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回忆

1950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国,经顾颉刚师八行书推荐,系主任白寿彝同志的接受,我到师大历史系来教书,一教就是四十年,而且还要教下去。但我和师大同学的友谊,比四十年还要长,要从1930年我来北京算起,是六十年了。 1930年暑假前,我山东六中(在荷泽)毕业,到北京来考学。这年大学取消预科,中学由旧制四年(接大学预科)改为高、初中各三年。我到北京,跳了一年考入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转年寒假后,我又转入文治中学高三。半年后,我文治高中毕业,考入北大。我在六中的好友,有朱启贤、沈秉钺、武鹤飞和王显琳。朱、沈、武中学比我高两年     

体面地资助他人

<正>父生之，师教之，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教师之于学生，不光教本领，且管生活。1920年，林语堂获官费至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资格，并答应胡适学成回国后到北大任教的要求。不料到美国后，官费未按时汇至，生活陷入困境，遂打电报向北大告急。不久收到两千美元汇款，使之顺利完成学业。其先后两次得到以北大名义汇款的保证金，各一千银圆。回国后，     

石宝瑚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

石宝瑚,1911年8月24日出生,河北省乐亭县人,爱国记者,曾用笔名有石燕、石炎、时燕等。先后就读于哈尔滨三育中学、哈尔滨一中、北京大学预科、北京大学经济系、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31年在北大读书时曾任学生期刊《北大新闻》主编。宣传抗日救国运动。20世纪30年代中叶留学日本,在东京参加抗日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成为职业记者,任重庆《新蜀报》前线战地记者及主笔,撰写的战地通讯深受读者喜欢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石宝瑚还是中国抗战期间新闻组织的重要成员,1938年初在武汉加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一位百岁老人的北大情

北京大学图书馆大厅,高朋满座,鲜花簇拥。与会者静静地听着一位老人充满深情的讲话:“70年前我受蔡元培校长的邀请,从海外归国到北大任教,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现在,我年纪大了,双目失明,专业课不好讲了,但可以来教英文。你们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随时就来。”这是1994年北大图书     

从知青到区人大代表

我是台湾省籍旅日归侨,母亲是日本人.195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来汉,当时年仅一岁.从那以后,我一直生活在武汉这块热土上.     

陈独秀是因“嫖妓”离开北大的吗

<正>1916年10月2日,远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接到黎元洪政府教育部敦促其回国的电报,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北大任职。早在赴任之前,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和沈伊默就向他举荐过陈独秀。汤尔和(1878-1946),杭州人,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     

简述我在武汉生活的几件事

我是台湾省台中市人,今年72岁.1948年,我受居住在日本大阪的叔叔邀请,到日本谋生.1953年底,我同旅居日本的2000 余名华侨,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报名加入了第三批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行列,后服从中央归侨接待站的安排来到武汉,分配在武汉申新纱厂(现国棉三厂)工作,至今已有44个年头.回国时我28岁,而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追忆父亲

1949年7月,快到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苏联呆了10年。我从专科技术学校毕业后我于是继续上学,还是回国参加工作有些犹豫。按苏联的规定,是要分配工作的。毕业前夕,我写了一个申请,要求不要分配我工作,毕业以后回     

胡适受窘北大礼堂

旧北大全部有文、理、法三院,不在一处,这与别的大学有所不同。第一院是文学院,设在沙滩新建的红楼。第二院是理学院,设在马神庙公主府。第三院是法学院,设在北河沿译学馆。后来文、法两院都在红楼。 我从1931年开始在旧北大教书,一直教到1938     

一桩不堪回首的往事——参加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回忆

日前,拜读了《纵横》杂志2005年第11期刊载的汪子嵩的大作《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忆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一文,情不自禁地令我回想起当年参加这个调查组的种种情景。1958年8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北大政治理论课教研室(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共党史4门课程,校党委书记陆平兼教研室主任),准备让我教马列主义基础课。这时,正值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学校党委动员我参加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一1958年8月17日到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     

两代留学生

一年前阿珍回国时,让我丈夫做她女儿上大学的保证人。临走前,她给女儿办好留学签证,领女儿去交了学费,在大学附近帮她租好了房子、搬好了家,又留下了以后的学费和4年的生活费,才动身回国。阿珍的丈夫13年前来日本留学,一年后阿珍带着刚上小学的女儿来了日本。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阿珍什么工都打过,受了不少委屈。     

