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政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后山西政局变动

1931年12月18日,太原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在请愿抗日时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纠察队枪击身亡.这一事件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学生请愿抗日的背景下,要求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与省党部、省政府执行禁止学生南下的命令之间的冲突可谓一触即发,最终爆发了流血冲突.该事件的另一个语境是中原大战后蒋、阎关系的进一步发酵与转变.阎锡山以此为契机将代表中央的省党部驱逐出晋,失去省党部支持的各县国民党党部几乎全线崩溃.蒋介石和阎锡山在山西的竞争颇能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权力结构中党政关系的复杂性.     

蒋介石选对人，竺可桢做浙大校长

1935年12月9日,北平多所高校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为了声援北平的学生,1935年12月11日,浙江大学及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也冒雪上街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并准备在21日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当时的浙大校长郭任远让军警在20日晚上逮捕了12名学生代表,并泄露了学生的请愿计划。12月21日学生们来到杭州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到南京,却遭到了车站方面的拒绝,     

战后青岛肃奸运动下的“运动”肃奸

抗战胜利后各地的肃奸运动陆续展开,青岛却格外"沉寂",大量汉奸逍遥法外。1946年8月,国民政府通令裁撤伪员。青岛"民间"对此意外地热烈呼应,抗战同志肃奸团等组织在9天内发起两次大规模的肃奸请愿游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青岛肃奸运动中有明显的"运动"肃奸痕迹,地方权争在背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葛覃领导的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积极鼓动请愿,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则予以鼎力支持,给市长李先良造成极大的压力,青岛市政府被迫在短期内裁撤伪员。但这一举动并没有达到缓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的目的,反而极大地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运转。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施行的国民军训

国民军训的缘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举国震惊,东北学生逃亡关内,到处流浪,无家可归;华北学生身处前沿,首当敌锋。当此敌人的旗帜已插遍长城内外,祖国半壁河山沦入敌手,国家危急存亡之秋,青年学生们纷纷奋起,向全国人民呼吁紧密团结起来,救亡图存,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即出兵,共同抗日(当时我在国民党中央军校供职)。首先,东北华北各大学的学生请愿团有组织有秩序地到达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沪杭一带学生闻讯立即响应并组织起来,星夜赶到南京,各地学生也闻风而来,乍冷还寒季节里的石头城,一时处于沸腾之中。     

声援、动员、维权——从1930年“萧信庵案”看华侨的民族主义诉求

论文概述了萧信庵被辱事件的经过以及印尼侨胞的声援,国内侨界对“萧案”的舆论宣传和推动国民政府外交交涉;分析了“萧案”背后的华侨民族主义诉求。1930年萧信庵被辱事件,因涉及华侨权益和国家尊严而备受关注。在这一事件中,侨界群体以领导者的身份积极推动案件进展,最终使之发展成为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此期间,不论是“萧案”的舆论发酵,还是“反荷运动”的发起,或是赴京请愿的义举,都无不透露出华侨群体以民族主义为纽带,凝聚社会各界资源,敦促国民政府践行积极外交政策,从而为印尼华侨争取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华侨群体对“萧案”的积极介入,体现出20世纪30年代华侨民族主义具有反帝爱国和就地图存的双重性质。     

"下关惨案"的前前后后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举行和平请愿运动,这个历史事件称为"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因为请愿代表到了南京下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因此,又称为"六二三"下关事件或"下关惨案"。当时我在中央大学读书,并且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对"六二三"事件记忆犹新。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前后的制宪诉求

融会中西,研究创新制定一部适合中华民国需要的宪法,是孙中山一生的刻意追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称继承孙中山遗愿,把法制建设作为全力以赴的要事,社会各界利用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的机会,纷纷要求制定约法,在国民党方面,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国民政府方面有国民政府法制局在大会召开之前正式提出制定约法的议案于前,国民党中常委将法制局的建议作为提案提交大会,社会团体方面有上海商业请愿团于大会期间请愿,要求制定约法,有着重要社会影响的〈大公报〉的舆论推波助澜于后,又有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于会后积极要求起草约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要求制定约法的声势.     

国会请愿,徐特立断指送行

1908年,全国请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外省部分封疆大吏也具奏附和。清廷在立宪派的鼓噪声中,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此后,在全国又掀起了几次国会请愿运动,许多青年、学生更是慷慨激昂,甘为国会倾洒热血。但是,清廷     

国家税政的民间参与——近代中国所得税开征进程中的官民交涉

晚清至民初所得税一直在筹备试行,然频遭民间反对未竟完功。至1936年,国民政府为筹备抗战财政,强力推行全面开征。在此进程中,国家与民间就税收开征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不断交涉,其中以1936年前后最为激烈。国民政府通过党政体制对所得税进行立法,社会各阶层则通过报刊舆论、上书请愿、团体呼吁等方式表达诉愿。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纳税人阶层在职业团体统筹下,要求政府暂缓征税或修法减征。学者、媒体亦各本立场,发声参与。行政院、财政部及立法院等官方机构对社会予以正面回应和解释,同时开动宣传机器争取舆论支持。纳税人基于纳税义务而生的权利意识有明显增强,民间的税权表达对税法修改和税政实践有所影响,但官方之既定决策未受动摇,依然掌控着税收的开征权。在征税方与纳税入以法定职业团体和舆论空间为基点共构的交涉机制中,民意表达内化的制度渠道仍然缺乏。     

