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符架”考

《新唐书》卷二○四《方技传·叶法善传》说 ,叶法善“世为道士 ,传阴阳、占繇、符架之术 ,能厌劾怪鬼”。文中的“符架”一词古书罕见 ,不易理解。张广保先生在引述这一材料时 ,提出了“架”字“当为”的意见 (《唐宋内丹道教》 ,上海文化出版社 2 0 0 1年版 ,第 52页 )。按 ,《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传·叶法善传》说 :“法善少传符 ,尤能厌劾鬼神。”两相对照可知 ,《新唐书》所谓“符架之术”应大致相当于《旧唐书》记载的“符”之术。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架”就是“”的错写。实际上 ,除《新唐书》外 ,还有个别文献也使用过…     

车船并非始于杨幺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称南宋初杨幺起义军“打造了多种样式的车船,……用人踏车,可进可退,……车船的制造,是起义农民在战斗中的一项重大发明。”(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持此说者颇多。近读新、旧唐书,发现车船并非起于杨幺。《旧唐书》卷131《李皋传》言其“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新唐书》卷80《太宗诸子·李皋传》亦记其“教为战舰,挟二轮蹈之,鼓水     

《旧唐书》所载武元衡被剌时间正误

武元衡,唐中期宰相,宪宗朝征淮西吴元济时,被节度使李师道、王承宗派遣刺客暗杀。关于暗杀时间,史书有二种记载。《旧唐书·武元衡传》载: “元衡宅在静安里,九年六月三日(按即宪宗元和九年),将朝,出里东门,……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而《旧唐书·裴度传》载: “十年六月(按即元和十年),王承宗、李师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到底是哪年武元衡被刺呢?     

白山靺鞨五考

一、白山靺鞨的地域方位白山靺鞨的地域方位,中外史学界皆谓在长白山北,或曰大体分布在今延吉、珲春为中心的延边地区,唯一的根据是《隋书》记载的“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这是误解。《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粟末之东曰白山部。”这明明是说,粟末部的地域东抵长白山,而长白山东部朝鲜半岛境内“曰白山部”。     

《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注——兼论《竹林七贤论》的文献价值

竹林七贤是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东晋初年孙盛著《魏氏春秋》,称谯郡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较早将竹林七贤事迹撮集成专书的,有东晋戴逵所著《竹林七贤论》.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少博学,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多次拒绝朝廷征辟,事见《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林七贤论》二卷,晋太子中庶子戴逵撰”.该书《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亦     

“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官印初探

1911年,在黑龙江省宁安县(今称宁安市)所属的镜泊湖城墙砬子山城内,曾出土一方铜质狮纽官印,印文为汉字朱文。其上有“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九字。遗憾的是,这颗官印与印文均未能保存下来,从此便成为东北史学界的一大谜案。幸运的是这一重大事件被民国13年(1924年)王世选主编出版的《宁安县志》收录在案,致使解决这一谜案的线索得以保存下来。然而,在围绕“勿汗州兼三王大都督”及“忽汗州都督”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东北史著名学者金毓黻先生认为:“宁安县志所纪印文,必有讹误。忽汗一作勿汗。余疑印文当为渤海国王兼勿汗州都督印十一字也。”此印文虽与《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新唐书·渤海传》等史籍关于     

房玄龄名字小考

房玄龄是初唐名相。关于他的生平事业,学术界写过许多论文和专著。但遗憾的是他到底叫什么名字,至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词源》讲玄龄名乔,以字显;《辞海》说房玄龄,字乔(一说名乔,字玄龄)。造成分歧的根源在于新旧唐书。《旧唐书·目录》书房元龄,而本传云房乔字玄龄,目录中的“元”显系“玄”之讹误。《新唐书·房玄龄列传》云房玄龄字乔,同书《宰相世系表》云玄龄字乔松,参校两书     

《新唐书·艺文志》在史志目录上的贡献

《新唐书》是宋朝官修史书,于北宋庆历五年(公元一○四五年)开修,至嘉祐六年(公元一○六一年)修成。纪、志、表题为“宋翰林学士欧阳修撰”,列传题为“宋端明殿学士宋祁撰”。其中《艺文志》共四卷,采用三级分类法,按经、史、子、集分四部,四十四小类,小类之下又有细目,全篇有总序。收书共七九二二一卷。(据清沈炳震《新旧唐书会钞》统计,为七六二○四卷。) 在新旧唐书的比较中,《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志》)的评价要比《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志》)高,这是早有公论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新志》的修撰条件要比《旧志》好得多。首先,《新     

李善生平事迹考辨

李善,唐代文选学的集大成者,其《文选注》一书,博大精深,千载以还,沾溉士林,功在不朽.然而,对于李善其人的研究,今所能依据者,仅寥寥一百三十七字的《旧唐书·李善传》而已(《新唐书·李邕传》附李善事,与《旧唐书》略同).就是这样一篇短短的传记,亦令人疑窦丛生,遂使对李善的研究工作止步不前.因此,弄清楚李善的生平、思想,已成为当前选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课题.下面,拟就有关李善生平的几个问题,谈谈一得之见.     