听吴组缃先生谈曹禺

我在195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吴组缃先生教古代文学,我听过他讲明清文学史、“《红楼梦》研究”专题和“《聊斋志异》研究”专题。他以现代著名小说家的眼力剖析古代文学,时发新见,十分精彩,深受同学欢迎。当时我不了解吴先生,把他当成是专门教古代文学的教授,后来一位高年级学长告诉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从清华调到北大后,一直教的是现代文学,直到1955年才转教古代文学。我深以无缘聆听他讲解现代文学为憾。1959年,讲现代文学史的王瑶先生因为他的《新文学史稿》正     

重读《喇嘛王国的覆灭》——梅·戈尔斯坦及其西藏研究述评

1989年,我从事西藏研究后不久,就接触到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人类学系藏学教授戈尔斯坦的巨作《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1994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杜永彬博士将该书译成中文,笔者还为该书中文版写过出版者前言。10多年来,我在国内外的一些学术会议上与戈尔斯坦有过交流。2002年4月美国哈佛大学召开国际藏学会议,专门讨论冷战时代的西藏问题,我与他进行了更多的切磋。其对西藏问题的独到见解严谨公正,与美国藏学界某些怀有政治目的的学者形成鲜明对比。回国后重读戈尔斯坦教授《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等著作和一系列代表他十多年来在西藏自治区田野考察成果的论文,重温其关于西藏问题的许多看法与结论时,深感必须对戈尔斯坦及其西藏研究的成就予以回顾和评介。于是组织北大西藏研究小组的果宇、刘恩峰诸位对戈尔斯坦教授的藏学原著进行讨论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这篇述评。     

我是谁（外四首）

我是仲浦与校长 在北大饮剩的那壶江津老白干 我是鲁翁与学生 在上海饮剩的那坛绍兴雄黄酒 100年了 为了免遭日本鬼子的奸淫烧杀抢掠 我曾被战友窖藏后方在地下忍受寂寥 100年了 我曾被当作小资产阶级 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曾被当作牛鬼蛇神 羁押在牛棚和大山劳教过 我曾被当作资修被张牙舞爪的红卫兵查封过     

回忆在延安的日子

<正>我母亲王艾英1925年同我父亲何思敬结婚,我于1926年7月在日本东京出生。1927年1月,父亲受聘回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在父亲回国后我即随母亲居住到外祖父王风飞家里。在我10个月的时候,母亲得知父亲在中山大学的生活已得安顿,即带着我乘船到广州同父亲会合,住在广州市东山区。     

梁漱溟与冯友兰晚年的一次会见

梁漱溟、冯友兰是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上两个耀眼的名字,两人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年龄相近,冯友兰生于1895年,梁氏长他两岁;同为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旧人”,梁漱溟1917年受蔡元培之邀入北大教印度哲学,冯友兰则在此前两年考进北大学习中国哲学;同为     

清初苏州商船赴日贸易史实辨析

顺治九年(1652),一艘赴日本贸易的苏州商船回国。史学界对该商船的赴日时间及贸易方式存在争议:一说是1644年赴日,在日本进行了八年的海外贸易;一说是1650年或1651年私自出海,交易完毕后即回国。本文根据明清档案及朝鲜史料对该事件的记载,以及当时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进行综合考察,可以肯定该商船是于1644年前往日本,并在日本与交趾之间从事贸易活动。     

我在北大当校长

我是北大的民选校长访: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要当北大校长的消息的?丁:1983年10月。在这之前不久,我在哈佛数学系收到我爱人的信。她说现在北大正在酝酿校领导班子。教育部、人事部、中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副处长以上的人参加的民意测验,事先没有提任何候选人,让大家任意填写校长、副校长人选,不记名。然后,教育部有专人把票收走。我爱人     

恋母游子 爱国学人──政协几位著名科学家侧影

恋母游子爱国学人──政协几位著名科学家侧影金汕日本明治维新后,一批去欧洲留学的日本学生在回国时遇到了麻烦──所在国当局不允许他们带走任何资料。一位日本青年对同伴说：＂我准备自杀,死后给我剖腹,把资料连同我的遗体运回日本。＂他果真这样做了。在今天日本人...     

面向太平洋的单车旅途

我暂居日本,虽无骑自行车旅行的经验却常幻想用自行车旅行日本。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有个日本人花了几个月骑自行车环了本州岛一圈,就自称"环了日本一圈"。于是我想就环本州岛吧,在日本居住的这些年里有个"骑日本环岛"的经历听起来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