20世纪40年代后期广州地方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初探——以1948年广州三轮车夫、三轮车商抗议事件为例

1948年广州市三轮车商联合三轮车夫,抗议市公用局不换发车牌,他们先向绥靖公署、公用局请愿,接着向市参议会请愿抨击市府的无理决定,又向地方法院起诉公用局相关人员,没有结果;最后又向中央机关申诉。     

南京总统府大门的风水传闻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定都南京,国民政府的办公地点就在总统府。但这时不叫总统府,全称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英国议会请愿的起源

在13世纪中期,因为地方司法治理不力,英国臣民向王室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与此同时,为了扩大管辖范围,罗马教廷和巴黎高等法院也向英国王室发起有力的主权挑战。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被迫开展司法改革,以应对这些压力和挑战,进而加强其统治权威。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允许臣民向议会呈递请愿。在当时,议会请愿的主要内容是寻求司法公正和祈求王室恩惠。它的推行,一方面加强了王权,另一方面维护了民权,由此受到普遍的欢迎和支持。正是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议会请愿获得了初步发展,成为议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英国议会请愿制的成形。最后要指出的是:议会请愿的起源,深受英国君臣之间实力对比的影响。     

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在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深的运动厥为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从1921年至1934年的14年间,一群台湾志士,为了改变日本殖民主义当局不合理的统治,争取实行民族自决,发动各阶层民众,不折不挠地向日本帝国议会进行了15次请愿,要求废除总督的独裁权力,要求设立民选的台湾议会,要求台湾民众享有正常的政治权利。     

浅析1836—1844年美国国会限制废奴主义言论的“钳口律”

19世纪30年代,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向联邦国会提交了大量要求废除哥伦比亚特区奴隶制的请愿书。废奴主义者所开展的包括"向国会请愿"在内的一系列活动促进了言论自由在美国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请愿书,联邦国会于1836年通过了禁止议员讨论这类请愿书的"钳口律"①。"钳口律"不仅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六款所规定的国会议员的言论自由权,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废奴主义者的言论自由权和请愿权。国会议员在有关"钳口律"的辩论中进一步认识到言论自由权和请愿权的重要性。     

汪精卫何以曾为孙中山的“接班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6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执全会决定将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在选举国府主席的会议上,与会11名委员(国府委员共16人)全票选举汪精卫为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在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军     

近代中央回归治黄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前已经在治理黄河问题上有所谋划和举措。国民政府介入治黄的背景与其导淮政策密不可分。国民政府在黄河与淮河治理次序上先后经历了"淮黄同治"与"先淮后黄",而后迫于各方压力又不得不对"先淮后黄"的政策做出修正。国民政府介入治黄是宣示其对于孙中山政治遗愿的继承,也是彰显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标志,一定意义上还是整合黄河流域各军阀势力的一个恰当借口。黄河对淮河的影响关系也使得国民政府在导淮的同时不得不顾及治黄。国民政府各部会介入治黄,则怀有政治企图或有所束缚。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在治黄问题上表现目标不一,政令多变,协调乏力,效果不彰。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的表现与特点,预示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亦难有作为。     

国民政府外交部

国民政府外交部位于南京中山北路32号,现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所在地。 国民政府外交部成立于1927年5月。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外交部隶属于行政院。其主要职能是办理国际交涉,管理国外华侨及居留在中国外侨的一切事务,同时还管理驻外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

抗战前十年是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一直以国家统一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西藏的民族问题,并打下了传统治边政策的烙印。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使西藏与内地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办法来接管西藏。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     

京旗的满族

十三 京旗的群众团体和请愿运动 我介绍京旗亦即北京八旗的情况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即京旗的满族在旧社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在普遍受到歧视的情况下,为了民族,为了八旗满、蒙、汉挺身而出向当时的政府、当权派要求平等待遇满族。他们不是保皇党和复辟派,也不属于那一个政党,而是在压迫下群众自发的斗争和请愿。 恕我直言,这种自发的斗争和请愿,是辛亥以后满族广大群众运动的主流,而书本中恰恰忽略了这个主流的一切活动。当时斗争的方式是采取请愿的形式,斗争欲达到的目标就是:孩子升学、大人就业、民族不受歧视和污辱等三个问题。     

1935年九世班禅返藏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1935年是班禅返藏途中最为关键的一年,国民政府从形式、经费、护卫等方面为此做了大量筹备工作,这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治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也伴生着中央政府的治藏理念。国民政府组织班禅返藏,其过程错综复杂,裹扶着各种国内地方派系、利益团体的利益,甚至还牵涉蒋介石围剿红军的策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其治藏在形式上努力,但效果式微,而西藏噶厦在国民政府驻藏人员的积极干预下,始终未敢公开对抗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