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双科斗文考义

一、从新都蜀王墓中漆耳杯双科斗文谈起1980年3月,新都县马家场发现了一座战国木停墓。由于腰坑中发现188件成组成套的铜器,考古界倾向于定为开明氏蜀国的某代蜀王墓。墓中还出土一件3．5厘米见方的方形铜印,印文图语显示了王玉的风范。笔者根据墓中盖铭为“邵之鼎”的铜鼎,推测墓主蜀王名为“开明邵”①。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出土一件漆耳杯,耳部张开如双翼,杯心还绘有一个巴蜀文字符号（图一）：两个并列的科斗形,下有波浪纹两道。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巴蜀漆器,具有地方独特的风格②。漆耳杯上的“双科斗文”,在巴蜀印章中屡屡…     

巴蜀印章试探

在中国大陆上最早使用印章的民族就是巴族。公元前两千年纪 ,巴族在贸易活动中必须使用印章 ,因为巴族是商业民族。近年在湖北省香炉石遗址发现的两枚陶印就是其实例。这些陶印是中国最早的实用印章。这些巴族陶印是巴族看印纹陶的技术得到启发作出的。公元前 6世纪以后出现的所谓巴蜀印章是受印度河印章的影响而成立的。但是 ,巴蜀印章不是在商业活动中使用的印章而是护身符或者服饰上的装饰用品。这个时代 ,巴族已不是商业民族了。巴蜀时代 ,巴蜀民族使用两种文字。其一是图像文字 ,还有一种是表音文字。图像文字是巴蜀民族独自创造的图画文字 ,是铭文专用的。而表音文字是受波斯阿拉米文字的影响成立的。这种文字是表示语言的、是当时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的。在巴蜀印章的印面上用的是图画文字和符号。这些都含蓄表示“吉祥”、“侥幸”、“辟邪”等意义。中国东部地区的汉字印章是受巴蜀印章的影响而出现的。     

记几方珍贵的巴蜀符号印

巴蜀印章是古代巴蜀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这类印章与中原华夏族的玺印不同,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印面所铸的并非汉字,而是一些人物、动植物以及几何形等图形。这些铸在印面上的各种图形也见于巴蜀青铜兵器、乐器或容器上。①目前学术界对见于巴蜀印章、青铜兵器等的这类图形仍无法释读,对其性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1.文字,2.图语,3.符号,4.图腾或族徽。②根据目     

“巴蜀印章”与古代商旅

(一) “巴蜀印章”是一类有别于传统印章的巴蜀考古文物,其显著特点是印面没有文字,而是一些图纹、符号。“巴蜀印章”皆为铜铸,绝大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八角形(峨眉) 及“”形(荥经)。圆形印章径0.8——3.5厘米不等,以径2厘米以下者居多;印体较薄,一般在0.5厘米以下;钮形较简单,一般为桥钮、鼻钮,个别为动物形钮。此外,在荥经南罗村,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还出土了骨质刻制的方形印一颗。(附图)     

四川宝兴出土巴蜀符号印等文物

1998年3月,宝兴县文物管理所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赴海拔约1600米的五龙乡厄尔山西北坡调查一处古墓葬遗址。该处有时代较早的土坑墓,也有汉代的砖室墓,并清理了一座因当地村民修建猪圈而暴露的墓葬。墓葬为小型竖穴土坑墓,未见葬具,墓底尚存未朽尽的墓主残骸。由于破坏扰乱严重,墓葬规格和葬式不详。出土器物有巴蜀符号印及青铜器,现将出土器物简介如下。     

考古学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研究

通过对巴蜀墓葬资料的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可知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巴蜀印章应非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巴蜀印章的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战国早期发现虽少,但已较为成熟;战国晚期形制多样化、复杂化。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见铜饰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应与印章有关。     

“义沟道宰印”考释

“义沟道宰印”印文印拓先后收录于《切庵集古印存》、《汉印文字征》、《印典》之中。义沟：《汉书·地理志·北地郡》载“义渠道,莽曰义沟。”其意是说王莽将“义渠道”之政区名称改为“义沟”政区名称。     

北朝瓦文考略

《礼记·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古人常常在瓦上留下铭刻文字,这种瓦文也影响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北朝瓦文主要发现于大同、洛阳、临漳、太原等北朝时期的都城遗址中,对瓦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北朝社会,是北朝考古的重要资料。     

张衡文考释三则

东汉张衡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博雅善属文,出经入史,精于物理,文章著述颇丰,然历代零落损毁,所剩不多,且多残缺,尽管后人对凡隶其名下的文章残句多方搜罗考辨,其中疑阙依然甚多.     

