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域史事杂录

“秃鲁麻”是个非汉语词汇,以往的研究者多释其为棉织物或棉花,本文通过辨析文献对这一解说提出质疑。此外本文还对元代畏兀儿文臣沙剌班的事迹多所补正。     

试论元朝中央政府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

章依据元代畏兀儿书及汉史籍探索元朝政府治理畏兀儿地区的措施,考述其在畏兀儿地区的行政建设以及亦都护地方政权的性质与职掌。认为蒙元政府对其所统辖的畏兀儿社会的间接军事行政统治,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蒙古制度与自下而上的当地制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的结合而实现的。     

元代畏兀儿翻译家安藏考

安藏,又名安藏札牙答思,畏兀儿人,元代著名翻译家,一生译著丰富。他佛学造诣深厚,兼通儒学,掌握畏兀儿语、汉语、蒙古语、藏语等多种语言文字。他用蒙古文翻译了大量儒家典籍,为元朝制定政策法令提供借鉴,还翻译、创作了佛教经典及诗歌,并培养了一些畏兀儿喇嘛僧,促进了佛教事业的发展。     

蒙元畏兀儿廉氏家族新考

纂修于光绪辛卯年(1891)的《廉氏宗谱》,保存了不少珍贵可靠的元代史料,可考证未明确世系关系的廉氏成员廉阿鲁浑海牙、廉五麟八哈、廉道安等多人,弥补正史和方志的不足,对研究蒙元内迁畏兀儿廉氏家族多有裨益。     

海外元代畏兀儿人研究述评

蒙元时期的畏兀儿人为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做出了贡献,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不辍。相对而言,海外学者的研究比国内起步要早,加上国外学者精通多种语言,而且拥有国内难得的资料,推出了数量丰富而学术价值甚高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畏兀儿家族及其变迁、宗教活动、文化素养、畏兀儿与蒙古关系等多个领域。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简略评介,有利于促进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进展。     

王鹗与元代金史撰述

在元代所修宋、辽、金三史中,《金史》颇为学者所赞赏,这与元初名臣王鹗的艰辛努力密切相关。王鹗不但是元代金史纂修的倡导者与开启者,而且所撰写的《汝南遗事》一书与所辑集的金代史事,为金史的撰述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他的史学活动为元末《金史》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史研究综述

自元代脱脱撰《金史》以来,关于金史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认真回顾金史研究的过去,有助于今后的金史研究。总結过去,是进一步开展金史研究的新起点。一、清和清以前的金史研究元代关于金史的研究,是围绕着《金史》的修纂而开展的。关于《金史》正统的讨论和金史资料的收集,是元代金史研究的两件大事。《金史》修成,元代的金史研究也即告结束。在明代,金史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有关金史的研究。主要是杨循吉的《金小史》八卷。杨氏还撰有《辽小史》一卷。此二种后来都收入《辽海丛书》。《金小史》是根据官修《金史》,简述金朝的兴亡。以其篇幅短小,故称“小史”。     

四世噶玛巴若贝多吉元末西北朝圣巡礼活动考述——以其藏文传记史料为中心

文章以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波为其上师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若贝多吉所作传记为主要文本,结合《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等典籍,探讨若贝多吉在西夏故地北五台山、河西甘凉两州的汉藏佛教寺院以及敦煌莫高窟等地的朝圣巡礼活动,复原诸多人名、地名与事件,认为直至元朝末年西北地区的诸多佛教圣地依然对来自西藏的高僧活佛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元代西北地区是汉、藏、蒙古、党项、畏兀儿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     

元代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事迹再探讨

鲁明善是元代著名的农学家,生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后迁居内地,著有《农桑衣食撮要》一书。此书流传至今,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本文在认真研读元人碑刻及其他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就鲁明善的名号、出生地、为官经历等相关问题进行考述,并分析这位畏兀儿农学家的处世态度和政治理想。     

元代西夏僧人沙罗巴事辑

一、《佛祖历代通载》对沙罗巴的记载 13世纪藏传佛教流播中土之时。虽然传教僧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鼓励和支持，但却往往受到中土儒学文士和佛教徒公开或无形的抵制。大多数藏族僧侣似置身中原文化之外．而未能像畏兀儿人那样投身于中原士人所敬重的文化事业。这种情况与元代西夏遗民也是不同的。1227年，西夏国被蒙古灭亡后，很多西夏人汉化，在中原地区用汉文进行创作，成为名闻遐迩的诗人，     

“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

本文考察了古典时间名词“近代”和“近世”在清末民国时期词义的演化及其给中国史学近代化和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带来的影响 ,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和“近世”词义的翻新 ,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 ,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近代化 ,促进了专门史、边缘史、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同时又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诗渊》所收戴复古集外诗

