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时期的“出奔”

出奔作为春秋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其特点是出奔的次数多,涉及的国家多,出奔包括社会统治阶级的各个等级。出奔可分为主动性出奔和被动性出奔两类。对于不同的出奔,母国和接受国出于自身的利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策。这不仅涉及当时各国内部的政治事务,也关系到列国之间邦交关系的走向。     

“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为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问题和一系列社会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效应更应该追溯于深刻而复杂的理论背景。作为一种理论,它具有进步性;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它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实践模式,“第三条道路”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述而不作”考析

“述而不作”考析辽宁省阜新市教育研究中心刘金印“述而不作”是编修方志的一条重要原则。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述而不作”的解释和理解不同,在学术观点和实际运用上也截然不同;因而,其社会作用和社会功能也就不同。这种不同的观点,影响了方志理论的改革和创新,影...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

存在于1911—1924年间的广东商团,堪称近代中国社会之特殊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陈廉伯1919年执掌粤省商团后,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广东商团亦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愈演愈烈的官商磨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及全省联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同样显现于粤省。     

“龙公”和“龙仔”

在我国的南部广东海南岛上,居住着四十多万黎族人民。解放前,在黎族社会中有一种人与人之间贫户投靠富戶的特殊关系,按黎族人民自己称谓的譯意是“主”和“貧”或“主公”和“貧仔”,而当地汉人習慣称之为“龙公”和“龙仔”。“龙公”和“龙仔”是海南的方言,意思即“义父”和“义子”。而黎族社会存在的这种人与入之間的关系在性質上却此“义父义子”关系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它既有較原始的“养父养子”关系的成份,亦有“主奴”关系和“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关系的成份,是研究黎族社会性質問題中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有趣的問题。“龙公”和龙仔”的产生始自何时,尚無从查考,产生的原因,一般說来可分政治上和經济上兩     

解读“恶搞”现象

近来,“恶搞”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网络的大发展它已成为一种流行趋势,这种现象的存在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方式。它之所以产生并如此流行是具有深层原因的,它也以其独特的特点反映出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     

“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

本文随着地理学家黄秉维院士的回顾,对1980-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宪法修改过程中,将草案中的“生态平衡”改为“生态环境”一词、并写入宪法的过程,再现出来予以分析讨论,认为“生态环境”概念提出的背景是全球和中国谋求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时代潮流,侧重的是人民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生态质量,具有积极的社会昭示作用和教育意义,不宜仅从学理上认为“生态环境”的提法有错,因为真实的世界往往比学者头脑中的理论思维更精彩。学术界于2005年5月展开的对“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建设”概念的研讨,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然而,从“生态环境”一词在人大常委会产生过程的基本事实判断,它属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府用语(法定名词),而非严格的科技名词,主要使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层面,而学术研究中则主要是尊重学者自己的理解和创作。至于如何健全政府用语、消除政府不当用语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是学术界应该积极探讨的问题。     

大学生“校漂族”现象分析及应对措施

大学生“校漂族”是近年来出现在高校周围的一个特殊群体。它的出现给社会、学校和家庭带来诸多影响。它的产生主要源于高校扩招以及大学生自身的依赖和逃避心理。关注这一群体,共同制定应对措施。     

“人牲”和“人殉”

考古发掘的結果,在河南省的侯家庄、武官村等地,先后发现商代的大型墓葬中有着大量的“随葬者。”这些“随葬者”或是“得保首領”的,或者“身首异处”的。关于这种随葬制度的性质以及这些,“随葬者”的身分,史学家曾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見解,迄今犹未取得一致的意見。我們认为,这里面实际上包括两种不同的制度,而作为两种不同制度下的牺牲者,也各自具有不同的身份。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就是“人牲”和“人殉”。而区別“人牲”和“人殉”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对于我們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是十分必要的。其原因就在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由当时的社会基础所产生的,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铺帐·铺房·铺床--婚仪民俗文化研究之一

<全唐诗>里,收有不少有关婚姻风俗的篇章,其中有元和进士、皇太子僚属陆畅以<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为题的两首.诗云: 云安公主贵,出嫁王侯家; 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 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

本文利用清朝官方原始档案揭示了在乾隆、嘉庆年间存在一个"西安省",并研究了它的名称来源及空间范围,认为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存在一个"大陕西"和"小陕西",前者包括了"小陕西"和甘肃两个部分,而后者即为"西安省"。本文同时揭示了清朝省会存在着不同的称谓。     

二二六事件、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所以迅速成为远东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是因为在事变之前日本和中国的政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936年发生在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形成了以主张全面侵华的军部法西斯为核心的政制、经济和对外战略的“举国一致”;同年发生在中国的西安事变,也初步形成了各党各派各界团结御侮、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日本当局无视中国政局的变化,执意推行既定的侵华方针,是造成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真正原因。     

"蛋茶"

以茶待客是中国普遍的风俗。在江苏南部农村中,待客的“茶”却不是用茶叶,而是鸡蛋、红枣等;主要是鸡蛋,称作“蛋茶”。主人烧茶、来客吃茶部有一定的俗规,以下介绍丹阳县农村的风俗。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明清之际的"夜不收"与"捉生"

本文认为"夜不收"是明代辽东边防守军中的哨探或间谍的特有称谓,而"捉生"则是后金(清)崛起后为获取军事情报而采取的一种捕捉哨探的行为."捉生"的有效实施,体现了军事侦察活动在从明到清转折时期的决定性胜利中做出的特殊贡献.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从"三个代表"到"政治文明"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不但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应对变化并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避免合法性危机是我们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断的提出及其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