周伯琦书至正钱文考

正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十一月实行了一次货币改革,"诏天下以中统交钞壹贯文权铜钱壹千文,准至元宝钞贰贯,仍铸至正通宝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1]这次铸行的至正通宝钱,制作规整,楷法精美,在全国统一使用。清代以来,金石学界又发现了一种至正之宝钱,背面穿上有"吉"字,穿右有"权钞"二字,穿左纪值,有伍分、壹钱、壹钱伍分、贰钱伍分、伍钱共五种。这种钱不见于原始     

倭国王武上表文考

倭国王武上表文是一篇华丽的骈体文。我虽读过多遍,然疑难莫释。近日再读,豁然开朗,疑团顿消。兴奋之余,草成此小考,以飨读者。 《宋书》倭国传称:“顺帝升明二年(478年),(武)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     

什邡龙居寺

什邡龙居寺位于什邡县湔底乡,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元至顺年间修葺,明成化年间增修前殿,经清康熙至光绪三年续修,全寺告成。龙居寺座南向北,建筑依山就势,为复四合院不完全对称形布局。整个建筑精巧别致,结构谨严。龙居寺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占地面积23450平方米。有廊房252间。其石木结构的建筑和丰富精湛的石木雕艺术是该寺的一大特色。《蜀中名胜记》载,“后蜀王孟昶,尝于夏日,偕花蕊夫人至寺避暑。寺僧水观禅师,先一月预知之,因赐号为预知焉”。被孟昶赐名“预知禅师”,而龙居寺便有“蜀王消夏行宫”之称。南宋地理总志《方舆胜     

法门寺地宫金银器錾文考释

法门寺地宫金银器錾文考释韩伟法门寺地宫共出土各类唐代金银器１２１件,其中有錾文的２１件,占总数１／６强。錾文中包含着丰富的研究晚唐时期方镇贡献、宦官擅权、宫廷作坊、密宗活动的历史资料,值得予以高度重视。从錾文的类别上大体可划分为三类：１．方镇贡献类①...     

金时昌国石棺刻文考释

金时昌国石棺出土于河北省新城县(今高碑店市),棺盖刻墓志铭,凑刻《智炬如来心破地狱真言》。根据柯昌泗的记录,该石棺的出土时间为1937年。凑刻真言揭示出金前中期中都地区部分汉人的葬俗仍遵循着辽代文化传统。墓主时昌国之父时蒙在辽末曾中明经进士第,证明辽代科举明经科在道宗朝后期依然存在。时昌国以从四品的武散官身份得封郡伯,母亲得封郡太君,证明《金史·百官志》关于四品官封爵制度在承安二年(1197)才发生变化的记载存在讹误。凭借叔祖时立爱恩荫出身的时昌国,之所以在金初仕途偃蹇不进,大概与他不乐读书而未能科考中第有关,这也是时氏家族入金以后逐步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战国古玺文考释两篇

此字见于．《印典》2252页①：该书把此字当作不可辨识的字。按战国文字中从心的字频见。跟此字所从偏旁有关的形体如下：     

唐著作郎官与碑志文考论

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原本属于著作局的修史职能,转移至新创设的史馆.此后著作郎官的职责主要是修撰碑志、兼职修史和编纂图籍.郎官职务变动与碑志文体发展的关系较为密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郎官1选任重史才,使碑志文的史传性质获得制度上的保障.其二,作为官方力量介入碑志撰作,一方面使其发展趋于保守从而高度程式化,另一方面与私人力量相互作用,使其总体形态呈现骈散交替特征.     

巴蜀铜鍪与巴蜀之师

巴蜀铜鍪与巴蜀之师刘弘铜鍪是晚期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它与柳叶型剑“烟荷包”式,中胡三穿与大三角援戈,巴蜀图语印章,辫索纹竖环耳釜、、及削、斤、锯、凿等构成了战国时期巴蜀考古学文化特有的代表性铜器群。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向其文化区域外的幅射力,从考古学角...     

四川什邡出土宋代银碗

1985年5月中旬,在四川什邡县蓥华乡场镇下水道工地上1.5米深处发现宋代银碗十只,(图一)查考系北宋末年绍圣进士刘直夫宴客进羹之器。银碗周围布满宋影青陶瓷器皿碎片,十只银碗重叠置放在碎片土坑中,根据现场断定乃宋代窖藏之物。银豌胎身匀薄,工艺精湛。弧腹圆底,口沿内撇,高脚空心,成喇叭形圈脚,无花纹图案,全高4.5厘米,容深3.0厘米,碗口直径9.5厘米,碗脚直径3.5厘米,圈脚高1.4厘米,每只碗重55克,共重550克。银碗圈脚上均錾有“直夫二字,(图二)距“直夫”二字不远处,又有刀刻痕纹的一个“宜”字,(图三),据考:“直夫”二字乃原碗主刘汲之字,刀刻痕纹“宜”字乃新碗主邓宜之名讳。刘汲字直夫,四川眉州丹陵人,宋绍圣四年进士,曾为川东合州(合川)司理,甘     

巴蜀铜印浅析

巴蜀符号,学术界争论较大,或称巴蜀图语,或称巴蜀文字,或谓巴蜀图腾,从说纷经,所以说巴蜀符号,是迄今仍未解开的巴蜀之谜。巴蜀符号,主要镌刻在巴蜀墓葬出土的铜兵器（如戈、剑、矛、铱）、铜乐器（如钟、5享于、怔）、铜工具和生活用具（如瓶、罐、壶、）器物以及铜印章上,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铜印上的这种符号。中国的古印,是指秦以前的官私势印。目前传世的古印,则大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它是当时政治关系的凭证和经济交往的信物,对研究当时的历史和汉字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价值。中国过去研究古印的主要是中原地区,对一些边睡…