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荣芳《秦汉史论集（外三篇）》

评张荣芳《秦汉史论集（外三篇）》王子今张荣芳先生著《秦汉史论集（外三篇）》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秦汉史论集（外三篇）》集合了张荣芳先生累年研究的成果。其中《关于秦末大起义的性质问题》、《论两汉的“公田”》、《论两汉太学的历史作用》以...     

论西晋《辟雍碑》所见的太学诸生

民国时期出土的西晋咸宁四年《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对于进一步探讨西晋时期太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出现了礼生、弟子、门人、寄学、散生、都讲等太学诸生的称谓,丰富了对于太学诸生群体的认识。通过对姓名、籍贯等信息的统计,可以看出西晋太学诸生的构成呈现出身份庞杂、来源广泛的特点。对比传世文献,碑刻中所列的太学诸生情况可以加深对太学、囯子学二学并立、太学兴衰的理解。     

六朝太学与国学考辨

学术界对六朝时期太学与国学的关系有多种不同看法。有六朝国学始于东吴孙休时说,有东吴无国学说。有人认为南朝的太学与国学是两所并列的学校,有时两者同置,有时一存一废;有南朝只有国学而无太学说等。事实上东吴并无太学或国学存在;西晋开始在太学之中设置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校舍分离,号称“二学”;东晋先设太学,后又增设国学,并将“二学”校舍合并;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由于国学以上层贵族子弟为培养对象,国学的地位和名声高于太学,因此“国学”常常取代“太学”,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习惯通称。     

北京孔庙平定告成太学碑所涉兵器述略

北京孔庙有七座讲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平定边疆叛乱、统一中国的告成太学纪功碑:康熙四十三年《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道光八年《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七座碑的碑文均提及对火炮和枪等兵器的使用,本文对所涉战争中火器的使用情况进行述略。     

清代的军礼——以北京孔庙平定告功碑为例

北京孔庙有7座讲述清代多位皇帝平定边疆叛乱,统一中国的告成太学纪功碑,立于大成门院内东西两侧,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依次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1725)《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清乾隆十四年(1749)《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1776)《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道光八年(1828)《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     

论两汉时期太学与辟雍、明堂的关系

太学是"礼义之宫",辟雍、明堂是行礼之所。它们之间的关系,自汉武帝设立太学以来,一直模糊难辨。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对这个问题初步探讨,认为在西汉前中期,太学可能与辟雍逐渐分途而就于明堂处;到东汉时期,太学、辟雍、明堂已经分工明确了。三者分工明确是教育逐渐由礼制独立出来的反映,也是太学规模扩大的直接结果,但汉代太学并没有脱离礼制的窠臼,完全独立为一个纯正的知识教育机构。     

两汉都城规划布局探析

两汉都城之间的布局变化表现为:宫城布局由西汉的多宫向东汉的南北两宫演变,宫城面积占城市面积的比例下降;其社稷和宗庙开始由宫城移至城南郊,但与宫城依然呈"左祖右社"的格局;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以及太学设置在东汉洛阳城南郊显要位置,创我国都城建设之首例;城市供水由西汉长安城的单供宫城园林用水,发展为布及整个东汉洛阳城的水资源综合利用,亦创我国都城建设之首例。     

北魏州郡学的统一建立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兼谈北魏汉族士人儒学复兴的艰辛历程

北魏州郡学不是承袭汉魏地方官学传统,而是承汉魏中央官学体系而来,学校名称、教师称谓、学制规模、考试方法均与两汉太学相似。这是因为北魏前期的中书学不能代表儒学教育传统,汉族士人将州郡学的建立看作儒学在中原的复兴。以冯太后为代表的决策者也将州郡学的建立作为一个切入点,为太和年间全面深入的汉化改革开启序幕。当汉化改革全面完成,中央官学进入正宗的儒学教育体系之后,北魏州郡学也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回到地方国民教育体系中去。北魏州郡学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重建中原儒学教育的艰辛历程。     

东汉魏晋时期的洛阳太学

太学是我国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东汉、曹魏、西晋时期的“国立大学”——太学,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乃至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见的。通过对其考察,可以看出,洛阳太学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具有严谨的学风,浓厚的学术风气,为封建统治者培养了大批人才,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汉代的太学制度

