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待补与待补太学生

本文讨论在南宋施行近一个世纪的太学考试制度——待补。首先厘清宋人使用“举人”一词的语境,再将待补制度置於南宋士人不断增加的时空环境,讨论“混补”为何无法施行,而必将被：待补”取代。其次,透过讨论待补法制定前,朝臣对太学补试的历次争论,理解待补法制订的逻辑。认为待补法不但解决了混补制下应考士人过多的问题,并藉由与地方解试结合,一把机会开放给少数未能通过解试的举子,同时试图网罗各地人才。嘉定以后,南宋政府不断对待补法进行改革,努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从大学考试制度切入,可知南宋已没有独立於科举之外的官学教育体系。     

南宋状元黄公度的坎坷人生

南宋邑人李俊甫在《莆阳比事》一书中记载着莆田的一段科举风流：“绍兴戊午（八年），大魁黄公度，亚魁陈俊卿，林邓以年七十三为榜尊，龚茂良以年十八为榜幼，皆莆人，一时荣耀，以为四异。”     

六朝太学与国学考辨

学术界对六朝时期太学与国学的关系有多种不同看法。有六朝国学始于东吴孙休时说,有东吴无国学说。有人认为南朝的太学与国学是两所并列的学校,有时两者同置,有时一存一废;有南朝只有国学而无太学说等。事实上东吴并无太学或国学存在;西晋开始在太学之中设置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校舍分离,号称“二学”;东晋先设太学,后又增设国学,并将“二学”校舍合并;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由于国学以上层贵族子弟为培养对象,国学的地位和名声高于太学,因此“国学”常常取代“太学”,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习惯通称。     

论两汉时期太学与辟雍、明堂的关系

太学是"礼义之宫",辟雍、明堂是行礼之所。它们之间的关系,自汉武帝设立太学以来,一直模糊难辨。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对这个问题初步探讨,认为在西汉前中期,太学可能与辟雍逐渐分途而就于明堂处;到东汉时期,太学、辟雍、明堂已经分工明确了。三者分工明确是教育逐渐由礼制独立出来的反映,也是太学规模扩大的直接结果,但汉代太学并没有脱离礼制的窠臼,完全独立为一个纯正的知识教育机构。     

论西晋《辟雍碑》所见的太学诸生

民国时期出土的西晋咸宁四年《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对于进一步探讨西晋时期太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出现了礼生、弟子、门人、寄学、散生、都讲等太学诸生的称谓,丰富了对于太学诸生群体的认识。通过对姓名、籍贯等信息的统计,可以看出西晋太学诸生的构成呈现出身份庞杂、来源广泛的特点。对比传世文献,碑刻中所列的太学诸生情况可以加深对太学、囯子学二学并立、太学兴衰的理解。     

南宋官窑探微——对南宋官窑若干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修内司官窑面纱的撩揭,为进一步探索南宋官窑的奥秘提供了新的契机。     

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

本着重阐述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南宋与金分立,各自按照中国传统制度治理本朝。同时,也均在中国传统边疆观念的支配下推行边政,针对边疆地区各族的治乱、向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军政对策和措施,南宋致力于西部至西南地区,金朝致力于东北、北部、西北地区。本还揭示了南宋与金的边疆经略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曲关系问题。     

南宋官窑与丝路遗珍

南宋官窑粉青釉长颈多棱瓶,于1972年出土于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群,它极有可能是浙江本地窑工在高宗定都前,南宋王朝尚未安定的情况下奉旨仿汝窑技术烧造的,精确断代为1127~1138年。它是南宋建国初年宫廷御用瓷的实物证据之一。     

北方移民与南宋浙江服饰变迁

南宋浙江由于战争、经济、政治等原因,迁入了大量北方移民,对宋代浙江地区尤其是杭州地区的服饰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量移民的迁入使南宋浙江地区纺织技术迅速发展,同时也加剧了服饰的奢侈之风。移民带来的北方服饰文化和南方服饰文化发生剧烈冲撞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南方服饰文化为主同时带有一定北方遗留的新浙江服饰文化。     

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

由于资料的原因 ,两宋人口的研究历来多集中在北宋 ,南宋着墨不多 ,且不提南宋后期 ,从而影响对南宋历史的理解。本文广泛利用宋元文献和明代方志资料 ,对至今所能见到的绝大部分的南宋户口数据进行考证 ,建立了南宋初绍兴三十二年、南宋中期嘉定十六年和南宋末年的户口系列。在此基础上 ,论述了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 ,对于南宋人口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并论述了南宋前、中、后三个时期各区域人口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南宋公田法推行前的财政状况

