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展广西古籍整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城区)地方志办公室:广西古籍(包括旧志)的整理和抢救工作,对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以及广西经济发展和建设文化广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江泽民同志也很重视古籍整理工作,1992年为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题词:“整理出版古籍,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全区的古籍整理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已于2005年10月明确由自治区地方志办…     

携手发掘藏文古籍的宝库

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藏古籍是藏族人民历史悠久、化深远的证明。多年来,为搞好藏古籍工作,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北京市六省市区进行了多方面协作,在抢救、整理、出版、编目藏古籍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自1988年以来,国内已整理出版的藏古籍献近600种,涉及历史、宗教、语言、     

中国东北地方古籍溯源

关于中国古籍的下限问题,李一氓同志的《古籍整理的几个新问题》一文指出:“关于古籍的时代下限问题,原来规定是到1911年为止,自无不可.但经过近几年的实践,看来这个规定已经非突破不可.”文章强调:“特别对历史部分不能拘泥于古籍下限之说,而应尽速进行整理.现在我们已整理出或将整理出若干1911年以后的有关文献,是完全有必要的,这是历史的要求.”(198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近几年来,东北地方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证明,李一氓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本文虽然不是专     

古籍整理要面对现实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古籍整理的目的说:“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六、七年来,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先后在各高等院校成立二十几家古籍整理研究所,专业人员已达五百多名,促使古籍整理工作得到蓬勃的发展,成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的最佳时期。但是“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的目的究竟实观了多少?恐怕不仅一般关心古籍整理的人士说不清,我看连从事古籍整理的专业人员,心里也不一     

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绍评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是台湾图书馆界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重大成果之一.古籍整理,首先应由古籍书目的统计、整理始,而善本书目在一切古籍目录中尤为重要,所以《“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的编印出版,不仅是台湾图书馆事业的重大成绩,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重大成果.它可与1986年大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现只见经部)成为双璧,可谓炎黄子孙的共同文化遗产,弥足珍贵.     

唐宋笔记校点辨误

整理古籍,校勘和标点是两项主要任务。如果在这两方面出错,就不免给读者带来麻烦。新近整理出版了一批唐宋笔记,对于其中的失读之处,吕叔湘先生在《整理古籍的第一点》一文中已有所论列,从某些内部刊物上也偶或看到一些批评文章。笔者年来披览所及,也发现若干例。现选择其中较能说明问题者胪列于后,一是供读者参酌,二是提醒点校者注意,三是便于重印时刊正。原文为繁体字者今一般改从简体。 一、校勘方面 ①崔相从容而规之曰:“闻令公 以文字刑人,甚无谓也。闻名心矍, 但有颦蹙,岂可笞责及人邪?（《北 梦琐言》卷四,上海古籍1981）点校者于“矍”字下出校云:“原本作瞿,据商平（指稗海本——笔者注校）改。”按,“见似目,瞿闻名心瞿”系《礼记·     

一部钩沉索隐的历史文献集——《青海土族史料集》简介

由米海萍、乔生华整理辑录的《青海土族史料集》,系青海省少数民族古籍“十五”规划项目,为“青海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之一,于2006年12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有了省民委古籍办领导的鼎力支持,才使该书得以顺利付梓问世,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古籍译注的几个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不少整理和研究的成果以译注的形式公诸于世,这对于今人了解和研究我国的历史文化等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少译注本没能在质量上严格把关,使得书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错误。以下,以“二十四史纪传选译”中《史记纪传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的三篇译注为例,分析几种普遍存在而又比较突出的错误类型及其成因,希望能引起学界的注意,并就教于诸位方家。     

台安县张氏回族古墓碑挖掘纪实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古籍,是绚丽多姿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政治、哲学、法律、历史等文字及民族、宗教的碑揭、楹联与民间收藏的家谱、墓志铭等文物古籍。挖掘整理少数民族古籍,不仅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而且有利于中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的“整理出版古籍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那样,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卢文弨与古籍的校勘

清代乾嘉学派在我国古籍的整理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在古籍校雠方面取得的成就尤为显著.在当时,从事校雠已蔚然成风,“上自巨卿名儒,下逮博士学究无不通知此义”.而始开乾嘉校雠之风的,当首推卢文弨.他毕生致力于古籍的校雠,为我国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卢文弨自幼喜读书,十五六岁就有志于校雠之事.他自称“余年十五、六从人借书,读即钞之.久之患诸书文字多谬误,颇有志于校勘”.     

