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农民理性选择的变迁

农民是有理性的,而且农民的理性选择是嵌入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中,所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广大农民的理性选择也在变迁之中。从最初的＂生存理性选择＂转向＂经济理性选择＂乃至更高层次的＂生态理性选择＂。本文结合实际情况,探究其各阶段理性选择的历史原因,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推进最高层次＂生态理性＂的萌发和发展。     

试探“皖南事变”对浙江抗战的影响

浙江抗战的早期,国共两党关系融洽,《浙江抗战政治纲领》是以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的。“皖南事变”后,中共浙江省委遭受严重破坏,教训极为深刻。中共中央决策,新四军挺进浙江敌后。先后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浙西抗日根据地及浙南抗日游击区,新四军成为第二期浙江抗战的主力,在与敌伪顽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战前后中共对浙江地缘价值的认知及相关政略

抗战爆发前,中共极其重视在浙江地区的武装暴动,考虑到浙江地处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认为这可以极大地动摇国民党的统治.事实上,由于国民党在该地区统治的强化,中共的武装暴动和割据所遇到的困难远大于其他地区,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非常艰难.抗战初期,中共一方面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同时也出于与国民党争夺政治真空地带的政治需要,重视经略浙东;战争后期,出于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进而控制东南沿海大城市的考虑,中共在浙江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但由于美军最终未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登陆作战,中共在浙江的地缘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最后决定主动撤出在浙江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不过从全国的战略来看,达到了此处之消彼处之长的战略目的.     

圆明园的前景：回归理性的遗产视角

自1980年宋庆龄、沈雁冰等1583人联名发表《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以来,按照“全面保护、重点整修、合理利用”的方针,圆明园遗址已经又经历了30年风雨。而过往30多年,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     

赴国难、爱中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的抗日救亡运动探析

在中国国难日深的情况下,基督教学校能否如中国的国立教育一样爱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纵观抗战期间的浙江基督教教育,无论是基督教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无论是坚持人格救国的另类基督教教育机构还是直面救亡的基督教医疗教育机构,虽蒙受巨大损失,但均能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或在流亡中办学,弦歌不缀,直至停办,是谓＂积极的有为＂;或严格律己,抵制寇伪诱降和大后方安逸生活,是谓＂消极的有不为＂,两相结合,有力地为中国＂造就领导民众人才＂,修正了晚清以来其被固定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旧时的形象,彰显出如中国国立学校一样的国民品质和国族认同。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以人为本”书写行业史的新成果——《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以民国浙江为中心》评介

一 丁贤勇新著《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以民国浙江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35万字。以下简称“《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由绪言、五章正文、结语组成。     

生产性保护：文化主体研究视角的理性回归——＂第三届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11月17日至18日,由美国民俗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生产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顺利举行。来自美国民俗学会、美国国会图书馆、范德堡大学、加州传统艺术联盟、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甘比尔凯尼恩学院,以及文化部、湖北省文化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博物馆、中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华中师范大学等中美两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了此次论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小学教员及其生计初探

19世纪末以来,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教师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职业群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安徽从事初等教育的主要是一个以中等学校毕业为主的男性群体。他们接受的是现代科学的训练,尽管学历不高,年龄不大,但却是乡村社会中的知识传播精英。他们收入微薄,繁重的生活压力与工作负担使得他们最终成为乡村革命的播火者。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

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起步于刘湘“军人干政”时期。而川江航运的繁荣,城市精英的觉醒以及刘湘政权的若干举措,为“上海模式”输入重庆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后发外生型条约体系城市,重庆的现代化不仅依靠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刺激,而且更直接地受到“上海模式”的辐射和拉动。“军人干政”的负面效应致使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重庆城市现代化呈现畸变态势。在“上海模式”的冲击下,在本社会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情况下,重庆城市现代化于20年代末期启动。     

浙赣铁路与浙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1930年代为中心

铁路交通是近代以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全新条件之一.1930年代浙赣(杭江)铁路的兴筑,使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浙东、浙西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开始改变;浙江中西部地区主要城镇沿钱塘江分布的基本格局出现变化,铁路沿线城镇的区位优势明显提升,并逐步形成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冲破了自然形成的流域交往格局,重新调整了人们的活动范围,拓展了腹地空间.浙赣铁路促使途经区域现代工业和旅游业的兴起,促进了传统农副业和商业的发展,改善了浙江中西部地区人们的出行条件,传播了近代文化,使沿线300万人受益.当然,这一切仅仅是一个渐变过程的开端.     

试论浙、赣省界的形成--以明初广信府的改隶为中心

历史上,广信与浙江在政治空间层面一直有着牵扯不断的联系,明初更曾为浙江行省的组成部分。其政区隶属关系发生由浙改赣的变化,是牵涉到浙、赣省界形成的重要问题。通过对历史时期广信与浙江空间关系的考察,还原出两地在交通往来、文化认同、政治统合等方面存在着固有的矛盾,进而揭示出广信政区隶属变迁乃至浙、赣省界形成的背后,实际上受到了信、浙之间自然地理条件的深刻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南豪绅政治的特点及其实质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南地方豪绅通过掌握地方武装,牢固控制当地社会资源,建立起"自治"或"半自治"式的地方政权,当地社会结构日益呈现暴力倾向。新的豪绅政权不但未能改变当地畸形的社会结构,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社会生态。     

Imperial reproduc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colonial images across popular genres and media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Fascist phase of the Italian colonial experience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diffusion of colonial discourses and imagery across Italian culture. Significantly, it was frequent for the same people to produce texts belonging to diverse genres, often cutting across different media and irrespective of distinctions between elite and popular audiences. Concentrating o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East African territories which were eventually to constitute the Africa Orientale Italiana (AOI) ,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way in which a selected number of images of the colonies spread across different genres and media, arguing in favour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colonial processes of representation. Textual and visual mappings of Africa inscribed its territories with European symbols, value systems and signifiers. Geographers and travel writers, in particular, had a fundamental role in creating not only the physical but also the mental space for colonization. They enac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Africa from the dangerous and unmapped setting of the heroic acts of individual explorers to the stage for a collective colonial effort. In their footsteps there followed the discourse of tourism and the tourist industry, which was meant to integrate the image of the colonies with that of the peninsu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