南宋江湖诗人戴复古虽有《石屏诗集》传世,但遗逸正复不少,历年来有过几次辑佚之举,但都不能称为尽善。《诗渊》是宋诗的辑佚渊薮,此次利用《〈诗渊〉索引》,将其中包含的戴复古集外诗全部加以辑录编排,并指明《诗渊》及《索引》的摘录、编录错误,同时纠正前人利用《诗渊》考佚所得结论中的失误,以彻底澄清这一问题。     

略论《唐六典》的编纂特色

本文通过考察典制专著《唐六典》的编纂特色,认为在开元盛世大背景下编撰的《唐六典》,发展并完善了《周礼》以六部为纲,设官分职的编纂之法,创构了规模宏大、纲目清楚、叙述规范的典制编纂体例和绝无“点窜变易”地编辑、实录一朝典制史料的特色,成为“会典体”典制体裁的创始之作。其内容丰富、创意独具的自注与正文互为经纬、动态记载一代典制的崭新记述方法,为后世典制专著创造性地运用自注作出了良好的范式;该书在历史编纂学上有着明显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困学纪闻》元刻本考述

《困学纪闻》是宋末元初学者王应麟撰写的札记考证之文,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书在元代有两种刻本,一种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序跋完备的元泰定二年刻本,一种是没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序跋不完备的刻本。清代藏书家多怀疑他们手中的元泰定二年刻本为明刻本,而无序跋本才是真正的元泰定刻本。但是通过考察、分析中日藏书家的藏书志,《困学纪闻》在元代确有前述两种刻本,二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刊刻时间、版本形式不同,真正的元泰定刻本现藏日本,国内所藏元本只有无序跋本,而所谓的“元泰定本”其实是明翻刻本。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解读盛懋及其绘画

Sheng Mao was an important landscape painter in the late period of Yuan Dynasty, learning from Dong and Ju. His style was minute and delicate, gaining great reputation at that time. However, his position was shaken since four maters of Yuan Dynasty grew up later. Anyway he is a great painter with unique style. The author draws an instructive opinion on his painting.     

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户籍问题

三杨庄聚落遗址发现的庭院内的房屋建筑,符合汉代一般民户建筑的"一堂二内"的记载,也与汉代"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相适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一宅"的面积是"大方卅步",约相当于今天1700多平方米。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近2000平方米,基本符合《二年律令·户律》中普通民户"一宅"的面积。这表明汉代关于住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汉代人所抨击的"田宅逾制"问题,是说"田"、"宅"都不能"逾制",其中"宅"的面积大小的规定必定是长期存在的;三杨庄庭院遗址,可能就是《二年律令·户律》中"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真实再现,"民宅园户籍"应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综合簿籍。     

元代法律体系之构建——元代法律组成解析

元代法律由以大札撒为核心的蒙古法和为了满足统治需要不断立法而形成的条格组成.蒙古法为元代地位最高之法,延续于蒙古国,称之为札撒,具有"以刑为主,诸法合一"法典的性质.条格,为元代立法所有成果,是对唐格的借鉴,对蒙古法的必要补充,具有"以行政法为主,刑法为其重要内容,诸法合一"法典的性质,含狭义条格、断例、制诏.在对元代法律组成解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元代法律体系由札撒、条格构成,在条格内又有亚系--狭义条格、断例、制诏.此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全面掌握元代法律,也有利于反思元史学界对元代法律的基本看法.     

袁枚的“诗”“学”观

袁枚针对清诗目益学问化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于是有人误认为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轻学浅薄,游学无根。事实上袁枚很重视诗歌与学问的关系,他对“诗”与“学”的关系有三个基本主张：一是诗须有学,二是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三是主张化学入诗。他的诗歌没有脱离清诗质厚重学的时代特征,不是清诗的变异,而恰好是这个茂盛园圃里敢于争春怒放的花朵。     

元代义仓初探

元代义仓设立于元初,曾对元代的备荒救灾事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管理不善及官府的挪用,元代义仓呈现了名存实亡的态势,而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当与包括义仓在内的元代社会保障机构的废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明洪武时期内迁蒙古人辨析

洪武时期 ,明朝廷对北元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 ,被认为是蒙古人的故元官兵大规模南下 ,直接导致了北元复国失败和分裂瓦解。作者通过对南下故元官兵的由来、民族构成和蒙古人特点的分析 ,认为所谓南下蒙古人 ,实际上绝大多数是改朝换代时北退的元朝官兵。他们中汉族占有相当比重 ,其中的蒙古人也具有久居中原、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些内在因素的存在 ,才使明朝的招抚政策发挥了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