元朔五年,汉武帝为维护封建中央政权之需要,接受了董仲舒等人“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遂兴太学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这是汉代正式创立太学的开端,亦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正式大学的滥觞。随着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出于政权需要,汉代太学得到了发展。汉代首创太学,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在招生制度、教学组织形式、考试制度等方面,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有着深远的影响。(一)多途径的招生办法汉代太学生的来源是多途径的。或由“太常补     

明代国子监立簿稽查制度探析

<正>同唐宋时代相比,明代的国子监在办学形式上趋于简单化。一方面,从宋以来逐渐模糊的国子学与太学之间的界限,在明代被完全取消,过去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教育职责由作为具体教育机构的国子监独立承担;另一方面,算学、律学、书学等被排除在国子监之外。因此,在明代",国子监"与‘"太学"在指称的对象上完全一致,从而使国子监由唐宋时代的中央学校管理机构转化为比较单一的教育机构。     

古代学生啥时候休假

正从汉武帝开始,官方创办的学校就出现了,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太学"。太学相当于国立大学,就读的学生称为"太学生"。太学生就有假期了。隋唐以后,太学逐渐发展为"国子监",在国子监里就读的学生称为"监生"。据记载,在国子监里就读并不是一件舒心的事,监生们不远万里聚到京城就读,非常辛苦,于是朝廷就为这些古代的大学生们设立了休假制度。他们的假期有三种——     

南宋的太学舍选与两优状元

南宋时期,在科举入仕之外,尚有大学舍选一途。可以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南宋太学舍选,延续了北宋太学取士的制度,遵循相当严格的程序,在外舍、内舍、上舍各等级之间,太学生须通过私试、公试、上舍试等一系列考试,并结合平日在学的行艺考察之成绩,方能次第升等。上舍一般分为上、中、下三等,各有相应的待遇。其中,又以内舍优校人,再中上舍试优等,最受世人钦羡,称为“两优状元”,可以直接释褐授官。但因太学舍选之途极其艰难,故而南宋士人藉其入仕者人数较少,仅在十分之一左右。在制度梳理之外,本文遗通过若干具体的事例,呈现了南宋太学舍选的各个重要环节。     

北宋东京太学

北宋东京的教育十分发达 ,学校设置普遍 ,不仅数量大大超过了唐代 ,而且分类学科也较前细化。设在东京的全国最高学府太学 ,则是以规格高、规模大、影响远而称名于世。东京太学是在五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初仅一二百人。宋仁宗庆历年间 ,扩建校舍 ,将锡庆院扩为太学 ,增加太学生至千人左右。朝廷将学生分为上舍生、内舍生和外舍生三等 ,上舍生限定 10 0人 ,内舍生 30 0人。学生来源多为各州县推荐 ,名为贡士。“以八品 (官 )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宋神宗年间 ,王安石对科举及教育体制进行改革。针对太学 ,王安石制定了考试升舍法…     

《後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

太学生“三万余人”之记载其所以可疑,是因为在当时种种落後的社会物质条件下,对这一庞大人数,太学是绝对无法容纳、管理和进行经学传授的。特别是太学经过考试每年至多百人得以出仕,“三万余人”之出仕,希望极其渺茫,     

“挑肥拣瘦”挑的是羊

成语“挑肥拣瘦”的典故出自东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     

徐州两汉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与开发对策

徐州有独具特色的两汉文化旅游资源,但知名度不高。本文通过对徐州两汉文化旅游现状的探讨及分析,制定出包括培育两汉文化旅游形象,挖掘精品旅游线路,丰富节庆活动,开发两汉文化餐饮,创新旅游纪念品等措施使徐州两汉文化旅游健康发展。     

《两汉纪》与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的创作

《两汉纪》是首次将两汉历史以编年体写就的史书,《资治通鉴》在成书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两汉纪》的成果。《两汉纪》通过影响《资治通鉴》,进而影响到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的成书。主要表现在体裁形式的影响,叙事方法的影响和正统观念的增强三个方面。     

两汉后妃特点比较研究

两汉后妃在汉代历史上是非常活跃的,她们在擅立幼主、委政外戚等方面相似,但由于两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现实,必然造成两汉后妃在出身、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对两汉后妃特点进行比较,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透视两汉宫廷妇女精神风貌的变化,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汉代的宫廷政治。     

两汉“故事”论考

在两汉主要的法律形式律、令、科、比之外 ,故事还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 ,在汉代政治法律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汉王朝设“掌故”一职“主故事”。本文在搜集两汉故事的基础上 ,主要考述了两汉故事的形成与废止 ,两汉故事的内容 ,两汉故事的法律效力与地位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