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发现区域聚落形态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也是令人振奋、挑战智慧的工作。区域考古学看来总是会产生新的、始料未及的洞见,它具有持久的价值,并对不同规模的其他研究是基础性的,而且它也是（或者说应该是）遗产保护的根本所在。     

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

在夏商周文明发祥的中原地区,诸多龙山城址已具早期城市性质,并形成了以城址为中心、明显具有不稳定性和对抗性特点的扇形聚落群布局结构.其中聚落群同盟组织的存在可能是扇形聚落群成立的社会基础,而导致扇形聚落群及其同盟组织发生的原因则应是中原地区居民所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

西方考古学中聚落考古的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由张光直首先引入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中,聚落考古学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家对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比较熟悉,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可以说,聚落考古学当前已经与地层学、类型学一样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欧文·劳斯这篇与张光直的名篇同名的文章都是发表于1972年。在那个年代,西方考古学中的聚落考古研究正是方兴未艾。虽然同为全面介绍聚落考古学的论文,但劳斯在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上与张光直却有很大的不同。张光直主要侧重聚落考古在社会关系研究方面的作用,与威利和特里格一样认为聚落考古就是运用考古资料进行社会关系的研究。而劳斯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看待聚落形态概念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受系统论的影响较大。将这篇文章与以往介绍到国内的聚落考古方面的文献结合阅读,会对西方聚落考古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劳斯认为一个人群的生活系由三个系统所组成,即生态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反映了对环境的适应和资源的利用,文化系统系指人们的日常行为,社会系统则是指各类组织性的群体、机构和制度。在针对过去人类生活的全部问题中,聚落形态的概念(本文作者用的是残存聚落形态,指出了聚落形态作为考古遗存和研究对象的特点,认为它是由人类行为点的网络和每个点位的行为组合所构成)在与此三个系统有关的研究中特别有用。运用聚落形态方法,不仅可以研究文化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可以研究文化的生态和行为方面。在实践中,可以从这三类系统所拥有的亚系统入手,寻找证据以重建以上三类系统,复原人类的生活。他将聚落形态分为三个类型,即分散型、集中型和共生型。其中最有启发性的是维生和专职共生形态,它为研究文明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工具。另外,从聚落形态的概念出发,劳斯还探讨了文明与城市化的区别及其在考古学实践上的价值,也颇有意义。     

大辛庄遗址发掘与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思考

2003年大辛庄遗址采用新的考古发掘技术与方法,全面收集材料,开展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而言,历史工作者当顺应考古学发展趋势,采纳新技术与方法,用整体观分析问题,实现多学科合作,开展综合研究,有利于我们多层面地复原古代社会。     

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严文明先生聚落考古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题目取自严文明先生《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一文①,该文写于1999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成立之际;加"中国"二字是为了突出先生的研究重点。研究古代文明,需要以考古学为基础,结合文献记载,展开多学科全方位的综合研究。这是严文明先生对学术界的提示,也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     

宾福德、过程主义和中国考古学

2011年4月11日,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1931 -2011)教授因心肌梗塞于密苏里州克尔克维尔去世.在哀悼他的突然辞世时,世界考古学大会盛赞宾福德“以一己之力,激起考古学的一场知识运动”,“其乐观主义和学术热情足以影响了数代考古学家”.早在1999年底,《科学美国人》杂志就称,宾福德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宾福德的学术生涯几近半个世纪,明年就是宾福德发表新考古学宣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的五十周年纪念日.这半个世纪正是考古学史上告别分类-历史阶段,步入过程主义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转型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宾福德不仅开启了新考古学潮流,而且一直站在考古学研究的最前沿.无论是早期对以基德( Alfred Kidder)的中西部修正分类方案为代表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鞭笞,还是晚期与霍德( Ian Hodder)就考古学中的象征主义的交锋,还是与同属新考古学的施斐尔( Michael Schiffer)的行为考古学在中程理论上的论争,宾福德都有重要的论文.虽然宾福德为考古学提供了第一种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绝不可低估他在众多具体个案上的卓越研究.     

史前水井的考古学分析

水是生命之源,如果没有水,人类的生活、生产都将无法进行。而作为人类获取水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水井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人类开始一定程度地摆脱了地表自然水资源的束缚,在生产生活中能够更好地利用水资源。学术界对此甚为关注,不断从传说资料、文献记载、考古发现诸方面探讨水井的起源、功用以及凿井技术等问题,加深了人们对史前水井的认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聚落形态、地理环境等因素入手,对史前水井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期更加客观地认识其功能与意义。     

区域对比:环境与聚落的演进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considering environme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 sequence, alteration of settlement quantities, 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and the movement of settlements, cultural embedding superposition exponent of ancient sites, ect. among three regio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y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ree different developing patterns of ancient settlements.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and the Valley of Xilamulun River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the two native cultures, namely,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f Great River and the half-agricultural and half-stockbreeding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districts. The Valley of Hulu river,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can be the representation of secondary cultures, which originated from civilizations of great river, but dissimila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spreading abroad towards west.     

