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我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常务副行长,负责组建了农业银行.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至1992年,我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见证人、亲历者,我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我是一个"抹布"书记

我是汉阳区江堤街江欣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胡明荣.2020年10月,我获评全国劳动模范.2021年七一前夕,我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我是一块红色"抹布",哪里有困难,我就要去哪里抹.我要抹去居民的烦恼和困难,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     

江岸清真寺重建记

我1944年出生在湖北房县的一个回族家庭,童年的我在懵懵懂懂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培养下,我长大成人,在大学得到深造,又在部队接受了锻炼. 1972年,我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先后任工人、统计员、经济分析员、调研员、副科长、副总经济师.1988年,我被调到华中重型机械集团任常务副总经理.我原以为我的后半生都会这样在工业战线度过.没想到1989年,由于党的民族宗教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武汉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任副主任兼宗教局副局长,从此走上了党的民族宗教工作岗位.     

我的十九年记者生涯

我是出生在祖国大陆的第二代台胞.1978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到长江日报当记者至今.当记者是我的选择.高中毕业后,我在黄陂县祁家湾镇农机厂当车工.镇上分管宣传的领导常让我去当“土记者”.大概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和能吃苦的原因,一年中我竟有6篇稿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日报等新闻单位采用,县广播电台采用则更多.1975年,我被镇党委推荐上大学,经考试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     

从盘水果到办庄园

我从盘水果起手到创办谦森岛庄园,自有资金由15元增至150万元,增长了10万倍.乍听起来,有点玄乎.但是,的确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是黄陂县祁家湾镇郑家冲的人,1961年7月出生.1977年在送店中学念完初中后,便在生产队里务农.头一年,劳动一天,给我记5分,第二年,长到8分.那年的1O分分值是0.42元,我一天的劳动报酬只有0.34元.1979年10月2日,我怀着试探的     

六进江城见闻录

1929年12月28日,我出生在台湾省桃园县(日本统治时期叫桃园郡),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父亲从东北口,把我带到长春.日本投降后,我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线卫生技术学校学习,1948年在四野第二十八后方医院当护士.从1949年5月到1988年12月,由于工作的变动与调迁,我六次进出武汉.这一辈子我和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期间我所见所闻的楚都,是日新月异,旧貌变新颜,用俗话:“女大十八变”,愈变愈美、愈成熟来形容,绝不为过.     

竞争商海 情系家乡

1956年我出身在黄陂县蔡榨镇群建村江家咀,兄弟姐妹5人,我排行第四.因为我们家是富农成份,学习成绩虽好,也不能加入少先队,不能进高中,不能加入团组织.这些,使我受到很大的刺激.1977年,我被介绍到公路段横店道班养路.每月工资39元,交20元给生产队记工分.一年多的养路工作,使我接触外界的机会多了,萌生了到城市去闯世界的念头.1978年3月,我只身到了武汉,寄住在姑妈家里找活干.姑妈家境也不宽裕,我只好走街串巷卖铝梳、卖油条,赚钱养活自己.我有一个表哥在新洲建筑总公司工作,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就把我介绍到他的公司去打     

我是通信战线上的一名战士

我叫潘圣宇,现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数据维护室主管. 刚刚过去的2020年,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浓墨重彩的.这一年,从战疫到助力复工复产及重点保障,我步履匆匆、躬耕不辍.2020年11月,我走进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从国家领导人的手中接过了"全国劳动模范"荣誉证书.     

我国股份制改革历程的回顾

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归国后,留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改革开放以后,历史把我推到了金融改革的第一线,历经风雨,感慨颇深.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起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改革;1992年创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任主席.直到1995年离开第一线岗位.回顾过去,20世纪80年代我的主要精力是在搞银行体制改革,90年代主要是搞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股份制改革.下面我就亲历的我国股份制改革的历程作一回顾.     

结婚以后

1936年,我结婚了.在此前两年,我曾有过一次可贵的初恋.那时我虽然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戏子”,但我却绝不向往金钱的婚姻.说到钱,当时我红极一时,连我的师父也能把金戒指串起来当腰带系.我一点不看重它!我拒绝了那个把我当“干女儿”来监护的老板的供养.回绝了家有万贯资产的留洋阔少的纠缠,而且还无视“干娘”们的多     

我在武汉生活的四十三个春秋

我在武汉生活整整43年了.武汉的山山水水、一木一草都会引起我的回忆.武汉成了我第二故乡.1953年我从日本回国到武汉.对我来说武汉是陌生的异乡客地.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抗战初期的武汉会战等,这给我某种神秘感和莫名的魅力.     