南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至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在宰相贾似道的主持下,于浙西六郡推行"公田法"。虽然缓解了当时的一些财政压力,但并没有最终解决南宋后期的财政问题,一方面受其客观条件的制约,加之公田法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这里就需要我们从公田法推行前的财政背景着手,了解其财政危机的根源所在。     

试论刘豫伪齐对南宋的影响

金兵认识到暂时不能灭亡南宋,于是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刘豫当上皇帝后,积极打击南宋,以讨得金主子的欢心,给南宋造成很大的压力。政治上招降纳叛,帮金稳定了中原局势;军事上自己进攻南宋,牵制了南宋兵力,使金能顺利攻占陕西;经济上为金准备了大量的战略物资。     

南宋方志的湖泊书写

南宋方志对湖泊的书写,仍主要归于传统型地理门类之下,在次级子目名称上有所变化。其内容以湖泊的历史沿革考证和实用价值为主,重人地关系,疏地理要素。虽博引诗文,却又难免冗繁失实。这与当时人在人地时空观念上的转变相关,也是方志“史”与“志”之争的一个缩影。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变,既承历代之演变而来,又延绵久远,对当下所需史志兼顾之新志编纂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宋名臣崔与之的军事思想

南宋名臣崔与之军事思想相当丰富,其战略思想大致是主张固守伺机;安边实边;军民联防与广积军备四个方面。其战术思想是侦察敌情,知己知彼;连环筑垒,统一指挥;训练士卒,增强实力;分化敌方,瓦解攻势。崔与之的军事思想具有可行性与实践性两大特点,他是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名臣。     

南宋砧基簿与鱼鳞图册的关系

鱼鳞图册源于南宋初的砧基簿,因限于史料,一般多将砧基簿与鱼鳞图册等同起来。实际上,设计之初的砧基簿基本上依旧属于户籍系统,随后才逐渐从中演化出了属于独立的专门地籍性质的鱼鳞图册。鱼鳞图册出现的前提是在田亩登记在砧基簿土地绘图的基础上,对田段采用字号编排以脱离户名,从而使分散的土地绘图通过分级简化方式制成都保以上合图。这一过渡完成于南宋中期。     

浅谈北宋与南宋人物画的差异

宋代的绘画是继唐代以后,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座艺术高峰。绘画的画体、画风的多姿多彩,也是前所未有的。唐五代以前,人物画一直占据着画坛的主导地位,到宋代则是山水画和花鸟画占有显著的地位,人物画在宋代虽不是主流,但也有它不容忽视的重要成就。宋代人物画的最大特色就是道释人物画渐衰,且逐渐淡化了其神权色彩,世俗色彩浓重。与此同时,风俗画和历史人物画却十分兴盛,反映了宋代社会生活百态。     

陕西旬阳出土的南宋窖藏器物刍议

这是一处似较罕见的窖藏。出土物丰富,包含有铜象棋子、铜印章、铜货币、骨骰子及影青摩羯砚滴等。出土物中货币种类最多,尤以北宋末年及金朝初年的为最多。为研究该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均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南宋官窑陶卣的修复研究

南宋官窑陶质祭器对于研究南宋皇家祭器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浙江省博物馆藏的南宋官窑陶卣2003年出土于杭州河坊街南宋遗址,原为十余片可相互拼接的残片。通过对该件陶卣的修复,可为今后修复南宋官窑陶质祭器积累经验。     

赵家堡 南宋王族的“皇城”

此时距南宋覆亡已有700余载,若非亲眼所见,谁能想到一方藏在福建漳浦县偏僻山间的小堡,竟是这个灭国王族最后的精神领地？     

成都出土南宋铭文城砖的性质、产地与烧制背景

2016年,在成都市区的十一街、羊市街先后出土了一批南宋时期的铭文城砖,通过释读铭文内容可知,它们是在宋宁宗嘉定十年至十一年(1217—1218年),受四川制置使司具体办事官员的监督和管理,由修城所负责,摊派于成都府下辖的新繁县、郫县、广都县等地砖瓦窑场烧制,并交付成都府城使用的。其动因或与当时金军在西线边境发动的大规模军事入侵有关,是紧急形势下采取的城防措施之一。北宋初年以来,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对地方州县的城墙修筑多持消极态度,但自北宋中期开始,这一情况有了明显改观。文献记录宋代成都的筑城活动共有六次,多集中于北宋至南宋初年,这批铭文城砖的发现,弥补了史料之阙漏,对于探索南宋中晚期成都的城市面貌和政治、军事状况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