略论史前聚落的萌芽与发生

聚落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普遍发达于新石器时代,但其本身也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聚落的萌芽似应发端于晚期直立人以来的地面穴居现象,并随着房屋建筑、墓葬以及窖穴等诸多要素的相继出现而日渐复杂。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就逐渐开始形成了一些较为显著的聚落布局规划现象,为史前聚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存的微观考察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黄淮地区考古学大课题的确立[1],随着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2],随着蒙城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址连续13次的发掘[3],黄淮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同时,根据尉迟寺遗址的史前建筑资料,又把聚落考古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     

仰韶文化的聚落结构

仰韶文化是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以粟黍农耕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据C^14年代测定,大约处于BC5000—3000年之间。在华北地区,农业的开始较之更早,可以确定为BC6500年左右。进入仰韶文化以后,由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开始形成较大的聚落。     

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

陈淳先生的《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由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开始,对研究对象、学术术语、方法等的要求,以及整个学科的操作方法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借用库恩的范式说、福柯的知识型和特里格的发展阶段等视角下的科学或者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将我国考古学也归入国际考古学范例发展的特定范式或者知识型与阶段,他的大致判断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主流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相当于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流行的范式。更有启发的是,陈淳先生还梳理了西方考古学在六十年代之后的范例变革,并同样进行了批评性反思,尤其是对当下中国学者关心较多的以功能论与过程论、系统论作为主导性话语的新考古学进行了辨析。新考古学的独特之处是不再将文化看作是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一群遗存或者器物组合,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复杂系统,并认为可以从这种系统的运转来解释文化变迁,进而与当时其他社会科学相呼应,提出认识人类文化发展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陈先生认为,中国考古的主流在本质上主要关心的是古代遗存的时空谱系,当然也进行了诸如族群、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研究尝试,但是总体上仍然是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主导的区系类型排比关联与历史复原。以环境考古学和聚落...     

登封王城岗遗址聚落形态再考察

登封王城岗遗址自史前时期的裴李岗文化,到历史时期的明代,文化传承从未间断。而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王城岗遗址在文明演进的不同时期,其聚落形态亦发生着不断变化。     

试论“考古聚落学”——“聚落考古”专栏导读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聚落考古中心主办的"2012年度中国聚落考古新进展"专家座谈会于2013年1月28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南京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十多个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副所长主持了上午会议。首先,     

新考古学论纲

考古学(Archaeology)一词源于古希腊文,意即研究古代或古代事物的一门科学.17世纪后,其涵义稍有改变,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进行的研究.严格说来,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但这仅为狭义考古学的定义.广义考古学是指对考古调查发掘所发现的一切遗物、遗迹,包括对各种动植物、矿物等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一门学问,它有充实的内容,周密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目标.上述为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学家采用放射性碳十四测定年代法、统计分析和计算机模拟系统等先进科学方法,发展了一种更加精确的技术,应用于古代人类制品的研究.这些现代技术根本上改变了对历史证据的看法,标志着考古学从研究文化史到研究文化发展过程的转变,这便是"新考古学".     

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 合,不仅将会对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带给考古学以新的研究方法、手段,也将会 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聚落考古在中国——历程·现状·问题

本文对聚落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理性的分析,指出了现今聚落考古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作者将以往田野考古中进行的聚落考古实践分为全面揭露一处遗址、区域考古调查、区域考古调查与全面揭露及多学科结合三种形式,并对如何进行聚落实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略谈考古学文化与史前社会研究

在有关社会历史的考古学研究中,考古学文化集中揭示的是以物质形态为核心的地域文化,而构成特定人类共同体及其文化的核心却在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精神文化方面.考古学文化中的聚落遗存虽是探讨人类共同体的有效途径,但也无法完全克服考古资料的模糊性特征,尤其是民族考古学研究还需密切关注文献资料的模糊性与局限性.相对而言,考古资料的物质性、客观性和全面性特点,使得考古学文化在社会历史的宏观性和长时段性(过程)研究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作用.     

关于聚落考古的方法问题

所谓聚落考古,就是以聚落为对象,研究其具体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进而研究聚落形态的演变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轨迹。聚落考古往往要与环境考古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们讲的聚落形态不是遗址形态。在聚落形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它所反映的社会面貌或社会组织结构也应当没有本质的改变。有些聚落中的遗迹保存得比较好,不但可以进行功能区的划分,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各功能区乃至单体建筑之间的联系,借以复原当时的社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据地层关系和文化分期难以达到目的,还需要引入地面的概念,要设法揭示完整的地面。聚落调查的目的不仅是要了解有没有遗址,也不仅仅是了解遗址中有哪几个时期的东西。从聚落考古的要求来说,至少要了解遗址中是单一文化期的聚落,还是有几个时期不同范围的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