古籍整理和出版若干问题刍议

古籍整理需要专业知识人才,出版古籍需要专业的审稿和编辑人员。所以,整理和出版古籍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该项工作在不少方面仍需探讨,不断完善。这里就我工作和学习中所遇的一些问题及见解陈述于下。     

我国大规模有系统地整理文化古籍 十年出版古籍三千五百种

中新社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电（记者贾全欣）中国近十年来对文化古籍进行了大规模有系统的整理,总计出版了三千五百种古籍,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三十年的一点六倍。 国家新闻出版署的一位官员称,中国目前每年用于整理文化古籍的经费达六七百万元;文化古籍出版社已从十年前的两家发展为十六家,出版古籍的单位已达近百家。 一大批国家重点项目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如为研究商代历史和古文字提供重要依据的十三卷本《甲骨文全集》、收入了唐代之前全部诗歌谣谚和乐府杂碎的《先秦汉魏     

古代书法文献释读疏误简评

本从近年出版的几种有代表性的古代书法理论古籍译注本中,出训诂释读谬误数十例加以剖析,旨在说明书法古籍的整理研究亟待提高质量,切忌急功近利。     

出好湘贤书 奉献精品群

出好湘贤书奉献精品群岳麓书社社长夏剑钦“九五”开局的１９９６年,岳麓书社将继续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抓好地方古籍的整理出版,完成“八五”规划项目的扫尾工作,一方面抓好古典名著普及本的精编精校,向广大读者奉献更多的精品图书。湖南自宋元明清以来...     

《包拯集校注》出版

在隆重纪念包拯(999-1999)诞辰1000周年的日子里,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国宜教授的古籍研究整理的最新成果《包拯集校注》,已于1999年6月中旬在黄山书社出版,并在下旬召开的全国性包拯诞辰千年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开发行。该书为国家重点古籍图书,由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组织编辑包拯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对后世影响很大,千百年来受到人民的崇仰,被尊称为包公。其遗著《包公奏议》,历史上曾多次翻刻,盛行不衰,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给今人带来很多不便。新版《包拯集校注》,在作者10年前出版的《包拯集编…     

对古籍整理研究意义的认识

1981年以来中央对古籍整理特别关怀。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曾出发出整理古籍的指示。同年7月14日陈云同志也有关于古籍整理的指示。此后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如成立一些机构,培养一些人材,出版一些有关整理研究古籍的书籍和刊物。有了一些成绩,但就全局来说,成绩并不显著。     

《贺双卿集》：清代农民女词人的血泪之书

贺双卿的诗文,主要辑自于康乾年间与贺双卿同时的金坛人史震林的纪实体笔记《西青散记》（乾隆瓜渚草堂刊本）。《散记》初刻于乾隆三年（1738）。今人杜芳琴教授在《散记》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将贺双卿的诗文整理成《贺双卿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     

从点校《八旗通志》谈到古籍整理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于1983年4月成立了《八旗通志》点校组。 《八旗通志》是一部民族古籍,全书十六八十册二百五十三卷,三百余万字。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等奉敕纂修,乾隆四年（1739）四月成书。点校组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截至1984年十一月底,点校完毕,交稿付印,计划于本年六月出版。 古籍整理是一项“救书,救人,救学科”的重要工作。点校这样大部头的民族古籍,对全组大多数同志说来,又是第一次。由于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但是,通过这次尝试,我们也获得一些体会,认识到在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中,特别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 选择书目 中国现存的古籍浩如烟海,如何选目,这是古籍整理者遇到的首要问题。今以《八旗通志》为     

全国地方志系统旧方志整理与开发利用研讨会纪要

2005年7月24～29日,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年鉴处与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联合承办的全国地方志系统旧方志整理与开发利用研讨会在西安市召开。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罗振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副主任田嘉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史志机构的14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采取专家授课、大会交流和分组讨论的方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会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原主任许选民介绍了国家古籍整理工作开展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德信讲授了旧方志整理的有关知识和已出版旧方志标点错讹举例,黄山书社总编辑赵国华介绍了全国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古籍的情况,     

聚散弹指之间——从历代“书厄”和藏书工作说起

中国历代典籍,多灾多难,隋人牛弘曾概括为“五厄”,明人胡元瑞则另举典籍之“五厄”,于是,古来典籍遭受的劫难,到明代已达“十厄”之多。为了挽救珍贵的文献,历代政府和藏书家做了很多努力。古籍留存不易,今人如不珍惜,聚散只在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