我与耀邦同志的交往

1953年,我任共青团甘肃省团省委副书记,团中央候补委员;1963年,我任团省委书记,共青团九大上,我当选为团中央常委.这前后两次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不过四年,中间因工作调动隔了几年,但所幸的是,我在共青团工作期间,团中央第一书记都是胡耀邦同志.离开共青团后,我仍多次见到耀邦同志,聆听他的教导,感受他的人格魅力与政治家风范.     

梦境川西

7年,一晃而过.2012年10月5日凌晨4点,我发动了车子,从成都出发开始了第二次川西之行.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令川藏线上各条公路和山体都变得很不稳定,滑坡、泥石流、塌方、路基沉陷等随处可见.但是出发了就要抵达我的目的地,这就是我,也是我走318的态度.     

我的养殖之路

我1953年出生于木兰山脚下的塔耳乡青石桥村.我的家乡人多地少,人平不到5分耕地,是个贫困老区.1968年,我初中毕业后回到村里,和村民一样,种田为饱肚子,养鸡为换油盐,喂猪为添衣裤,年复一年,跳不出贫困的圈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富民政策象春风一样吹拂祖国大地.我和妻子甘烈芬通过走养殖之路,在塔耳乡率先脱贫致富,成为湖北省“双文明户”,妻子1992年成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我1997年成为武汉市劳动模范.     

舅父来大陆寻亲追忆

我母亲郭碧玉,台湾省台中市人.母亲家中兄弟姐妹16人,她排行第五,有一个舅舅排行十四.早年,母亲家中贫寒,她很小就出外做工,协助父母抚养弟妹.我母亲的勤劳与善良,在这个舅舅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父亲是浙江人.1948年我舅舅9岁时,我父亲患病,在浙江省镇海县老家治病,我母亲携带襁褓中的我从台湾到浙江探望.那料,我父亲不久就病故,而我和母亲又因众所周知的情况,回不了台湾.我母亲与舅舅断了联系,一晃就是40年.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准予民众赴大陆探亲的次日,我舅舅立刻到有关部门办理赴大陆探亲的手续,他是台中市第一个申请者.他因担心一时难以找到我们,便设法加签到6个月的探亲期限.     

武汉养育了我

我父亲叫吴昆山,是台湾省台中市人,十几岁时离开台湾到日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1953年他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大陆,被分配到武汉工作.l964年我在武汉出生,所以我虽是台湾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人,武汉是生我养我的第二故乡.     

我的台籍身份的苦和甜

我的父亲吴锡类,1921年1月28日生于台湾,是台湾省台南县东石区六脚乡更寮庄人.22岁时去日本谋生,并在日本结婚.1974年2月20日病逝于武汉.我于1948年出生在日本大阪,195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到武汉.我因籍贯是台湾省的缘故,经历了人生道路的酸甜苦辣.     

贺子珍庐山见林彪

外公毛泽东三上庐山(1959年、1961年、1970年),外婆贺子珍四上庐山(1959年、1960年、1962年、1966年),庐山与两位老人家有着不解之缘. 在庐山我见到了曾接待过我外公(毛泽东)和外婆(贺子珍)的老同志,和他们连谈了两个晚上. 庐山的老同志彭毓炎处长是当年的招待所所长,他清楚地记得1960年外婆贺子珍在庐山看望林彪的情况:“你外婆后三次来,都是我负责接待.每天我都要去问候她,安排一些相关事情.她从我这里知道林彪上山来了,便要求前去看望.”     

找回父亲李锐

1978年7月28日,是我人生中应该记下来的一天.在那一天,我和大姑姑、大姑爹一起,从长沙动身去看望软禁在安徽大别山中的父亲——李锐. 那一天,距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已经整整11年又两个多月了,我对他已经非常、非常陌生.确切地说,其实我从来也不曾非常地亲近过他.小时候打有了记忆起,父亲很少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对于我,他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我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头5年半都是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在那些周末,他很少在家.     

二姑丈来汉会亲记事

1990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台湾二姑丈的来信,并得知他近期来武汉会亲的消息,我顿时有了说不出的喜悦.我父亲是台湾台南县人,1943年他22岁时离家赴日本谋生.1953年他和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大陆,定居武汉.听父亲讲,我祖父36岁时就因病去世,祖母身体很好.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离开台湾时,他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结婚.1974年父亲在武汉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