《讲话》精神迅速传至山西革命根据地,在"文化大众化"方针的指引下,根据地的文艺类期刊蓬勃发展起来,此阶段的文艺期刊在指导思想、办刊宗旨、编辑方针等方面都呈现出诸多特点,在传播先进文化、服务民众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