昭陵碑石中的唐折冲府考

昭陵博物馆现存唐太宗昭陵陪葬墓神道碑和墓志铭八十余种,这些珍贵石刻不只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笔者在整理这些碑石文献时,陆续记录了22个唐折冲府名,其中17个为《新唐书·地理志》所无,一个名称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虽同,但州属相异.现一并简介如下,并作些考释.乐游府《段志立碑》云:武德中 段志玄从秦王李世民讨薛举、刘武周,“以功授乐游府骠骑将军”.《旧唐书》本传与碑同,而《新唐书》本传谓“授乐游府车骑将军”,与碑不合,当以碑为是.乐游府《新     

论两《唐书》中《白居易传》在编撰方面的宏观差异

《旧唐书》将元稹、白居易合传,而《新唐书》将白居易与武平一、李乂、贾曾等同传,这是两《唐书》中《白居易传》在传记编撰处理方面一个既明显而又重要的差异,本文就此差异及其成因进行了浅要的分析和探讨。     

洛阳出土盛唐文士陆据墓志考释

陆据,盛唐著名文士,《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有载,然各本传仅寥寥不足70字。洛阳出土陆据墓志有820余字,对其家世、籍贯、科第等均有明确记载,尤其是历官记载更为详尽,可极大补充《唐书》本传之失载、补正《登科记》、纠正《元和姓纂》之误,具有重要文史价值。     

试论志书中的文献目录──参编《晋城市志》的点滴思考

中国古代素有编纂文献目录的传统,史志目录创建于东汉初年班固所撰的《汉书》,以后各史依例编纂,即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6种。其余正史无志者,经后来(主要是清代)的学者陆续补编,出现了一大批“补经籍志”和“补艺文志”。这样一来,汉朝以后各朝的正史中几乎都有了文献目录,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历代王朝收藏文献典籍的一般情况。 我国地方志记载地方著作的目录始于北齐、北周之间,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记北齐时代邺下(今洛阳)一带杂事,…     

《新唐书·回纥传》唐对回纥“赐币十二车”释义

《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载有《唐对回纥“赐币十二车”证误》一文,称《新唐书·回鹘传》下“敬宗即位六(应为“之”)年,可汗死,其弟曷萨特勒立,遣使者册为爱登里汨没蜜施合毗伽昭礼可汗,赐币十二车”一段记载,“显然是唐对回纥赐给缯帛等实物十二车之误”。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旧唐书·回纥传》在叙及同一件事时明谓所赐为“国信十二车”,而“国信”即“国信物”,“二者都是隋唐时期‘缯帛’等实物在少数民族中的通称”;二是“唐中后期……国家所掌握的货币并不宽裕,所以,唐并没有如此雄厚的财力对回纥‘赐币十二车’”。谓唐廷赐给…     

唐《符璘碑》碑主姓氏考

唐《符璘碑》碑主姓氏,碑文作“苻”,两《唐书》作“符”.《金石文字记》对此有议论,定其为“符”姓.《金石萃编》、《陕西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环宇访碑录》等据碑文引录为“苻”.可见此碑主姓氏尚无定论.符璘事迹,两《唐书》俱入《忠义传》.碑文与《传》比较,碑文详而《传》略.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时,是否见过《符璘碑》拓本.未见史载.然《传》所记多与碑文相同,可     

唐代治理北东边疆的重要机构平卢节度使

唐代平卢节度使是北方的重要方镇。它的设置及一系列变化,对东北边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深入探讨这一课题,不仅能够进一步了解有关东北边疆的情况,而且还有助于对民族史、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关于平卢节度使,《新唐书·方镇表》只记其地而不载人与事,《旧唐书·本纪》仅涉其人而不及地与事。从两《唐书》的《传》、《志》和其它史籍中,也能查到一些零星记载,     

震国立号年代考

唐时期渤海国的创始者大祚荣,曾循武则天封其先世为震国公而自号震国王。关于震国的始建年代,有关著作皆考录为庸圣历元年(698年)即立国号。但此说所据史料单一,今再作小考以就教于师友。《旧唐书·渤海传》云:大祚荣于“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新唐书》仅记其“自号震国王”,却未记其自号于何     

《旧唐书·经籍志》史部脱漏书钩沉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书在长期的传抄刊刻过程中有一定的脱漏 ,统计结果表明 ,今本《旧唐志》史部各类脱漏多达四十种。本文通过与《新唐书·艺文志》的对照 ,参考《隋书·经籍志》及其它目录学典籍进行分析考证 ,对今本《旧唐志》史部所脱漏的四十种史书作了初步考索     

《萧■碑》研究

一、概述南朝碑碣很少,原因是南朝有敕禁刻碑之事(见《昭明文选》).如刘宋义熙中,裴松之曾上表议碑禁,言辞甚切,由是加以禁断(见《宋书·裴松之传》);梁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见《隋书·志第三·礼仪》).南朝刻石既少,而梁代《萧(忄詹)碑》(图一)碑文三千余字(清·方若《校碑随笔》谓“全文二千八百四十许字”),是南朝少见的丰碑大碣,而且其书法又颇有成就,可谓弥足珍贵.     

论开元通宝的诞生与纪年通宝币制的形成

提出 ,中国货币史上存在一个“通宝钱体制”的历史阶段。“从唐初创立开元通宝起 ,到北伐前制钱完全退出流行为止。即从公元62 1— 192 7年 ,约行 13 0 7年 ,为通宝钱体制时期。 ~~论开元通宝的诞生与纪年通宝币制的形成@王健①《资治通鉴》卷一八五。 ②《隋书·食货志》,《册府元龟》卷五○一。 ③《旧唐书·高祖纪》。 ④《新唐书·高祖纪》。 ⑤如南朝刘宋武帝铸孝建四铢年号钱;后周武帝铸布泉;五行大布钱;宣帝铸永通万国钱等。 ⑥《汉书·律历志》。 ⑦《旧唐书·食货志》。 ⑧《唐六典》卷二二。 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